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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说文解字》对北宋“画学”的影响


    原标题:观点 |《说文解字》对北宋“画学”的影响
    
    《说文解字》对北宋“画学”的影响
    肖世孟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武汉,430205)
    
    【摘要】语言训练如何影响绘画创作?北宋“画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范本。《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北宋“画学”最重要的讲授内容,它对绘画创作的影响有三个方面:《说文》因形求义,其540部首主要来源于自然形象,这些自然形象保留了古代思维方式和特点,客观上提升了画师领会“古意”的思维能力;《说文》推求本义,从本义理解引申义,是深刻领会“诗意”的基础;不仅如此,《说文》也是训释古义的基础文献,为绘画脚本提供解读支撑。
    
    【关键词】《说文解字》 宋代宫廷绘画 “画学”
    
    在传统画论中,往往强调文化修养对创作的影响。文化修养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文化修养提升的结果体现在思维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思维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语言,语言是思维的运算符号。语言训练如何影响绘画创作?北宋“画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范本。
    
    为培养宫廷画师,宋徽宗于崇宁三年(1104)设立“画学”,其是属于国子监的一个学科。“画学”的专业方向有六科,包括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大观四年(1110)三月,将“画学”并入“翰林图画局(院)”,由“翰林图画院”代行教育培养。1127年,北宋灭亡,“画学”也随之瓦解。“画学”的命运,虽然前后只经历了二十多年,但是它对当时及后来的宫廷绘画的影响却功不可没,可以说,宋徽宗时期创办的“画学”奠定了此后宫廷绘画的基调,其原因有二:
    
    其一,宋徽宗时期的“画学”,建立了系统的画家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使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创作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其二,北宋灭亡之后,“画学”培养的一批画家成为南宋画院主力。由于南宋画院并无教学实体,依靠师徒传承,北宋“画学”培养的画家实际上成为南宋画院的“导师”,这批导师的徒子徒孙直接引领了南宋画院的创作主流。
    
    北宋“画学”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除了绘画技法,北宋“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画师的文化修养。“画学”中,主持人不再是内侍的勾当官,而是由文人士大夫充当博士 。最初是米芾,其后是宋迪犹子宋子房。“画学”中文化修养的主要内容是讲授《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并兼习《论语》《孟子》等经典文本。
    
    《 宋 史 · 卷 一 百 五 十 七 · 志 第一百十·选举三》记载:
    
    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着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
    
    《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的文本流传至今,是宋代语言训练的主要内容。以上四种书,侧重点各有所不同,若《尔雅》是着重释古今之异言,则《方言》主攻通方俗之殊语,《说文》推求本义,从字形探求文字的来由,《释名》侧重由语音探求语源。正如黄侃先生所言:“《尔雅》解释群经之义,无此则不能明一切训话。《说文》解释文字之原,无此则不能得一切文字之由来。《方言》解释时、地不同之语,无此则不能通异时异地之语言。《释名》解释文字得音之原,无此则不知声音相贯通之理。”
    
    本文主要考察《说文》对北宋“画学”的影响,北宋“画学”所教授的这四种书当中,《说文》因形求义,沟通文字形体与词义之间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运算符号,它决定了思维发展特点,《说文》保留了古代思维特点,客观上提升了画师领会“古意”的思维能力;《说文》推求本义,从本义理解引申义,是深刻领会诗意的基础;不仅如此,《说文》也是训释古义的基础文献,为绘画脚本提供解读支撑。
    
    《说文》对北宋“画学”的影响,呈现在绘画创作中,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画中的古意、画中的诗意、画中历史故事的真实性。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画中的“古意”
    
    “古意”是宋代宫廷绘画所追求的重要审美目标。北宋“画学”的考核制度,其标准是:
    
    笔意简全,不模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为上;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为中;传模图绘,不失其真为下。
    
    画中的“古意”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历代关于“古意”的解释往往玄妙,很难准确界定。如果能够领会古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是获得“古意”的最佳途径。北宋“画学”教授《说文》,客观上提升了画师领会“古意”的思维能力。
    
