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用诗的语言讲述中华文明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6:11:30 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为让更多青少年学习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著名作家苏叔阳先生写作了《中国读本》一书。这本15万字的专著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文艺以 及宇宙观、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其深入浅出的风格和散文诗般的语言深受读者欢迎，自1998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已销售了1200余万册。不久前，苏叔阳先生又和德国贝塔斯曼书友会、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三联书店有限公司签署了该书德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繁体版出版授权书，使《中国读本》进入了海外市场。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苏叔阳先生，就《中国读本》做了一次深入的交谈。 记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都是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最近几十年，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关注与研究，您的写作是否也基于这样的背景？ 苏叔阳：几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造成全民族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大大降低，使我们失去了自信心，同时也失去了自尊心，自豪感。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做一次全新的评价，同西方优秀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世纪的中华文化。纯粹恢复国学没有出息，因为没有前进；完全抛弃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你并不了解前人。《中国读本》的创作，正是为了增强民族的自豪感，让人们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记者：目前国内外也出版了许多介绍与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您的这本书和其他的介绍中国文化的书有什么不同？ 苏叔阳：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诸多困难：第一，我不能简单地复述别人的观点，要有我自己的品格。第二，我的观点必须建筑在所用的历史事实完全正确的基础上。在看过许多书后，俯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发现其中的规律，必须通俗地说，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诉说，这种语言不能是学院式或寺庙式的，必须让人能够听懂，还不能走样。要打破一般的写史的体例。我国史书体例丰富，我在写作《中国读本》时，尽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写。书中首先介绍祖国的地理面貌，然后是历史的大脉络，用很短的篇幅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大体的节奏，就像是站在高山上俯瞰下方，从中找出自己的规律。然后再按专业，从文字特点、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经济文化、文学艺术、军事、杰出贡献等方面来写。这是我的创建。最后一点，就是必须精简。现在大套的书很多，让人看不完也买不起。这本书的字数限制在15万字内，因此文中都是自己极力想要说的话。 这本书既要精简，还要通俗，还要作为文学书来写，这就花了很大功夫。虽然现在反观还有些粗糙，但毕竟做了第一步，而且很受欢迎，得到了多项大奖。现在有关部门对这本书的定位是：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厚研究的作家用文学的语言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复述和描述。作为文学家的描述，不同于一般历史书籍和介绍中国旅游的书籍，里面充满了个性。很多是我读史时自己的感觉，用文学的语言说出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常常有一种写小说或戏剧时候灵感突然袭来的感觉。我认为这是一本文学书，体例上保持了个人写史的传统，当然我不是史学家。 记者：在去年10月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与贝塔斯曼直接集团所属德国书友会正式签署了《中国读本》一书的德文版出版和发行意向。今年6月底，您又与德国贝塔斯曼书友会、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读本》德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繁体版出版授权书。由此，《中国读本》通过贝塔斯曼的国际市场网络成功走出国门，进入欧洲主流市场。您能谈谈《中国读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吗？ 苏叔阳：贝塔斯曼直接集团在中国致力于将西方的文化介绍给中国，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他们非常重视这次合作。作为中国出版界同海外权威媒体合作，从组稿、翻译到出版、运营全面合作的第一本书，《中国读本》突破了全国出版界通行的单纯图书版权输出和成品书输出的贸易形式，在国际出版合作方面有了新的经验。 为了更加贴近西方读者，我在《中国读本》原有的框架基础之上进行了大幅的增删，几易其稿，但还是有些内容没有补充上去，如反映青藏铁路的“天路”将来还要补上，这是中国人的辉煌成就。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首诗。《史记》中荆轲刺秦王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面，在电影中很少能表现出来，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却能够生动地传达。这也正是我想在《中国读本》中表现的东西，西方人也爱看。西方人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如吃饭、传统节日等也很感兴趣。如在鬼节，人们在星光下呼喊逝去的亲人的灵魂，带他们回家吃一顿饭。这种亲情，既恐惧，又有诗意的美。这些很受西方读者的欢迎。 记者：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大好，是什么信念让您一直坚持着写下来？您认为现在的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从何而来？ 苏叔阳：生老病死是一个规律，文学上很多人都在探讨死亡这个话题。就我来说，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对死的恐惧，但更多的是对生的留恋。我认为这种留恋应该变成多做一些事情。这段走到最后门口的时间，与其消极地呆着，不如每天写些文章，有一点成就感。在写《中国读本》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愉悦伴随着我。看了很多书后，重要的不在于增长了多少知识，而是在思想方法上有一种通透感，可以理解历史纷繁复杂的现象，能够比较理智地去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感情上的好恶。 说到作家，我认为仅仅拿笔写字，这和修鞋、砌墙的没什么区别，只算是一种技能。中国古代由于文、言分开，说话和写作是两回事，这就给了会写字的知识分子一种特权。但在“五四”之后写作变成了语体文，怎么说就怎么写，文章记录的是当下的语言状况，客观上剥夺了写作者的特权。古代作家很多是哲学家和诗人，同时还有历史学家的品格，是一个高尚的人。中国汉字“人言”就是信，说出话就要讲信用，既然现在的作家没有了写作的特权，就更应该有思想家和诗人的品格，这样才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标准，起码应该立言，说出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成就了你，要回报社会就不仅仅是用语言文字混饭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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