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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盐与江淮盐商的文学及学术活动


    以唐代地理言之,江淮盐商指生活在扬州广陵郡和楚州淮阴郡的盐商。两郡东临大海,生产俗称“淮盐”的海盐。唐代名臣李吉甫曾任淮南节度使,驻扬州。宋代姜夔《扬州慢》有“淮左名都”句,“淮左”指淮南,与“江左”指江南同义。“名都”指扬州。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刘晏以淮盐为“漕佣”(《旧唐书·食货志》),为后世重点征榷淮盐铺平了道路。洪迈记载道:“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容斋随笔》)在经营淮盐的过程中,扬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华。
    宋代鼓励商人经销淮盐,史有“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宋史·食货志》)之说。在朝廷的引导下,两年后出现了“东南盐利厚,商旅皆愿得盐”及“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宋史·食货志》)的局面,“淮东”指淮南东部的盐场。元代,淮盐在国家财赋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有“惟是淮盐最资国用”(马端临《文献通考》)之说,又有“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元史·郝彬传》)之说。
    又承唐、宋、元余绪,明代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继续设在扬州。在政区变化及海岸线向东延展的过程中,盐司辖三座分司、两座批验所和三十座盐场,故有“两淮所辖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验所二,曰仪真,曰淮安;盐场三十”(《明史·食货志》)之说。以今之政区言之,三座分司所辖盐场分布在扬州、泰州、南通、淮安、连云港和盐城。批验所是审核盐引(经销食盐的凭证)真伪的机构,核准无误后,盐商方可到指定的区域销售食盐。
    明代,淮盐税收有多大的岁额?“国家盐利,惟两淮为最,然岁入不过六十万缗,已当天下之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问题是,盐税占到国家财赋的多少呢?明神宗时,户部尚书李汝华写道:“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策。”(《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清代,实行新的土地赋税制度及人口快速增长后,淮盐地位多有下降,不过,依旧是国家财赋的重要组成部分。
    淮盐崛起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在经济重心移往东南的过程中,江淮成为重要的漕运节点;二是自春秋后期吴王夫差开邗沟以后,运河建设与运盐河建设拧结在一起,为淮盐输出创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三是在统治者的引导下,淮盐以低廉的价格和优良的品质赢得了盐商的信任;四是销区不断地扩大,为淮盐崛起奠定了基础。以今之政区言之,专制国家划分的淮盐销售区,主要由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河南部分区域构成。
    明初,在“募商人入粟中盐”(《万历野获编》)及“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明史·食货志》)的过程中,晋、陕商人与淮南商人等一道,获得了经销淮盐的权力。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推行纳银“中盐”之策,“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明史·食货志》),与此同时,徽商开始在淮盐市场崭露头角。
    独特的地理及交通区位,为盐商入住江淮提供了条件。如扬州和淮安两地的盐商在追求奢侈的同时,给江淮崇文之风注入了新的内容。弘治以后,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与江淮盐商多有交往。如“公安三袁”与徽州盐商吴龙田是朋友,袁中道有《吴龙田生传》传世。居扬州时,困顿之中的袁中道突然“买姬复买居,且作广陵客”(《送中郎入都中》),与盐商慷慨解囊密不可分。又如淮安盐商程岑山与桐城派之祖方苞(方望溪)等文士多有交往,时有“与方望溪、王墙东诸名流会文赋诗。……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笙歌,殆无虚日”(黄钧宰《金壶七墨》)之说。
    从明中叶到清代,江淮盐商主要在扬州和淮安两地从事文学活动。时有“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林苏门《续扬州竹枝词》)之说,这里所说的“商翁”指扬州以盐商为主的商人。与此同时,淮安亦汇聚了一批盐商诗人。袁枚记载道:“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随园诗话》)程嗣立有柳衣园,“凡文人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王光伯原辑、程景韩增订《淮安河下志》)。在与文人交往的过程中,盐商的诗文写作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从事文学活动的过程中,盐商还出资筹办诗文之会。如盐商汪坤“工诗,广交游,尝于扬州集诗人为会”(李斗《扬州画舫录》)。当扬州成为盐商展示文学才华之地时,淮安也出现了“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淮安河下志》)的盛况。盐商举办诗文之会,主要在私家园林进行。如“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扬州画舫录》)。如赵翼应程氏盐商之邀,入住淮安著名的私家园林荻庄,留下《程晴岚太史招饮荻庄即事》《再过淮上,晴岚留饮荻庄即事》等诗。
    叶淇推行纳银“中盐”之策后,盐商移居江淮推动了扬州和淮安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如徽商易谐“居扬州,工诗,筑抱山堂以延四方名士”(《扬州画舫录》),故有“由于盐商们的厚实财力、热情邀请、真诚相待、众多的藏书、舒适的条件等多方面原因,使得盐商周围集结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其中不少是名盛一时的学者、诗人、画家”(王瑜、朱正海《盐商与扬州》)之说。
    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分支,与当时盐商关心学术有直接关系。阮葵生有“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茶余客话》)语,“山右、新安贾人”,指晋商和徽商。乾嘉学派尊崇阎若璩,阎若璩的五世祖是“占籍”即落户淮安的盐商。江藩记载道:“先世居太原县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出游巩昌,与陈秀才寿善,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倡和诗》。……三十一年,客闽归,乾学延至京师为上客,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曰:‘阎先生学有师法,非吴志伊辈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未可轻易视人。’”(《国朝汉学师承记》)阎若璩生长于淮安,是著名的经学家,同时又是誉满天下的诗人。又如徽州盐商程晋芳“罄其资购书五万卷,穷日夜讨论之。天子南巡,君献赋行在,召试第一,赐举人,授中书。寻举进士,授吏部主事。《四库》馆开,以荐为纂修官。书成,擢编修”(《淮安河下志》)。程晋芳中进士后,又成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官,可谓是江淮盐商的一大荣耀。此外,盐商与文士结社及倡导文学,改变了追求奢侈的家风,为子孙后代走科举之路创造了条件。据《重修两淮盐法志》,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两淮盐商子弟登进士者有85人,中举者有116人。
    最后要说的是,明中叶即淮河通航之前,扬州和淮安均在海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扬州主要与东南亚、波斯、大食等进行贸易,淮安主要与日本、新罗等进行贸易。淮河断航及丧失海外贸易地位后,淮安主要接受扬州的影响,甚至盐商也主要来自扬州,如史有“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赀巨户”(孙云锦《光绪淮安府志》)之说。进而言之,弘治以后,由盐商主导的淮安文学及学术活动主要接受扬州的辐射,如有“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金壶七墨》)之说。当然,淮安文学及学术也有自身的特点,如清中叶以后,有阮葵生、潘德舆、鲁一同、丁晏等名满天下的大家。
      (作者:张强,系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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