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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慕宁:中国古典文学自有机杼


    研究古代文学的现实意义首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血脉,不使割裂,让后人知所从来。其次是发掘古代文学中优秀的人文思想价值,用以陶冶现代国人的情操品性。
    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的经历有点传奇。初二在北京西城体校专攻篮球。从十七岁到三十一岁,在山西一共呆了十四年。当过农民,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兼场上队长,在县水泥厂当过合同工,后执教六年。1977年恢复高考,没有高中学历的陶慕宁凭手抄的一部《白香词谱》被批准报考,成绩合格,却因政审不合格落第。直到1982年,终于进入南开,颇有“范进中举的感觉”。
    陶慕宁说,自己治学其实没什么方法。如果非要罗列几条,也不过是老生常谈。一是钻研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尽力爬梳相关的文献资料,避免架空设言。二是洞悉已有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超越,便不轻易命笔。三是秉持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不做空疏之谈。四是追求桐城派义理、辞章、考据兼善的治学境界。他说:“我迄今并未达到这个标准,它仍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在南开大学时,那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怎样的发展情况?
    陶慕宁:那一年中文系只招了两名研究生,都是古代文学专业。我的导师是宁宗一副教授,另一名宁稼雨来自大连师范学院,导师还是外聘的兼职——商务印书馆的刘叶秋先生。全系有三名教授,邢公畹、朱维之、王达津,都是“文革”后幸存的老先生,分别是语言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还有1979年晋升的几位副教授,是系里的中坚。基于当时的学术实力,系里组建了一个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朱一玄先生、宁宗一先生是领军人物,鲁德才先生、薛宝琨先生是中坚,后两位当时还是讲师。我们几个研究生则是边学边做。那几年研究室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与复旦大学赵景深先生、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领衔的同类团队在国内鼎足而三。宁宗一先生很注重研究生的博采广取,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联系,每周请一位戏曲专家来校讲座,我至今还保留着黄克保、李大珂、肖晴、吴乾浩、严长珂、余从、吴琼、傅小航、沈达人、龚和德、刘念兹等先生的讲课笔记。这些讲座大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受益无穷。
    八十年代南开古代文学专业最有影响的是两个领域。一是由王达津先生始创,罗宗强先生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后继者有陈洪、张毅、卢盛江等。另一个就是小说戏曲,由朱一玄先生、宁宗一先生筚路蓝缕创建,加上鲁德才先生、李剑国先生等皆克绍箕裘,功勋卓著。
    中华读书报:南开大学有哪些名师对您的学术生涯有怎样的影响?
    陶慕宁:我的导师宁宗一先生长于哲理辨析,高屋建瓴,我在他的鞭策之下,读了不少文学理论书籍,因为专业侧重戏曲,也读了不少西方戏剧理论著作,但我的理论思维能力较弱,未能承袭宁先生的治学路数,同时也感到中国的古典文学自有机杼,未必尽合于西方的文学理论。
    对我后来做学问影响最大的是三个人:许政扬、罗宗强、李剑国。许先生我没有见过,我是从1984年中华书局版的《许政扬文存》中读到了他的寥寥几篇遗文,震撼于其学问的渊博,心仪于其考证的精湛,从此,许先生的治学路径便成了我的典范。罗先生研究文学思想史,主张十年磨一剑,论从史出,不蹈成说。从80年代开始,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晚年,仍老骥伏枥,孜孜矻矻,穷十二年之力,写出了厚重的《明代文学思想史》。他亦注重提携后进,任系主任期间,曾用毛笔给我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写过鉴定,特多好语,不惮揄扬。还曾专门找到我,请我给他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明代文学思想史》撰写书评。许、罗两位先生不仅是优秀的学者,还有深湛的艺术造诣,兼擅水墨丹青,罗先生山水画即师承岭南黄药眠一脉,画风空灵隽逸,颇具文人气。
