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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以修身 远以处众 从破除“人生四贼”开始


    文/唐东辉
    明代思想家吕坤在《呻吟语·修身》篇中说,人生有四贼,如果不能好好改造他们,我们的人生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人生有四贼(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奋始怠终,修业之贼也”
    第一个贼是“修业之贼”即阻碍我们成就事业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奋始怠终”,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开始时踌躇满志,没过多久,热心劲儿过去了,就松懈下来,或者遇到了挫折,就干脆打退堂鼓。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人去挖水,开始时挖得很起劲,但每次还没挖到一半,若是还没有水,他就懈怠了,不再往下挖,又换一处地方挖。最可惜的一次,他只要再往下挖一两铲就能挖到水了,可他又放弃了。这是对修业之贼多么形象的描绘啊——“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这或许是每个闯荡事业的人都有过的经历吧!
    打拼事业最忌虎头蛇尾,因此必须将“奋始怠终”的修业之贼改造成为慎终如始的修业良民,这就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要想成就大事业,仅有超世绝伦的才干还不够,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样才能保持初心,慎终如始,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迎难而上。
    
    “奋始怠终,修业之贼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缓前急后,应事之贼也”
    第二个贼是“应事之贼”即妨碍我们处理事情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缓前急后”,无论做什么,总要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开始时不抓紧,到最后只能胡乱应付了事。
    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小时候,爸妈吩咐的事情,总是要他们一再催促;上学后,老师布置的作业,总是要在上交前熬夜赶制;上班后,单位的工作,也总能拖到最后加班加点。虽然我们总能勉强应付,但实际上已经心生一种凡事得过且过的惰性,最终只能与卓越渐行渐远。
    处理事情最忌前松后紧,因此必须将“缓前急后”的应事之贼改造成为有条不紊的应事良民,这就需要办事时有详细周密的规划,步步为营,绝不能拖到最后才临时抱佛脚。像元代程端礼制定了一个家塾读书计划,叫《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教育史上非常有名,他所谓的“日程”,就是指学生每天、每周、每月的读书学习计划,通过日积月累,最终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
    
    “缓前急后,应事之贼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躁心浮气,畜德之贼也”
    第三个贼是“畜德之贼”即妨害我们培养德行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躁心浮气”,因为心性飘浮,所以总不肯踏实卖力,因为脾气急躁,所以遇事总不耐烦。
    一个人如果心浮气躁,就会不择手段,戕害的只能是自己的德性,像唐太宗虽是千古一帝,但终究掩盖不了他玄武门弑兄杀弟的罪恶;一个团体如果心浮气躁,就会鼠目寸光,败坏的只能是团体的原则,像现在一些企业为牟取利益,不惜制造毒奶粉、地沟油等,完全无道德可言;而一个社会如果心浮气躁,就会急功近利,丧失的只能是社会的道义,像战国末期,诸侯争胜,只是弱肉强食,毫无道义可言。
    培养德行最忌心浮气躁,因此必须将“躁心浮气”的畜德之贼改造成为静心敛气的畜德良民,这就需要在培养德行时保持一份“宁静”与“耐烦”。诸葛亮说,“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如果只为眼前利欲所动,怎能修身致远?曾国藩一生都在“耐烦”二字上下功夫,只有耐得住烦,才能沉下性子,守心修身。
    
    “躁心浮气,畜德之贼也”(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四、“疾言厉色,处众之贼也”
    第四个贼是“处众之贼”即妨碍与人相处的贼,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疾言厉色”,不管跟什么人相处,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话是如此激烈,脸色是如此严厉,弄得气氛总是那么压抑,大伙的神经总是那么紧张。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见了都吓得举止失当。他知道后,每次在接见臣下时,都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太宗威武严肃,是天性使然,并非故意如此做作,但作为一国之君,如此一副凛凛然不可犯的威仪,群臣哪还敢直言犯谏?君王以权势作后盾,尚且不能以“厉色”示臣下,更何况常人相处。
    与人相处最忌辞色俱厉,因此必须将“疾言厉色”的处众之贼改造成为和颜悦色的处众良民,这就需要与人相处的智慧,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远远看起来很庄重,接触后发现他很温和,听他说话却很严厉。仪表庄重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态度温和才能融入群体之中,言辞严厉才能在众人中发声。这才是真正的处众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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