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张海鹏先生与徽商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13 国学网 李琳琦 参加讨论
主持人语 本期主持：李琳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本期主题：徽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徽商是明清时期经商人数最多、经营行业最众、活动范围最广、商业资本最巨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徽商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90年代的发展和新世纪以来的繁荣。利用新发掘的资料，特别是徽商商业文书等资料，进一步加强徽商的实证研究和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并重视传统徽商转型和近代徽商发展的探讨，是近年来徽商研究的发展趋势。 张海鹏（1931年－2000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兼任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等。1983年，张海鹏先生在国内率先组建团队研究徽商。徽商和徽学研究，是他倾注后半生的全部热情所从事的学术事业，学界誉其“采文华章，徽商研究独步海内外”，“开创徽学研究领域，具奠基之功”。 为什么要研究徽商 1947年，傅衣凌先生发表《明代徽商考》一文，这是徽商研究的拓荒之作。1953年、1954年，日本学者藤井宏在《东洋学报》上连载了长篇论文《新安商人的研究》，由傅衣凌先生等翻译后在《安徽历史学通讯》和《安徽历史学报》上连载，“这是有关徽商研究中最为系统的著作”（傅衣凌语）。这两篇论文，由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原因，影响有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徽商研究虽有零星的成果发表，但未形成热点。 张海鹏先生为什么要在1983年正式组建团队研究徽商呢？他在1998年撰写的《徽商研究十五年》一文中讲了三点原因：第一，“徽商的活动，从深层次看，不仅仅是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无论从明清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还是从徽州区域经济文化的角度，徽商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二，“则是基于为现实服务的考虑”。徽商“对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市场的产生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徽商的“徽骆驼”精神、所遵循的商业道德、所表现出的儒雅风范以及在长期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营谋略等，“是留给我们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意义”。第三，“是学术竞争的需要，是出于民族自尊使然。从20世纪40年代起，傅衣凌先生发表《明代徽商考》一文之后，徽商研究这一崭新的领域即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能甘心徽商在中国，徽商研究在国外的现实，于是我们决心发奋研究徽商”（《安徽师范大学校庆70周年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他后来回忆说，“原因之三”才是当时他们决定组建团队研究徽商的最初动因，至于“原因之一”徽商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原因之二”徽商研究的现实意义，都是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体会出来的。由此可见张海鹏先生作为学者的学术担当。 应该如何研究徽商 “历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证，曲征旁通’。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仰慕与学习”（张海鹏：《创新·守成·严谨》，《光明日报》1984年7月16日《史学》版）。正因如此，张海鹏及其团队的徽商研究，是从资料积累做起的。1985年，他们在黄山书社出版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他在“前言”中写道：“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都深感研究徽商所遇到的一个困难问题就是材料分散。……我们想，如能把分散的有关徽商资料进行摘录，汇集成编，这对大家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提供一点方便。为此，我们集研究室全体同仁之力，并借‘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最近几年中，利用教学之余，冒寒暑，舍昼夜，到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徽州各地，访求珍藏，广搜博采，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进行爬梳剔取，初步摘录近四十万言，编辑成册，定名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瞿林东先生曾评价：“正是这部在参阅了230余部书籍基础上编纂出来的‘资料选编’，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编者们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瞿林东：《二十年的功力：评一个徽商研究的学术群体》，《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6日学林版） 在收集资料的同时，如何开展专题研究？张先生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是发挥个人作用与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优势，目标是超越、创新、开拓。……个人每想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召集研究中心的同人坐在一起讨论，相互切磋，各表己见，这样的座谈，常常使大家茅塞顿开，获得满意的见识。”正因如此，十余年来，“我们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明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国内较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共计发表了有关徽商的专题学术论文40余篇”（《徽商研究十五年》）。这其中，张先生撰写的《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从〈汪氏阄书〉看徽商资本的出路》（《光明日报》1986年4月23日）、《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明史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94年版）等论文最具代表性。 从专题研究的分之成篇，到合之成册。199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徽商研究》。张先生在“前言”中写道：“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是从搜集资料做起的。……此后，我们便在继续搜集资料的同时进行一些专题研究。……这部《徽商研究》便是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正如瞿林东先生所指出，“《徽商研究》一书的结构向人们展现出这个群体在研究上的重大进展。此书包含以下各个部分：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徽商的资本积累；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徽商与两淮盐业；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徽商与封建势力；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与徽州文化；徽商个案研究；徽商的衰落。以上凡11章。根据这个结构，研究者们写出了一部54万字的著作。”（《二十年的功力：评一个徽商研究的学术群体》）范金民先生高度评价该著作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同时指出该著作有三大特色：一是“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兴衰历史”；二是“准确地揭示了徽商的发展特征”；三是“精心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有关问题”（范金民：《老树春深更著花》，《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从徽商到徽学研究 从组建团队研究徽商开始，张海鹏先生就将徽商研究看成是徽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在1985年《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前言”中就明确指出：“研究徽商，又是研究徽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徽州学的内容，除要研究徽州的政治沿革、自然环境、语言、风俗习惯、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宗族制度、历史人物、阶级斗争等课题外，还有诸如‘新安学派’‘新安画派’‘新安医派’这些大的研究领域，更有待于学者们的纵横驰骋。而上述这些课题，往往又与徽商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徽商是其酵母。”1994年3月，张先生又在《东方讯报》上发表《徽商：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进一步指出：“一定的经济，往往孕育着一定的文化。在徽州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和发展了颇具风格的‘徽州文化’。从宏观角度来看，徽商正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素很多，而徽商的‘酵母’作用，则是十分重要和基本的。”所以，在研究徽商的同时，他又安排团队成员去研究“新安学派”，“发掘这一座宝藏，总结从朱熹到戴震这一段理学演变的历史”；同时，支持另外的成员去研究徽州教育，探寻徽商与徽州教育的关系，以及徽州文化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安徽师范大学的学术团队，以徽商研究为基础，逐渐拓展到新安理学研究、徽州教育研究，尔后又开拓了徽州谱牒研究、徽州文书文献研究等领域，原因即基于此。 2000年3月24日，张先生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徽学漫议》一文，对徽学研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系统思考。该文首先就徽学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阐明了“徽学”一词的来源及与当今所称“徽学”概念在内涵上的区别；继之就“中原文化是‘徽学’形成的‘基因’”和“徽州商帮是‘徽学’发展的‘催化剂’”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文中的精辟见解，对推动徽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张海鹏先生去世21周年，也是先生诞辰90周年。哲人已逝，哲思犹存！ （作者：李琳琦，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