    (一)自然形象归纳的思维
    
    《说文》收正篆 9353 个,将汉字归纳为540部首,这些部首就是汉字的字根,它们大多数是依据自然形象勾画而成的。古人为表达字义,将字形归纳成一定形体,在对形体的概括中,包含古人对自然形象所特别关注的部分,如“牛”特别强调其角,“兽”特别强调其眼睛,“车”特别强调车轮……以简略的形体来概括复杂的自然形象,这实际上是古代视觉思维的外在表现,也是古代视觉观看知识的保留。有过绘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不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思路,任何一个形体都是极为复杂的。对自然形体的杂乱状态,人的思维必须作出反应,让杂乱的形体条理化、秩序化,这种将杂乱的形体条理化、秩序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思维能力,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的学习才能实现。现代视觉思维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天生的盲人手术后复明,他直接看到的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视觉世界。相反,他看到的只是令他心烦意乱的杂乱无章的形式和色彩,这些视觉现象华而不实地纠结在一起,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可以理解的关系。唯有通过缓慢而又坚韧的努力,他才能教会自己:这种混合确实呈现出了一种秩序;而且唯有通过锲而不舍的勤学苦练,他才能够学会对对象进行区别和分类,并领会诸如“空间”和“形状”这些词汇的意义。
    
    《说文》中保留的汉字字根,是古老思维对自然形象进行概括的范本,通过学习以自然形象为基础的字根,便于领会古人对自然形象进行把握的思维特点。
    
    (二)“人本”的思维
    
    对北宋人来说,《说文》保留了最古老的文字——小篆和“古文”(六国文字),这些古老字形以人作为参照,以自我为观看中心,体现了一种“人本”的思维。正如《说文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7] 在文字字形上,学者姜亮夫总结道:一切动物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都用人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为字,并不为虎牙立字,不为象鼻、豕目、鸡口、驴耳、鸮目、鸭趾立专字,用表示人的祖妣之且匕作兽类两性的差别等等……汉字不用其物的特征表某一事,只是用“人本”的所有表一切,这还不是人本为何?
    
    在宋画中,凡描绘禽鸟、花卉、山水,画家皆将其赋予人的神气、精神。传宋徽宗《腊梅山禽图》,其题诗云:“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此画中,白头翁具有了人的“矜逸态”,梅花也有人“轻柔弄”的动作,诗人还以白头翁象征千年不变的丹青之心。流传于今《出水芙蓉图》,一般认为是南宋宫廷画家吴炳所作,吴炳虽非北宋“画学”中人,但此画谨守“画学”以来的“人本”传统,特别表现出芙蓉“娇嫩柔美”的形象,在画家和观者看来,芙蓉早已不是一种水中植物,而被赋予了人的精神特质(图1)。
    
     
    
     
    
    (三)“万物一体”的思维
    
    “万物一体”是中国古代思维最根本特性,《说文》在体例上深入贯彻了“万物一体”思维。许慎依据“六书”原则,将汉字结构归纳540部首,按照“始一终亥”的次序进行排序;按照部首顺序,将9353字编入其中,按照同类原则进行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体例的把握和熟悉是阅读《说文》的前提,阅读《说文》的同时,体例所贯穿的内容会时时重复“万物一体”的思维。
    
    传世宋画体现这一思维方式,比如传为宋徽宗所作的《芙蓉锦鸡图》,此画描绘了锦鸡、秋芙蓉、菊花、蝴蝶,锦鸡落在秋芙蓉上,锦鸡望着蝴蝶,蝴蝶被芙蓉花所吸引,菊花从动势上支撑了压低了的芙蓉花,在画面上,四个元素完整一体。同时,锦鸡并非孤立的个体,按照“万物一体”的理解,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锦鸡因天地感应而出现。菊花和秋芙蓉象征时局之严寒,五色齐备的锦鸡,象征五德俱全,为帝王祥瑞之吉兆(图2)。
    
    《说文》保存了古老的思维方式。从以上三点来说,北宋“画学”将《说文》作为教程传授给画家,古代的思维方式从中得以传承,成为宫廷绘画发挥“古意”的思维基础。
    
    二、画中的“诗意”
    
