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二十四史的功臣：王仲荦
http://www.newdu.com 2024/08/23 05:08:38 文新传媒网-文汇报 张忱石 参加讨论
 王仲荦先生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的百年诞辰。本报特约请与王先生在京整理二十四史时共事的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撰写回忆文章，以表纪念。 中华书局的“南王北唐” 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 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 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这是王仲荦先生题为《十年》的一首七律，作于1976年。 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起于上世纪50年代底，点校人员分散在各自工作单位进行。为早日完成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古籍整理任务，中华书局通过文化部、中宣部和教育部，协商借调点校人员集中到中华书局来整理。1963年，王仲荦先生过了50寿辰，即到中华书局报到，直至1966年5月下旬，因“文化大革命”，点校工作暂时停止，所有人员一律返回原单位。1971年下半年恢复工作，当年7月，王先生再次来到中华书局，工作到1976年。王先生为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了10年，故先生诗有“十年踏破六街尘”之吟。其诗又云“史局汗青欣有日”即指他负责点校的南朝五史已全部出版。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暨分南北朝，而又王朝短暂，迭更频繁，记载南朝历史的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五部史书，全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而王仲荦是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除点校《宋书》《南齐书》外，卢振华点校的《梁书》《南史》，张维华点校的《陈书》，都由王先生最后审定。北朝四史由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负责，他点校了《北齐书》《周书》《魏书》。陈仲安先生原是唐先生的高足，作为助手协助唐先生点校了《北齐书》《周书》之后，对古籍整理熟悉了，故《北史》的点校，由其一人完成。 王仲荦先生主持完成了南朝五部史书、唐长孺先生负责完成了北朝四部史书的点校任务，可谓居功至伟。在整理二十四史中，不少老先生参与点校，但大多是与他人共同完成某一部史书，像王仲荦、唐长孺那样一人负责好几部史书的整理，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学术研究的最佳时期，从50岁到65岁（“文革”中断5年），都贡献给了中华书局。王仲荦先生对此更是耗尽精力，1976年春突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同仁医院，其诗“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即指此。当时中华书局对他俩的评价以四字概括：“南王北唐”。 王仲荦先生的治学与著作 王仲荦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解放前执教于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1947年由赵太侔聘请到山东大学任教。解放后，随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省会济南，工作至1986年6月病逝。 王先生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其著作包括：《曹操》、《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魏晋南北朝史》、《□华山馆丛稿》、《□华山馆丛稿续编》、《隋唐五代史》、《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等。后9种著作，中华书局在2007年以《王仲荦著作集》一并出版。 王仲荦生活在外患内乱动荡不休的时代，研究和写作条件并不好。大学毕业未久，遇到抗日战争，辗转到了大后方，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敌机经常轰炸，图书资料匮乏，物价飞涨，生活动荡，先生又患有肺病，身体与环境都不好，很难专心著书立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到南京又遇上解雇，赴山东大学任教。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也曾成为批判对象。1963年调北京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耗去近10年，又遇“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6年病逝，能安心写作的时间不过七八年而已。为什么王仲荦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这么多成果？笔者以为，除了他天资聪颖，文史功底扎实外，还有三个因素。 首先，遇上好老师。王先生读大学时，喜欢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歌。学他们的诗，要多记典故。山阴任堇叔是他的国文老师，教导他选择一部同温李流派相近、使用典故又多而卷数却较少的诗集，加以笺注，于是选中了二卷本的《西崑酬唱集》。上世纪30年代，工具书很少，只有《佩文韵府》等，要查找典故，还得靠自己一部一部书翻检，而且要详细翻阅，日久天长，“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王仲荦先生另外两部著作《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得到章太炎先生的指导，事隔40多年后，他回忆1930年代向太炎先生汇报编撰情况时，谈到章先生指示两点：必须细致研读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必须广泛参考金石墓志。王先生“照太炎先生的话都做了”。这两部著作是补充《周书》无《职官志》《地理志》之缺，属正史的补志之作。王先生查阅大量典籍，不断收集史料，最后书写成，也精熟了魏晋南北朝史。 其次，具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以上三部著作跟随王仲荦先生从上海到昆明、重庆，又到南京，再到济南和北京，辗转万里。他一有空闲便“沉下心来，整理旧著”，不断充实史料，反复修订，四易其稿，历时40余年，才最后定稿，交付出版。当年撰写之时，王先生尚是英俊青年，到定稿出版，已是年近七旬老翁矣。这种“良工不示人以璞”的治学精神，对克服当今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学风，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 第三，善于利用时间。1960年代在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王仲荦先生血压骤高，医生建议休息，书局领导亦很重视，叫王先生回济南家中休息一段时间。王先生说：“回去舟车劳顿，还不如在书局里休息。”他到书局图书馆借阅新近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浏览一遍，写成《□□一夕》一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后收入《□华山馆丛稿》），病养好了，成果也产生了。