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仁：只有一流编辑，才能编出一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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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记》，张守仁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58.00元 2019年3月23日凌晨，读完徐怀中的《牵风记》，86岁的张守仁给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徐坤写了一封信。他满腔热情地赞赏《牵风记》，认为“从文学艺术品位上，从人物形象塑造上，从意境渲染上，从语言文字锤炼上，《牵风记》至少高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档次。它无疑是我国军事文学开出的一朵奇葩。它完全可和国际上经典军事文学作品媲美。当然，它应是2019年新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首选之作。” 末了，他说：“因为十分激动，‘今夜无眠’，便半夜起来，写了这封语无伦次、不成体统的信给你……” 2019年8月，《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相信很多熟悉张守仁的朋友，都记得他当时为《牵风记》叫好并奔走相告的热情。他不遗余力地推荐；也熟悉他多年的编辑风格， 那就是“今夜无眠”对张守仁来说是常有的事情。 1982年，他审读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后，连夜写完审读报告，第二天一早骑着自行车进城。“尽管一夜未睡，我精力充沛，飞快骑到当时《十月》 办公地点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高山下的花环》引起巨大轰动，单说据此改编的电影，就曾获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八项大奖。 “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归来多幸蒙闺宠，削得生梨浸齿凉。” 汪曾祺对张守仁评价真是准。 张守仁，中国文坛“四大名编”之一。既是编辑家、散文家，同时还是优秀的翻译家，是《十月》文学期刊创始人之一，从事文学编辑四十余年，一辈子为文学事业鞠躬尽瘁，也与作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凭借惊人的记记和对文学的热爱，张守仁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了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也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和生活细节。“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也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张守仁说。 中华读书报：您是每天都写日记吗？写日记给您带来什么？ 张守仁：任何人再好的记忆力不可能把时间、地点、氛围、对话记得非常清楚，我是每天都写日记，已经记了66本了。这是我私人的财富，对写作带来极大方便。 中华读书报：有日记作铺垫，《名作家记》写起来是否轻松得多？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想起要写《名作家记》的？ 张守仁：我和那些名作家的交往是朋友之间的无话不谈。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还都年轻，出差时同吃同住，睡在一张大床上。一般的编辑记者不可能和名家有这么亲密的接触，也不可能像我这样了解作家们的心情、内心的思考甚至困惑。我不写的话，我个人认为当代没有编辑可以写，这么多生动的鲜活的事情，恐怕就留不下来了。 大连有个作家叫邓刚，我和他谈话后写了一篇文章，他看过后怀疑我带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他说：张老师你怎么可能把我们三四个小时的谈话记得这么清晰？ 80年代初家里连电话都没有，谈何录音机？实际上是我谈完后立即回去记下来。 中华读书报：《名作家》的写作过程中，您是怎样的心情？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您的人格魅力和才识，才能团结到这样一批名作家，而不仅仅因为是《十月》。您自己觉得呢？能把这些个性突出、才华横溢的名作家团结在一起，是什么原因？ 张守仁：首先感谢名作家，感谢他们给我好稿子。编辑只有和作家接触密切，才能了解他，了解他最好的素材是什么。 另外这也和作家的学养有关系。名作家都是有学问的人，如果你不具备一定的学养，就没有交谈的基础。 像汪曾祺、徐迟，谈过一次两次后，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为什么如此信任我？他们会认为我知道的不比他们少。旅行中，我和汪曾祺夜里谈到12点，还意犹未尽。人们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是这样，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教过汪曾祺。但是我认为汪曾祺的文笔学习的对象不是沈从文，他学的是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没有情节，只有画面，散文情淡如水。我说：“你因为在西南联大，看了阿索林的作品，模仿他写的。”汪曾祺说：“小张，在中国，只有你说出了我的老底。”——没有一个人指出他师从阿索林。