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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 谁动了经典这块奶酪

遣唐使晁衡能不能爱过杨贵妃? 花木兰可不可以是反抗庸俗婚恋观的女权样本? 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置于改编的大环境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开放的文化脉络,从自身文化资源里写出更广义上的人类故事?
    陈凯歌的 《妖猫传》 上映时,围绕它而起的各种争议,远比电影本身要丰富。该如何看待这个过分时髦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典“文学记忆”的改写乃至颠覆呢? 而 《妖猫传》 不是一个孤独的个案。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异常富足的素材库,“讲述中国故事”不独对中国创作者构成吸引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也不独是中国创作者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来自外部的视线聚焦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题材,传统和经典不断面临创造性、颠覆性的重述,对此,大部分的创作者和学者认为,受众的集体审美定势是客观存在的,但文化遗产在这个时代必然要在创新中得到传承和存续,“传统”更需要有效的使用,而非简单的崇拜与赞美。
    经典作品自有的美学力量使得它们穿越时代和地域的区隔,吸引“他者”的凝视和想象
    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经典作品自有其美学力量,它们穿越时代和地域的区隔,在每一次未曾预期的阅读或改写中释放自身的独特能量以及复杂性。”
    回溯技术和媒介都欠发达的前现代时期,文艺作品的传播就不受国与族的限制,“他者”的凝视和想象始终存在。还是来看“杨贵妃”这个母题。早在平安时代,白居易的诗作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紫氏部的创作,《源氏物语》 的灵感部分地来自 《长恨歌》。紫氏部明确地将男主角光源氏的母亲桐壶更衣类比杨贵妃,她在小说中成为“永恒女性”的化身,其后出场并介入光源氏感情生活的藤壶和紫姬,或多或少是更衣/杨妃双重形象的翻版或替身。紫氏部从白居易的诗句中得到启发,写出了她作为平安时代的日本女性所体会到的痛苦和压抑,随着时间流逝,她的作品也被奉为经典,就这样,中国的文学记忆部分地衍化成日本的文学记忆,这个案例完美地验证了布鲁姆的论断。
    如果紫氏部的创作是“严肃文学”对“严肃文学”的改写,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改编的困惑”更多来自不按常理出牌的“大话”。比如 《西游记》遭遇的颠覆式改写,已经超过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正在播出的韩剧《花游记》,看片名就知道创意来自《西游记》,在现代韩国恋爱剧的背景下,唐僧性别翻转成了美人,悟空是她身边的痴汉。不能断言这是韩国电视人“瞎搞”,因为 《花游记》 里主角交锋的日常,和小说 《西游记》 里唐僧给悟空设下的重重“情难”,是能一一对上的。
    面对“文化遗产”的叙事资源,叙述者和受众的内在精神转向是更值得探讨的话题
    那么,唐僧能不能穿越成当代的酷女生? 遣唐使晁衡能不能爱过杨贵妃?花木兰可不可以是反抗庸俗婚恋观的女权样本? 种种来自他者的“想象”,很容易在本地引发出对于“歪曲”的焦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杜庆春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在于“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要有勇气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的文化脉络,从自身文化资源里写出更有广泛意义的人类故事,而不是预设自己是被猎奇的对象。
    青年学者、作家李天飞认为,面对典籍,“还原式改编”是必要的,但经典的力量更多靠创新来传递下去。为什么拍摄于1986年的连续剧 《西游记》是难以超越的“神作”? 在于它尊重小说成文年代的民俗和美学,集传统戏曲底蕴,用明朝大众娱乐的方式还原一部明朝的文本,这部连续剧的真相是一部在电视媒介上播放的连台本戏。但 《西游记》 的能量不能被局限在这样高度还原的改编中。“西天取经”的故事原生于唐朝,成书于明代,最终成为中国人的集体精神享受,这种精神享受还会不断发展下去。从传说到诗话,从平话到小说,从戏曲到电影,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利用这个题材,讲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故事。在这些故事诞生的“当时”,它们都曾是前卫的时尚,随着时间流逝,时尚变成古董,古董中又衍生了新的时尚———这就是传承。在不断的创新中,形式变了,方法变了,技术变了,但文化基因是不会被抹去的,留在血脉里成为传统。
    当代重要的戏剧理论家、德国学者汉斯·蒂斯·雷曼在观摩大量中国创作者的作品时,注意到比起欧洲同行,中国创作者的焦虑更多地来自“对悠久传统负责”。作为局外人,他表达了和我国学者类似的态度:“艺术的表达一定具有时代的印记。后人能够借助经典想象过去,但‘像过去那样创作’并不能复制伟大的艺术。传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艺术家不断的思辨、质疑和改变。任何艺术的进步都源自对传统的使用,使用即意味着创新。”
    所以,面对“文化遗产”的叙事资源,叙述者和受众的内在精神转向,是更值得探讨的话题。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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