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假如曹雪芹来评《儒林外史》，他会怎么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41 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儒林外史》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以虞博士形象传达真切实在的生活经验，以聘娘形象寄寓对青楼女子的厌恶之情，其写法与《红楼梦》大异其趣。本文尝试从曹雪芹的视角来讨论这些现象，旨在揭示这两部名著的品格差异：《儒林外史》以深刻的理性为支撑，《红楼梦》则依托于丰厚的感性之美；《儒林外史》可以作为生活指南，《红楼梦》则是生活的咏叹。它们的不同，造成了传播接受中的一些有趣差异，也是二者不能相互取代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曹雪芹 吴敬梓 《红楼梦》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两部缘分很深的小说，它们都创作于清代乾隆年间，两个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在南京生活过。当时南京还有另一个名人，诗人袁枚，他读过《红楼梦》，在《随园诗话》里留下了有关小说作者的一些记录，成为后来胡适确信“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 的重要依据之一。袁枚甚至用炫耀的口气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是他的随园。 袁枚没有说他是否读过《儒林外史》，假如读过的话，他也许不大喜欢。当然这只是推测，但有一条间接证据。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曾给袁枚写过一封信，告诫他说，你现在知名度高，为了传世，应该把诗集中的那些风怀之作统统删掉。程晋芳的这一理念近于吴敬梓。袁枚给程晋芳回信说，你的建议我不能接受，正是为了传世，我要把这些作品保留下来，证明我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都健全的人。由此看来，袁枚和程晋芳之间，好多理念是不一样的，这大概可以间接证明，袁枚和吴敬梓在理念上也有较大差异。 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产生于同一时代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其读者反应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如果说差异的产生是由于一部作品伟大，而另一部作品渺小，就不需要加以关注。事实却是，这两部作品都很伟大。两部伟大的作品却引发了如此悬殊的读者反应，背后一定有值得思考的原因。 今年9月30号，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学讲坛讲了一个题目，《假如吴敬梓来评<红楼梦>，他会怎么说》，当时做了个预告，说为了让曹雪芹和吴敬梓受到公平待遇，在山东师范大学校庆期间，会讲另一个题目，《假如曹雪芹来评<儒林外史>，他会怎么说》。上一次是给了吴敬梓发言机会，今天则要给曹雪芹发言机会。 讲座拟分三个层面展开，分别从曹雪芹的视角来看吴敬梓的创作理念以及他笔下的两个人物：虞博士和聘娘。 就创作理念而言，曹雪芹也许认为，《儒林外史》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是其读者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氛围神秘，人物神秘，情节神秘，不仅可以引发读者的兴趣，也是安于小说家的本分。 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这里，鲁迅说的是“道教”，不是“道家”。道家是老庄一脉的学术，它主要影响精英文人，道教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主要影响普通民众，当然也包括少量精英文人。在道教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除了人之外，还有仙、鬼和妖精，这些超自然的力量，神秘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有时甚至支配了人类的生活。中国人想了各种方法来与这些神秘力量打交道，道士因此而被倚重。有人说，中国人太讲迷信，这是贬义的说法，实际上是说有一种神秘文化，渗透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小说家，如果要引起普通民众的阅读兴趣，尽可能发挥这种神秘文化的作用，不失为明智之举。 就与神秘文化的关联而言，《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正好成为对照。性格倔强的吴敬梓，他毫不吝惜地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而曹雪芹，相不相信神秘文化是另一回事，但他充分利用了神秘文化，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小说家，他比吴敬梓随和多了。 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梳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这一差异。 