中国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位作家。我因为也做翻译，对国外文学不是很生疏。从这之后汪老就经常揪住我聊天。 徐迟最著名的是报告文学，同时他也是翻译家。有一次我们在深圳的创作之家疗养一个月，常常一起聊天。他问我：“你说，中国哪一棵树树龄最长？”我说是陕北黄陵那株大柏树，中国人称之为“柏树王”，英国人叫他“柏树之父”。他说行，你的回答正确。那台湾哪株树最古老？我说，台湾阿里山的红桧种植于商代，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他很吃惊，问我：你去过台湾吗？没去过怎么知道？ 徐迟翻译过《托尔斯泰传》《巴尔玛修道院》《雪莱诗选》等等。有一次我们还和王元化一起探讨过文学翻译，探讨二十多位翻译莎士比亚的人中谁翻译得最好，没有对外国文学有相当研究、不懂外语的人一般没法回答。最后我们都认为朱生豪翻译得最好。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名编辑”了？这个公认的无冕之“冕”对您来说，有怎样的影响？ 张守仁：最早我听到“四大名编”是80年代中后期。我一般都沉默，也不解释。我觉得我是做了编辑应该做的事。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张锲在中国作协的会议上说，“四大名编来了两位”——当时是指我和崔道怡。真实的情况是，还有很多名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中国青年出版社江晓天……很多名编辑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也承认做了些事情，刊发了一些轰动全国的作品，发现了一些苗子。比如光明日报社的彭程，他在北大时就给我写稿，我认为他有写作的才能，就在《十月》发表他的作品；导演彭小莲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时候寄来一篇稿子，我认为她有才华，但不够在《十月》发表。本来“不用”两个字就可以打发，但我给她写了很长的一封信。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自己成为“名编”，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张守仁：好编辑除了责任心，还要有信息量，对作家要非常了解，才能掌握他的特点，才能约到好稿。作为好编辑还要写作。你不写作，就没法改人家的稿子。我最欣赏的是，面对一部三四十万字的稿子，写一个七八百字的编前语，把最精彩的内容提炼出来，同时这七八百字本身就是好的评论。没有写作能力怎么写出好的编前语？怎么能帮助作家提高？好编辑最好要会翻译——当然我的要求可能很高，也不需要每个人都会写作会翻译。当年《北京人在纽约》来稿三分之一都是英语，不懂外语没法处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也有很多英语。 中华读书报：肖亦农在《中篇小说选刊》有一段话写你们的交往，很令人感动，说您当年为了抓《红橄榄》，和他在鄂尔多斯大地同行两千里，几次与肖亦农彻夜长谈。稿子送去后，您伏案整整修改了四天。 张守仁：好的编辑是作家的作家，好的编辑是能帮助作家修改作品的。我并不比作家差多少。我看的书，比很多名作家都多，所以我可以居高临下地读作品、评作品。为什么我说《牵风记》好，我可以拿它和国内外的军事文学对比，而且我是看原版的外国军事文学。有比较才有鉴别。所以我对好作品一目了然，才能编《世界美文观止》，也能够指导作家写作。当时肖亦农写了五年没写出来，我对他说，你要试想离开这个地方，把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细节，用离别的情绪，像红线一样把他们穿连起来。《红橄榄》出版后影响很大，成为经典作品，他还因此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 中华读书报：您说过自己当了一辈子编辑，没有看走眼过。这一点非常难得。能告诉我们经验吗？ 张守仁：一般稿子到手里，几分钟就能判断结果，最重要的是掌握要素。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作家一般在作品开头都用尽心机，我首先看前几章的语言，如果有的语言有味道，我就很认真地对待；第二，文学和音乐美术一样，需要天赋，需要才分。当然有些经过努力也可以发表，但不可能有精品绝品。作家有这种素质和才华我是能鉴别的。有一次去湖南和当地几个作家座谈，我听其中一位发言不一般，就和他通宵谈。他叫张小牛，后来他的作品在《十月》发表，成为专业作家；我去河南，发现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语言有当地特点。我发了他三个中篇，当时就农转非，成为郑州专业作家。 中华读书报：您是“名编辑”，又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这给您工作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是否也有一些困扰？您是怎么处理“人情稿”“关系稿”的？ 张守仁：我面前没有人情稿。我是绝对公正，铁面无私。张弦的稿子我约了九年，写得不行照样退稿。有的作家为了发稿子请我吃饭，我说不认识为什么送我东西请我吃饭？当然也得罪了一些人。 中华读书报：您参与并见证《十月》创刊至今，能否对刊物的发展和年轻编辑提提建议？ 张守仁： 只有一流的编辑才能办出一流的刊物。只有一流的责任心，才能发现隐藏在群众中的创作人才。这种责任心很多编辑是缺乏的。很多无名作家寄出稿子，可能就是石沉大海。我也看过编辑写过的一些文章，学养太差。我认为他们学老编辑很难。当年我们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编辑工作，没有节假日，苦不堪言。我又是认真的人，寄来的稿子来者不拒。我常说，有的老师一小时补课收入三百元，我给作家看长篇小说，动辄几十万字，都是无偿，还要请作者吃饭，这些都是“作嫁衣”的工作。（本报记者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