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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史记》之四:幽愁发愤 著成信史照尘寰


    文/凌俊峰
    
    司马迁与《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司马迁在耻辱的接受了腐刑后出狱,汉武帝大概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才承受了不该承担之重而后悔,他任命司马迁为中书令,其朝堂之位甚至在丞相之上。此后武帝也一直对他尊崇有加。但是中书令是一个内朝官员,一直是由宦者担任,司马迁在担任这一职务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反而觉得有些耻辱。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以至于他的好朋友,当时的益州刺史任安希望他能“尽推贤进士之义”时也没有答应。可以说,司马迁现在只想把父亲的嘱托完成了。后来因为巫蛊之祸,汉武帝大规模清理反对分子,而任安也不幸卷入此事,被安上“有不忠之心”的罪名论罪腰斩。在入狱后,司马迁才把自己的心迹写成信,回给了将要赴死的任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史记(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最精彩的片段。司马迁将自己不能说出口的痛苦尽皆倾诉给知己,更说明了自己撰写《史记》的志向如山一般的坚定。除了父亲的嘱托、承继《春秋》经为万世立言的豪迈,他还破天荒地提出了今天人琅琅上口的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让司马迁之后所有优秀史家都深受感染的十五个字,也是史家孜孜以求的无上之“道”。事实上,司马迁为了撰写这样一部书,付出的心血,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
    他翻阅了所有他能见到的历史书籍。无论是当时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等史书,或是诸子百家关于历史的精彩论述,甚至政府收藏的档案,他都一一细读,作为撰写自己史书参考资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不仅仅是用文字史料支撑起来的。早在二十岁时他就为了撰写史书四处游历。他把大汉王朝的版图基本上走了个遍,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亲临历史遗迹,在那些曾上演精彩故事的舞台上,发思古之幽情,祖国壮丽的河山,化作了他笔下爱与恨的长歌。他还与每一个地方的人亲自交流,纪录他们的生命状态,聆听当地老人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然而,他笔下的历史,却严谨有度,写出来的每一句话,他都要斟酌再三……
    长安城的花,谢了又开。时光飞逝,转眼间十四年已经过去。司马迁的书稿,堆成了一座又一座山。终于有一天,他轻轻地拂去竹简上的灰尘,慎重地写下了四个字: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洋洋洒洒五十余万言,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终于告成。而司马迁终于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必负重前行了。他用生命写下的史诗,是对他忍辱负重、呕心沥血的最好回报,也是他留给炎黄子孙最珍贵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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