第一，从总体风格来看，《儒林外史》是平实朴素的，与日常生活的色调大体一致，而《红楼梦》则弥漫着浓郁的神秘氛围，无从问其究竟的场景、人物和情节，不时可见。例如，宝玉的身世就不乏神秘色彩。“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第一回）这就是宝玉的前身。而他来到这个凡俗的世界时，“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第二回）这块玉是宝玉的命根子，可以神秘地丢失，也可以神秘地回来，而一旦丢失，宝玉就不再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癞和尚和跛道士，疯疯癫癫，在前五回就已出现，在后面的情节里也时来时去。他们带有先知的意味，神秘莫测。还有那个甄士隐，一半是常人，一半是先知，在梦幻中见识了一僧一道和通灵宝玉；在家破人亡之后，居然可以飘然而去。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造成神秘氛围。神秘的世界是令人向往的，人类生来就有沉醉于神秘的天性。《红楼梦》可以与这种天性对接，吴敬梓则拒绝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第二，从人物身份来看，《儒林外史》是明确的，《红楼梦》则多少有不确定之处。尤其是宝玉，虽被设定为荣国府的公子，却又时常让人联想到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物，例如帝王之类。《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以一种指点江山的口吻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人物。第一种是仁人君子，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第二种是大凶大恶，如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第三种则介于仁人君子与大凶大恶之间，“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旛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贾宝玉自然属于第三种类型。但第三种类型还可以细分，或“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或“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或“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比照这几种类型，与贾宝玉最为吻合的是“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与他对应的人物，是陈后主 、唐明皇和宋徽宗三位帝王。帝王将相常常是普通读者感兴趣的对象，在历史题材的小说、戏曲中，写帝王将相的比例，远远高于写寻常人的比例。而在所有帝王中，陈后主、唐明皇和宋徽宗又有其殊异之处。他们不是秦始皇那样滥用民力、手段残忍的暴君，也不是智力寻常、不理朝政的昏君。他们修养好，为人不俗，且在某一方面才具卓特。比如宋徽宗。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诗词，几乎没有他不精通的，也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他的哥哥哲宗去世了，没有子嗣，他被推上了皇位，不得不操心国事。但他实在只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做政治家非他所长，因重用蔡京，把朝政给弄坏了。徽宗如果有幸不成为帝王，在艺术领域他必然更加出色。 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样的帝王，本来就是话题人物，《红楼梦》把贾宝玉归入这个系列，足以引发种种联想。从文化精英到普通读者，经常有人就贾宝玉的身份展开各种猜测。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他说宝玉含的那块玉，就是帝王用的印章，也就是玉玺；林黛玉象征明朝，宝钗象征清朝；黛玉、宝钗对宝玉的争夺，就是明、清两朝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这是一个文化精英所做的推断。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够不上这个等级，但也是名人。比如写过《班主任》的作家刘心武，他从《红楼梦》里读到的，是雍正、乾隆朝的宫斗。这样一些联想，多少与《红楼梦》人物身份的神秘莫测有关。 第三，从具体生活情景来看，《儒林外史》只写日常，不写超常，《红楼梦》在日常之外，还大写超常。《红楼梦》第三回，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黛玉一眼看到宝玉，感觉是，这个公子我在哪里见过的；宝玉也是，这个妹妹，我好像以前见过的。他们在赤霞宫见过，那时宝玉还是神瑛侍者，黛玉还是绛珠仙草。这样一种设定，让宝玉和黛玉的见面与普通的一见钟情大不一样。一见钟情，只是说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就再也放不下，而宝玉和黛玉在人世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经历了几度轮回之后，又走到了一起。