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种眼光审视中国古代方术:从“霍金公案”说起(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4:10:21 凤凰网综合 江晓原 参加讨论
中国和西方在外部世界图像上的差异 许多人认为，古代中国人不致力于寻求外部世界的“所以然之理”，所以不如西方科学的分析传统优越。但是中国人处理知识的风格，却与博物学精神相通。 与此相对的是西方的分析传统，致力于探求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因果关系。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人即孜孜不倦地建构各种几何模型，以此来说明我们所见的宇宙（外部世界）如何运行，最典型的代表，即为托勒密的宇宙体系。 两者的差别在于：古代中国人主要关心外部世界“如何”运行，而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知识传统，更关心世界“为何”如此运行。通常在科学主义的语境中，我们习惯于认为“为何”是在解决了“如何”之后的更高境界，所以西方的传统比中国的传统更高明。其实西方并非没有别的知识传统，只是后来都未能光大。 然而考之古代世界的实际情形，如此简单的优劣结论未必能够成立。以天文学言之，古代中国人并不致力于建立几何模型去解释七政（日、月、五大行星）“为何”如此运行，但他们用抽象的周期叠加方法（古代巴比伦也使用类似方法），同样能在足够高的精度上计算并预报任意时刻的七政位置——古希腊天文学家归根结底要做的也是这件事情。而通过持续观察天象变化以统计归纳各种天象周期，同样可视为富有博物学色彩的科学活动。 如果按照前述霍金在《大设计》中的意见，则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将进一步被消解。因为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以前所坚信的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已经彻底动摇。既然几何模型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图像的人为建构，则古代中国人干脆放棄这种建构直奔应用（毕竟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只需要知道七政“如何”运行），又有何不可？ 例如，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故事，就可在类似意义下得到新的解读：“尝百草”当然是富有博物学色彩的活动。神农通过此一活动，得知哪些草能够治病，哪些不能治病。在这个传说中，神农显然没有致力于解释“为何”某些草能够治病而某些不能，更没有去建立“模型”以说明之。 相传“子不语怪力乱神”，古代中国人的外部世界图像，是否与儒家的经典理念相冲突呢？鄙意以为其实并无冲突。 “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不等于孔子排斥怪力乱神，只是表明孔子本人不谈论怪力乱神而已——谈论、研究和处理怪力乱神，本来就是巫觋们和工匠们的职责，不是孔子给自己设定的职责，所以他不谈论这类话题。 如何看待古代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以及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都和科学的定义直接相关；而愿意使用哪一种定义，又涉及更为深层的问题，所以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因为有目共睹，就很少争议。因此，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出发，尝试思考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不失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路径。 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的来自现代教育所灌输的观念体系中，我们习惯于认为，技术后面的理论支撑是科学。在当下的情境中，这一点确实是事实。但是，很多人在将这一点视为天经地义时，却并未从理论上深入思考。 例如，如果对“科学”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则现代意义上的、以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至多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那么即使只看西方世界，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那里的种种技术成就如何解释？那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呢？举例来说，欧洲那些古老的教堂，都是在现代力学理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建造起来了。那些巨大的石质穹顶，当然可以视为技术奇迹，但这种技术奇迹显然不是由以万有引力作为基础的现代力学理论所支撑的。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国时，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 比如都江堰，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公元前三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真正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效益。都江堰这样惊人的技术成就，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呢？人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了静力学、重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人们更容易也更有把握的猜想是，李冰父子熟悉阴阳五行周易八卦…… 在今天很多人的观念中，阴阳五行之类都很容易被归入“迷信”和“糟粕”之列。这种“划界”结果，也确实是我们多年来许多教科书所赞同的。多年来，遭受这种“划界”结果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医。因为中医明确将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支撑，而且中医无疑就是中国古代方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图 当代中医争论的启发意义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医几乎已面临灭顶之灾。那时有一个残酷而荒谬的口号：“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西医界和“科学界”在这个口号之下，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废除中医的努力。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中医的支持者居然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因此他们的“救亡”路径，就变成竭力证明“中医也是科学”。 可是一旦试图论证“中医也是科学”，立刻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医是用什么理论来支撑的？如果答案还是“阴阳五行”，立刻就会遭遇更加气势汹汹的质问：难道阴阳五行也算科学吗？科学和迷信还有没有区别？正是在这样捉襟见肘进退维谷的理论困境中，中医被一些“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宣布为“伪科学”，中医界人士为此痛心疾首。 到这里我们就有必要从宏观上回顾中医的历史——这种宏观的历史回顾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却经常被人忽略。 在西医——不管它今天多么“科学”、多么“先进”（想想两百年前，西医还是多么落后和野蛮）——大举进入中国之前，几千年间，中华民族的健康毫无疑问是由中医呵护的。要问这种呵护的成效，我们只需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的晚清，中国人口已达四亿。四亿人口，这就是中医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成效。放眼当时的世界，这个成效也足以傲视群伦。 也就是说，数千年来，中医作为一种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技术，它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后，甚至在“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狂风暴雨之后，它仍然幸存了下来，至今仍然行之有效。就好比都江堰至今仍然在灌溉、滋养着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一样，中医、中药至今仍然是许多国人面对疾病时的选项之一。 从理论上为中医辩护的路径有如下几种： 一、为中医争取“科学”地位（目前许多中医界人士和中医支持者就是这么做的），为此就要求承认阴阳五行也是“科学理论”，而这会遭到科学界的普遍反对。 二、坚持阴阳五行是“迷信”和“糟粕”，为此不惜将中医视为“伪科学”，某些思想上奉行“科学原教旨主义”的人士就是这么做的，但他们被中医界视为凶恶的敌人——从客观效果上看也确实如此。 三、采取更开放更宽容的立场，否定“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一原则。即使是在科学技术已经君临天下的今天，我们生活中也仍然需要许许多多“非科学”的东西。比如诗歌是科学吗？昆曲是科学吗？如果贯彻“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的原则，为什么还要容忍这些东西存在？ 诗歌、昆曲都是我随意举的例子，并无深意，但下面这个问题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诗歌或昆曲是“伪科学”？ “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将会回答说，这是因为诗歌和昆曲从未宣称过自己是“科学”，而中医却试图将自己说成科学。 这个虚拟的回答，提示了中医在理论上“救亡”的第三条道路： 不再徒劳宣称自己是科学，而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既然我没打算将自己说成科学，也就没人能够将“伪科学”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至于别人是否愿意将我视为“科学”，我无所谓。 举例来说，我们对人类身体的认识就远远不够，所以至今西方人并不像我们习惯的那样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他们通常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用西方学者熟悉的话语来说，在中医和西医眼中，人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有经络和穴位，一个却只看到肌肉、骨骼、血管、神经等等。由于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寄居在其中，所以我们很难将人体视为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 根据霍金的上述观念，完全可以认为，支撑中医这个技术体系的阴阳五行理论，就是人类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之一，虽然这个图像我们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但它又何尝没有哲学上的合理性呢？ 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医的存在是科学主义概念体系中一个理直气壮的反例，或者我们注意到，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奖让许多人感到在理论上进退维谷，这就强烈提示我们，不应该再简单化地以现代科学为标尺，去削足适履地衡量古代和现代的一切技术成就，并强制性地将这些技术成就区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甚至以此来决定我们对某项技术成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是重视还是冷落。 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