    宋画的诗意常常是后世画家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宋画既具有精细、工整的写实形象,又具有开放、悠远的诗意性,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这些特点,在北宋“画学”和之后的宫廷绘画中表现相当突出。诗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它的意境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对诗歌中的意象的理解,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头脑的加工以完成的,通过联想、想象等,诗的描述形成了想象画面。
    
    中国文字源出自图像,其文字词义经历由本义到引申词义、由具体词义到抽象词义的演变。所谓“诗中有画”就是诗突破了语言的界限,充分发挥了文字具有的形象启示作用,在读者头脑中形成的想象画面。那么,画家去捕捉诗中画意就需要直接进入文字的本义,汉字的本义往往同具体的形象相关联,比如:《说文·旨部》:“ 旨,美也,从甘匕声。” 羹匙(匕)入口,以示味美。圣旨亦谓来自圣上的福音也。阅读、理解诗歌不能仅仅从文字表象上理解其词义,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其内在的词义,也就是由形象的本义引申出来的词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诗歌文字的形象性。
    
    《说文》从字形出发,通过分析小篆、古文的字形结构,建构出古人造字之初的形象,来解释文字的本义。如:礼的本字豊,《说文·豊部》:“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读与礼同。”豆是古代的祭祀用器,豆内盛满祭品的形象就是“豊”字形的来源,古人以此形象来创造“豊”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就是由诗——文字——形象的桥梁。
    
    宋代“画学”教授《说文》,能让宫廷画家更精确地了解文字的本义,深入掌握文字造字之初的形象特点,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歌,思考诗歌表达的意象;同时,通过学习《说文》,具备了与士大夫相通的知识背景。历代文人都是《说文》的读者,他们作诗、作词,都会将语言高度提炼、为求准确性,用字以《说文》为基础,了解《说文》,更能体会诗中“超拔”之意。比如,“床前明月光”的“明”,楷书字形从“日”从“月”,一般解释为“明亮”。通过《说文》对字形的说解,“明”从“囧”从“月”, “囧”是窗户的形象,“明”的本义表示的是窗户中的月光,具有一种微弱而柔和的诗意形象。如果理解成明亮的月光,就失去那种柔柔的思乡之情了。
    
    北宋“画学”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决定选拔人才的方向。“画学”考试有“乱山藏古寺”之题,此诗中的关键词是“藏”,如何理解诗中的“藏”字,是考验画家的诗意领悟水平的。有的画家描绘山峦之中,隐约露出寺庙的一角;有个画家根本不画寺庙,只是在水边,画了一个挑水的小和尚。显然,不画寺庙的画面的境界更高明,更能表现出“藏”字的本义。《说文·艹部》:“藏,匿也。” 《说文·匸部》:“匿,亡也。”亡也就是无、没有之义。
    
    再如唐诗“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需多”,此诗意的关键词在于如何表现“春”的诗意。《说文·艹部》:“春,推也。从艹从日,艹春时生也;屯声。”要理解春,还必须了 解 春 的 声 符 “ 屯 ” ; 《 说 文 · 屮部》:“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屮,贯一尾曲。一,地也。指事。”屯是指事字,屯字似草木破土而出,虽然艰难,但受自然力量的驱使,总会破土而出。春的小篆字形为 ,是个会意字,此字形有“艹”“日”“屯”三个部分,表示春天的状态,阳光温暖,草木生长,万物萌动。很多画师描绘绿叶中的红花,关键在于对“春”的领会。有一位画师不仅描绘春天的绿树,还在绿树丛中画一亭阁,一仕女在亭阁中倚栏而立,其娇艳的樱桃小口在一片绿色中就显得春色无边了。对“春”的理解,不仅用绿色来体现植物的生机,还要用人的形象体现万物萌动的视觉效果。
    
