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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梁武帝的佞佛与大度


    梁武帝萧衍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遭非议和最富争议的一个皇帝了。
    他三十八岁登基,八十六岁死于侯景之乱,在位四十八年。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都是短命的政权,其中宋经历八个皇帝,共五十九年;齐经历七帝,二十三年;梁四帝五十五年;陈五帝三十二年。前后二十四位南朝皇帝,梁武帝的统治时间固然为最,置诸秦统一中国后之帝王世系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享国最久的皇帝之一,只略逊于康熙的六十一年、乾隆的六十年和汉武帝刘徹的五十三年,而与明神宗朱翊钧同以六八之数并列第四。
    可是结局就不能和汉武或康、乾乃至万历帝同日而语了。
    汉武帝一生功成名遂,在他统治时期汉代达到了全盛,虽然晚年求仙有些走火入魔,终究死得较为平安。康、乾有“盛世”之称,他们身后仍有一百多年的天下。晚年的康熙因诸皇子夺嫡,弄得心烦意迷,甚至有人怀疑其驾崩系皇四子胤禛作了手脚所致,但此说缺乏证据,平实而论,也许还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较为可信。至于乾隆,早在临宇之初,就发誓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把皇位传给嗣子,后来果然实践诺言,当御极周甲子大庆之际,传位给嘉亲王永琰(嘉庆帝),又过四年,安然而逝,终年八十九岁。而万历帝病死之后,明室也还延续二十余年始亡。
    梁武帝则不同,他是在侯景攻陷建康,城中十余万男女只剩下二三千人的情况下,被软禁起来,病饿而死的。人们并不同情他,因为侯景之乱系他一手酿成。当时南北朝臣无不知侯景是个机诈多变、反覆无常的小人,在降梁之前已有过多次叛而降、降而叛的记录。梁武帝不纳众谏,荒唐地把夜梦天下太平和侯景求降联系起来,以为统一中原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委以重任,结果铸成大错,落得国破身亡。
    史载公元547年,梁朝主力军五万人在彭城寒山堰被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击败,梁武帝闻讯紧张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可是兵败之后,他继续任命侯景为豫州刺史,并赐给青布万段,信使相望,完全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难怪羁留北方的为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里要说他“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了。
    梁武帝另一件遭诟病的事情是佞佛。
    本来这在儒、释、道并存兼容的中国传统社会,也算不得什么。汉武帝为神仙方士所惑,前面已附及。英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避免与和尚、道士打交道。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王室之间,骨肉相残,杀人如麻,仅齐梁之际,史家就有“内难九兴,外寇三作”的说法,民谣则谓:“遥望建康城,江水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上至群臣君上,下至草野黎庶,均有朝不保夕之感。佛教借此弥漫,土壤气候,正复相宜。梁武帝父兄曾佐命萧道成夺取刘宋政权,他本人是在杀戮中走过来的,皈依释氏,应属自然。
    问题是,他佞佛佞得有些过火,反而觉得当皇帝很委曲,一再表白“有天下,本非宿志”,宁愿“归志园林,任情草泽”,雅不情愿在这里“膺大宝”。这还不说,当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三座规模宏阔的佛寺建成之后,他亲自到同泰寺舍了身,三日后才还宫。两年后更进而脱掉帝衣,穿上僧服,住进同泰寺便房,在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讲起了《涅槃经》。佛教称这种舍身方法为“清净大捨”,走到这一步,就不容易回来了。
    梁朝公卿群臣于是慌了手脚,不得已出钱一亿万,才把皇帝赎出来。不料后来又有第二、第三次舍身,再出一亿万奉赎,皇帝虽然没跑掉,满朝上下早已鸡飞狗跳,不成体统。所以当朝就有一个叫名荀济的人发出警告:“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今宋齐寺像见在,陛下承事,则宋齐之变,不言而显矣。”后来更有人以武帝佞佛为萧梁丧乱败亡的直接原因。
    梁武帝因佞佛,大造寺院,广施僧钱,上行下效,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固是事实。屡次舍身,势必引起朝政废弛,也毋庸讳言。但要说萧梁的败亡主要是由皇帝佞佛所致,则未必允当。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卷论《全梁文》部分,对此广征博引,析论甚详,并引而为说:“夫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究其理则势不两立,而见诸行则事必折衷,损益调停,经亦从权。故谄道佞佛,虽甚妨御宇为政,而不能尽废御宇为政。”又说:“梁武台城之殍,宋徽青城之俘,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可谓理通明辨之论。何况拨开云翳,以实为史,梁武帝自有其长处,否则不会享国那么久。
    史载他勤奋好学,善为文辞,“千赋百诗,直疏便就”;对经学、文学都很有研究,著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通史》六百卷;工书法,喜卜筮,长骑射。且生活尚俭,穿布衣,吃粗食,一日只一餐。不饮酒,不听音声,勤于案牍,冬天四更便起床,把灯烛披览,冻裂双手,仍坚持不懈。由于浸沉佛法,即使所下诏谕,也带有“煦煦为仁”之意。惹得与南朝对峙的东魏丞相高欢不无妒意,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事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其实早在称帝之前,当萧衍与沈约、谢眺等在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并称“八友”的时候,他的这种儒雅之风就开始养成。只不过流俗史家的眼睛难免掺进势利,容易蹈以成败论人的历史覆辙,既然佞佛和纳降侯景是梁武帝生平两大显污明误,余下种种便化作微德小善而不为人所注意了。
    不过依笔者的看法,梁武帝还有两点至为难能的地方,于今思之,仍会产生庄肃诚敬之感。一是他佞佛佞得真诚,是真信仰,不是假信仰。这有他写给萧宝夤的手书所说“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可证。《净业赋》的序里也提到此点。另外《梁书》本纪有“五十外便断房室”的记载。时间容或有出入,要之至少有三、四十年之久梁武帝真正做到了拒女色、“断房室”、“不食鱼肉”,应是不争的事实。孔子说“食色性也”,做到这点,可不是容易的事,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和义无返顾的宗教精神,万不可能。二是梁武帝自己虽然佞佛,对反对佞佛、撰写《神灭论》的范缜,却不施加迫害,而是诉诸理性,亲率群臣与之辩难,自己还专门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提出:“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颇有平等论争的学者风度。这在传统专制社会,站在九五之尊的立场,可不是一件小事。
    只这一点,就不该忘记南朝有个梁武帝。
    所有今人的论著,无不称赞范缜有理论勇气。殊不知勇气的产生,也须有相应的思想文化环境。《管锥编》作者论范缜有云:“缜洵大勇,倘亦有恃粱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者矣。”是呵,是呵!
    刘梦溪    新浪博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