    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生在图书馆享受副教授的待遇,可以直入线装书库,一次借走十函线装书,有时重得背不动。借书要在卡片上登记姓名,后来发现了一个秘密,凡是尘封已久,几乎无人问津的史乘稗书,都有两个人借过的签名,一是许政扬,二是李剑国,再无第三人。李剑国是我的师兄,长我八岁,山西灵丘人,也属雁北地区。他的治学主张是打深井,竭泽而渔。我初来南开时,他恰好研究生毕业,等待答辩。宿舍桌子上摆着一尺多厚的手稿,是他三年中所写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唐前志怪小说辑释》《镜花缘海外考》三部书的手稿。这在当时的研究生中实属罕见,如今他早已著作等身了,却仍然每天笔耕不辍。我和他的研究室相隔不远,他在二楼,我在一楼,几十年了,他每天都会坐拥书城,干到夜里十点。当今的著名学者(不涉其他学科),我视为两类。一类是实至名归,有信誉的学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你采信,即使有错误,也属于百密一疏,无关人品。另一类则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功夫在诗外”者。李剑国显然属前者,他做学问近于痴,每日徜徉于书海之中,自得其乐。而食不兼味,酒不沾唇,五十年来依然秉持山右的饮食习惯。我曾评论其学术成就,谓“治古稗之勤奋,功力之深厚,殆并世无两”。我每遇文献方面的困惑,都会登楼向他请教,他会从架上信手拈来一册类书或其他工具书,为我寻觅出处。他的视力极差,每当看到他面部几乎贴在书上检索时,我都会暗暗感动。
    中华读书报:古代文学研究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陶慕宁:中国有三千七百年的文明史,有历代祖先留下的璀璨夺目的文学作品,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亦适应于中国古代文学。祖先遗存的大量诗古文辞、小说戏曲是民族的瑰宝,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具有无穷的魅力,是滋养民族性格气质的血脉,需要代代传承。研究古代文学的现实意义首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血脉,不使割裂,让后人知所从来。其次是发掘古代文学中优秀的人文思想价值,用以陶冶现代国人的情操品性。复次是承袭古人辞章之美,师古不泥古,使祖先对美的追求永不坠落。
    中华读书报:2008年您校注的《金瓶梅词话(全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相对来说,《金瓶梅》是您读得较多的书吗?您最关注的是哪些?
    陶慕宁:第一版是2000年,纳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008年是另一版,略有修订。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因为做校注,当然读得十分仔细,而且是三个版本对读。不过注《金瓶梅》太难了,大量的俗语方言在辞书、类书里找不到,只能大海捞针般的从各种笔记野乘中寻觅线索。但还是有很多错误,很多遗憾。这方面白维国、卜键、傅憎享做得比我好,而姚灵犀的《瓶外卮言》有开山之功。
    这本书我最关注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它在文学史、小说史上的开创性,此前的“三国”“水浒”“西游”都是“超人”的小说,而《金瓶梅》写的是市井人情,商贸仵作,由此绾接社会各阶层,开世情小说的先河。很难想象,如果曹雪芹没有读过《金瓶梅》,《红楼梦》还能否有那么出色。现在的读者,依然可以通过《金瓶梅》更深入地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洞悉人性的幽微。二是关注它的结构、情节、叙事等技术性的特点。我下乡时曾写过小说,深知长篇的结构之难。《金瓶梅》的情节看似简单,从西门庆的一生娓娓道来,实则藏闪穿插、草蛇灰线,次序井然,颇具匠心。三是写人的功力,“三国”“水浒”“西游”皆属“全知叙事”,人物一登场,即知正反优劣。《金瓶梅》则不然,书中人物更贴近人的本来面目,很难用好坏厘清。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学界关于《金瓶梅》的著作很多,作家们如刘心武、格非等都有相关论著,您关注了吗?如果有所关注,很想请教您如何看待学者和作家对于名著研究的不同。您又如何评价此书的价值和意义?
    陶慕宁:刘心武谈《红楼梦》《金瓶梅》的书我都没有看过,因为觉得他的相关论著学理性不足。格非的《雪隐鹭鸶》看过一部分,是以作家的立场对《金瓶梅》的细节、人物描写擘肌析理,有很多独到之见。作家涉足学术而且做得较好的我以为是王蒙,他的《红楼启示录》可谓能共曹雪芹隔空对语,与“红学家”的路数迥异,但又丝丝入扣,别有会心。很早以前,我还读过他在《读书》上发表的书评,评论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亦颇有见地。另一位是王安忆,我虽然没看过她的学术专著,但知道她受聘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写作,而且还指导研究生。复旦毕竟具有学术眼光,王安忆不愧学者型的作家,我曾抱着挑剔的眼光读过她的长篇小说《天香》,内容围绕晚明湖州、苏、锡、常一带的丝业,与《金瓶梅》的时代大抵吻合。不但无懈可击,而且精雕细刻,说明她在史料民俗、江南社会领域下了很大的功夫。(本报记者舒晋瑜)
    《饕餮五志》,陶慕宁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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