千年等一回，这样的设定，就使他们超越了芸芸众生。如果没有这个定位，许多读者对黛玉也许不那么偏爱，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黛玉，其实不太讨人喜欢。还有那个金钏儿，本来只是个寻常女孩，但她去世之后，《红楼梦》设计了一个水仙庵来对应她；再如晴雯，也只是一个丫环，去世之后，《红楼梦》设计了芙蓉花神来对应她。这些都赋予了日常生活超越日常的神圣感。 综合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几乎没有神秘感，而《红楼梦》则用浓郁的神秘感笼罩了整部小说。这样一种差异，造成了两部小说的读者群的巨大差异。 《儒林外史》，只有那些确实达到了一定思想高度的人，才会喜欢，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必须去读，比如要拿学位，要给学生授课，等等。完全自发地来读《儒林外史》的人向来不多，一般读者，不光读不起兴趣，也读不懂。 《红楼梦》就不同了。《红楼梦》的读者，至少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像鲁迅这样的读者，他关注曹雪芹真想表达的东西，努力读出《红楼梦》的本义。第二个层次的读者，像胡适，像蔡元培，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寻找《红楼梦》背后隐藏的东西，一个偏重于家世，一个偏重于时事。这两个学者都很杰出，学术训练也好，虽然他们的阅读取向不完全妥当，但他们的解读，终归还是有意义的。等而下之，数量最多的是第三层次的读者，他们也读了一点书，又有联想能力，于是借助于《红楼梦》这个平台，不断寻找猜谜的乐趣。曾有一位中学老师，用几万字的论文来说明贾宝玉是太阳黑子。贾宝玉的前身是赤霞宫神瑛侍者。赤霞的“赤”，是“红”的意思，那个“霞”呢，一般的本子写作“红霞”的“霞”，也有一些本子写作“白璧微瑕”的“瑕”。那个“白璧微瑕”的“瑕”被解读成为黑子，“赤”被解读成太阳，结论是，《红楼梦》写的就是贾宝玉这个来自太空的太阳黑子在人世间的一段奇遇。还有一本书，叫《红楼解梦》，说《红楼梦》暗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曹雪芹和他的恋人竺香玉合谋，把乾隆皇帝给干掉了。这些议论，从学术上讲，不必认真对待，但确实促进了红学的兴盛。如果曹雪芹和吴敬梓有机会面对面交流，他可能会提醒吴敬梓，对于第三层次的读者，不一定看重，但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小说家应该放下身段，好好利用一下中国的道教，否则的话，读者量是上不来的。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层面：从曹雪芹的视角看吴敬梓笔下的虞博士。 虞博士是《儒林外史》为读书人树立的一个榜样，吴敬梓以这个形象为载体，努力把他从辛酸苦辣中得来的人生经验传达给读者。对此，曹雪芹也许会说：小说是不能当作生活指南来写的。虞博士的处世之道确实可以供读者参考，但是有几个读者喜欢虞博士呢？反倒是宝玉，虽然决不能作为生活的榜样，喜欢他的读者却真不少。 虞博士和宝玉不在同一年龄层次上，宝玉才十几岁，而虞博士早已进入婚姻生活和仕宦生涯。但这两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不在乎功名富贵。这里先讲他们的同，再讲他们的不同。 《红楼梦》里的宝玉，与两个人关系格外疏远，长辈中是他的父亲贾政，姐妹中是他未来的妻子宝钗。贾政总是告诫宝玉，得好好读书，贾政这样做，当然是有理由的。人生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年之前，所要做的是为成年后干一番事业而接受必要的教育；第二个阶段是成年之后，把所受的教育转换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建功立业，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贾政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对于宝玉的管教之所以那么严格，是因为不这样宝玉就不能成为家族的顶梁柱。宝钗“教育”宝玉，动机和贾政是一样的：身为男人，总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否则何必来这个世界走一趟。宝玉对宝钗不像对黛玉那么亲近，就是因为宝钗有意无意地行使了教育者的职能，而黛玉从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宝玉把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称为“禄蠹”。他是一辈子不做“禄蠹”的，他对功名富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 虞博士也不在乎功名富贵。《儒林外史》第一回，“借名流敷陈大义”，说 “这个法定的不好”，意思是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看重的是功名富贵而不是人品。根据这个“大义”，《儒林外史》把读书人分成了四个类型：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最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所谓辞却功名富贵的人，包括了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和后来的四大市井奇人，他们是《儒林外史》所树立的读书人的榜样。