    又 如 “ 野 水 无 人 渡 , 孤 舟尽 日 横 ” 。 此 句 需 要 更 好 地 把 握“ 野 ” “ 孤 ” 的 意 境 , 《 说 文 · 理部》:“郊外也。从里予声。埜,古文野从里省,从林。”城邑之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说文·子部》:“孤,无父,从子瓜声。”孤的本义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自然让人联想到可怜无依的孩子的样子。诗句中“野”“孤”都是以人作为参照物,烘托出遥远而又孤单寂寥的景象。一般画家多画空舟系于岸边,或者画鹭鸶蜷缩在船舷之间,或者画乌鸦栖息于船篷之背……夺魁者画船夫卧于舟尾,横吹一孤笛,其意境自然高远,正如《画继》所云:“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
    
    三、历史故事的真实性
    
    《说文》是训释古义的基础文献,是将画师转变为“知识人”的基本教程。从宋画的实例中,《说文》为历史故事画的史料提供了解读支撑。
    
    历史故事画是宫廷绘画的主要题材,其功能在于“规鉴”,正如宋郭若虚所说:“盖古人必以圣贤形像、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此类规谏的绘画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汉书·霍光传》记载:征和二年……时上年老,宠姬钩戈赵婕妤有男,上心欲以为嗣,令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西汉武帝意欲授意霍光辅弼储君,但不便明示,故而让宫廷画师完成《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一图,以历史故事画的内容暗示霍光辅佐少子,行周公之事。历史故事画的创作,若无“史实”的依据,就会影响“规鉴”的效果。《资治通鉴》记载了汉成帝一件事:
    
    上尝与张放及赵、李诸侍中共宴饮禁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侍中、光禄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顾指画而问伯曰:“纣为无道,至于是乎?”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因于史无据,对于“史实”的忠实性不高,引起汉成帝的怀疑,产生“此图何戒”的疑惑。
    
    早在北宋之前,许多批评家对古今衣冠、器用等细节不厌其烦加以讲究。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指出“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是“画之一病”。
    
    北宋以来,“疑古辨伪”的学风渐成士大夫共识。正如学者在研究北宋学术时所说:“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考据学派,无不具有怀疑精神,致使疑辨成为宋代古文献学中的一种普遍风气。”这种学术上的风气也引发了对绘画中历史故事真实性的考辨。
    
    北宋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详考了格式衣冠的时代性:
    
    自古衣冠之制,荐有变更。指事绘形,必分时代。衮冕法服,三礼备存。物状实繁,难可得而载也。汉魏已前,始戴幅巾。晋宋之世……至如阎立本图《昭君妃虏》,戴帷帽以据鞍;王知慎画《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马。殊不知帷帽创从隋代,轩车废自唐朝,虽弗害为名踪,亦丹青之病耳。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网也。
    
    米芾《画史》详考历代服饰规制,如“唐人软裹,盖礼乐缺,则士习贱服,以不违俗为美……”历史故事的脚本大多出自古代文献,提升“画学”中画师解读古代文献的能力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手段。最后这些意见终于凝聚在宋徽宗“画学”中重视研习经典的训练措施。
    
    《说文》编撰的目的就在于“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许慎认为由于不懂文字之学,“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是造成经典说解混乱的根本原因。对经典的研究,《说文》是必要的辅助工具,宋人的“小学”成就主要来自《说文》等著作上。在历史故事画中,众多名物,故事情节等待画家来完成,此时,需要以《说文》为工具,对经典文本进行疏解,达到准确理解文本,以分辨名物形制、明确人物活动细节,最终达到通过绘画来表达的目的。
    
    《晋文公复国图》分为六段,旧题李唐所作。李唐在宋徽宗在位时期曾入“画学”,南渡之后,成为南宋画院的领袖人物 。此图据《左传》记载而作,描述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由于晋室内乱而远走他乡的逃亡生活。此图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每段均有宋高宗风格手书的《左传》中的有关章节。此画的创作必然要求宫廷画家深入了解包括《左传》在内的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文献的字、词、句作出精准的把握。如宫廷画师不能准确把握文献记载的史实,就很难达到“规鉴”的效果(图3)。
    
     
    
     
    
    结语
    
    北宋“画学”中的《说文》训练,笼统地说,是提升了画师的文化修养;具体来说,是提升了画师传达“古意”“诗意”及历史故事画真实性的能力。
    
    作者简介:
    
    肖世孟(1975—),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后,现任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考据。
    
    转自:中国美术研究\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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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