像这样抓紧时间著述的例子很多。1976年，王仲荦先生承担的二十四史点校任务已经完成，但他没有回济南，在北京小住了一些日子。这一年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最为猖獗的一年，倒行逆施，极为不得人心。山东大学都搬到了曲阜，即使回济南，亦是无书可教。有传言说当时四省一市编写《汉语大词典》想邀王先生参加。他说：“我的余年已不多，不想再去做集体大项目。”他想对一生治学心得作一系统总结。王先生出版过《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下册一直没有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亦有出版下册的意向，这本是好事，但他感到很为难，他说：“因为这部书是在1952年着手编写的，实际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我这部书，外界对它可谓毁誉参半；而在25年内，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争论甚烈，进展甚快，我不能把25年前的旧作，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势必大加修订。于是我征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决定抽出两三年的时间，重新写定。并决定把原书改写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他仅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近80万字的《魏晋南北朝史》，又用两年余写完了100多万字的《隋唐五代史》。后来这两部历史书被教育部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接着王先生又将生平所撰论文，汇编成集，名为《□华山馆丛稿》，交付中华书局。他对历史地理有浓厚的兴趣，敦煌文书有不少地理图经，都一一考释，名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交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先生还有两个心愿，即撰写两部新著：一部是古代物价史方面的著作《金泥玉屑丛考》，可惜只写到唐代；另一部是新的论文集《□华山馆丛稿续编》，专收新近所写论文，可惜仅完成《鲜卑姓氏考》等。他的突然过早离去，确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先生虽然离开我们20多年了，我们至今仍读着他的著作，从中得到滋养。 为王先生著作当编辑 王仲荦先生的著作，主要由两家出版社出版。一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操》、《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另外一家就是北京中华书局。我曾担任《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 王仲荦先生对我的工作学习亦很关心，我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这个专业是1959年新设置的，由历史系翦伯赞先生定名，可是设在中文系，因此，学生还是喜欢文学的多，我也分配在中华书局文学组。王先生知道后，对我说：“我先前也是搞文学的，在中央大学教大一国文，属中文系，到山东大学才去历史系，搞历史实在，你也搞历史吧！”不久他开示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必读书单，希望我列入学习计划。后来书局重新分配编辑室人员，我就留在了古代史编辑室，应该说是王先生引领我进入历史之门的。 乐助友人 前几年，有媒体报道，苏州有位文化怪人朱季海，学问好，精通英、德、日语和训诂之学，有不少独到见解，但其行为举止颇为怪异又无工作，穷困潦倒。朱季海生于1916年，是上海市浦东人，从小随父定居苏州，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撰有《楚辞解故》《庄子故言》《南齐书校议》等，亦是王仲荦先生年轻时的同学、朋友。上世纪30年代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搞了个国学讲习班，招收王仲荦、朱季海、李希泌几个年轻弟子，传授章门之学。后来王先生搞的是史学，李希泌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研究古代藏书史等。传承章氏训诂考证之学的只有当年才16岁的朱季海了。 王先生多次同我谈起朱季海，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朱先生生活还过得去，他写书，有稿费，给人家写字，也有点收入。‘文革’一来，一切都没了，全靠朋友接济。”“他解放前在南京国民党的国史馆工作。解放军要渡江解放南京，国史馆搬到台湾去了，朱先生是不会去的，他又不是国民党。但是为了躲避战乱，便跑到苏州家里耽着。等到南京、苏州都解放了，他亦不回南京报到。”王先生又说：“苏州有个大学请他教书，他很高兴，到学校一看，给他的头衔是讲师，不是教授，朱先生又不干了。说句公道话，朱先生学问是够教授，要是在今天，当个一级、二级教授亦够格，但那时朱先生还年轻，没有上课，也没有什么著作，人家不了解你，怎么会请你当教授呢？让人家了解要有个过程呀！朱先生的脾气就是这样犟。” 朱先生生活困难，王先生尽量帮助他。1964年，朱先生突然带了几部善本书从苏州到北京，找到正在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王先生，说是准备把这几部善本书卖给国家。王先生想办法，请顾颉刚先生出面，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商议，希望把书留在图书馆，价格上也尽量作些照顾。书是好书，赵先生也给了面子，国家收购了，朱先生一下子拿到四五百元钱，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了。 1970年代底，有个机构整理章太炎的著作，来找王仲荦先生。王先生推荐了朱季海。章氏著作中的问题，朱先生轻车熟路。这个机构很高兴，非常看重朱先生，在苏州举办的章太炎学术研讨会上待他如上宾。1980年代初，大学教师青黄不接，有个大学想请朱先生去教书，甚至还想请他培养一下中青年教师。他答应了，却向学校提出一个要求，教书前先请他游览全国。朱先生忘了，孔子周游列国，亦是自掏腰包，绝粮于陈，受尽困顿，并不舒服。他是在“国史馆”工作过，却忘记了孙中山先生所说“适合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离开社会太久了，他的行为、想法总是格格不入。 朱先生处理不好他与社会的关系，亦处理不好家庭关系。一个男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学问再好，换不来五斗米，引起妻子不满。王仲荦先生知悉后，劝慰朱先生，1977年5月特赠诗朱先生云：“鸳梦何时得再圆，故人心事寄风笺。劝君早接齐眉案，不唱怨歌浚爱泉。” 王先生对朱先生的关怀，主要是寄付生活费，每月15元，逢年过节要多寄一些。我记得有一次王先生的长子出差去苏州，王先生关照儿子一定要带上钱去看望朱伯伯，顺便买双鞋子去。他不忘叮嘱儿子“季海的脚比我大一号”。《 华山馆丛稿续编》“诗词录存”里有王先生唱和朱先生的诗七八首，其中一首作于1977年的《寄季海》诗序云：“季海来诗云：‘去年无饼赋新诗，今日诗成饼不知。火速飞笺催仲子，斗牛宫里兴支持。’为诗酬之，时已有稿费，季海或不至冻馁矣，故诗云云。”王先生长期支助朱先生的事，他很少对人说。朱先生对帮助他的人从来不说“谢”字，上引的这首朱先生的诗，倒是见载其《初照楼文集》，亦成了王仲荦长期默默关怀一位被社会冷落已久的文化人的明证。 （作者为中华书局编审，原古代史编辑室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