这些人生榜样中，虞博士是最为出色的，充分体现了原始儒家不为功名富贵所左右的人格风范。 上面说的是虞博士和贾宝玉的同，而他们的不同也许更值得关注。 虞博士看重他对家庭的责任，总是把养家活口作为人生要务，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尽力打理到位。他的故乡常熟，是人文荟萃之地。当时有位云晴川先生，古文诗词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就随着他学诗文。吟诗作文，自然是高雅的，但邻居祁太公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知道养家活口乃是一切高雅事情的前提，劝他说：“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看风水），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选择（挑选吉日），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虞博士接受了他的教诲。后来，虞博士又听从祁太公的建议，读了几本考卷，出去应考，成了秀才。做秀才的收益，用祁太公的话说，是“进个学，馆也好坐些”。果然，进学的第二年，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就包了虞博士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这笔收入足以赡养全家数口。后来又考了举人、进士。在国子监博士任上，虞博士在尽责于公务之外，对夫妻养老和孩子的未来也有周到安排。他对杜少卿说，这几年已经攒了一笔钱，买了几十亩地，再做几年官，再买几十亩地，养老是不愁的；至于儿子，现在教他读书，同时也教他学医，就算以后考不上举人、进士，也可以靠行医养家糊口。虞博士这样一种处理生活的方式，是靠谱的，足以给读者提供借鉴。 而宝玉很少为荣国府的衣食住行操心，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倒也读书，但当真下了功夫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楚辞、《文选》；倒也跟人打交道，但乐意交往的不是贾雨村这样有事业心的人，而是大观园中的女孩以及和女孩们气质相近的秦钟等人；倒也参加乡试，考上了举人，但不是为了成为家族的顶梁柱，而是要给母亲和妻子一个交代，考上举人以后，就出家了。 是不是宝玉本来就没有家庭生活压力？当然不是。宝玉所面对的压力，其实比虞博士等人大多了。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荣国府上上下下，人口达数百之多。《儒林外史》中的家庭，一般都是五、七口人，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都是如此。所以，像虞博士，只要有机会做国子监博士这样的闲职，就可以给一家人提供充裕的生活费用。而同样的收入是没法维系荣国府的运转的。这种压力让宝玉感到恐惧，情不自禁想要躲避。有次他对黛玉说，就算以后收入少了，难道还少了我们几个人的？他说的“我们几个人”，包括贾母、贾政、王夫人、宝玉和黛玉。说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躲避压力。反过来看，贾政对他的严加管教，宝钗、湘云对他的劝说，则是提醒他，压力就在那里，躲是躲不开的。 宝玉用出家来摆脱生活的压力，当然是不靠谱的。他的母亲指望他来养老，他的妻子指望他来养家，他的姐妹们指望他来照应，一句话，他的家族指望他撑开一把巨大的雨伞，好遮风避雨，而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出家成了泡影。在王夫人、宝钗、探春等人眼里，还有比宝玉更不靠谱的人吗？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在经历了人生挫败之后来写小说的，但写作动机明显不同。吴敬梓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而他自己偏偏科场不利，始终没有考上举人，家产也败光了，落到了极为穷困的境地。此时此刻回首人生，他致力于把中年经验告诉读者，实话实说，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人生指南。写《红楼梦》时的曹雪芹，也处于人生的低谷，自愧一事无成，有负于家族和祖宗的教养之恩。但更重要的是，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埋没了家里的几个姐姐妹妹，闺阁当中，本自历历有人。曹雪芹是把少年时代的审美感受，如实地写进了小说，他没有用中年经验来改变当初的感受，反而是以所目睹的美的短暂易逝来加强了这种感受。不是为了教育读者，而是为了写出美的消逝和难以忘怀。这是曹雪芹格外了不起的地方。年轻人读《儒林外史》，就像和父亲、叔叔们在一起。假如老成持重的中年人难以让人亲近的话，这可能就是《儒林外史》少有读者的原因之一。这种阅读心理，吴敬梓可能是了解的，但他不予理睬，他有他的执着信念。对这样一个倔强的小说家，曹雪芹如果有机会跟他交流，也许会说：小说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要把小说当作社会生活指南来写。小说承担不了这个功能，也不应承担这个功能。在生活中我们必须靠谱，不靠谱则是艺术的专利。艺术如果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最后谈第三个层面：从曹雪芹的视角看吴敬梓笔下的聘娘。 《儒林外史》中的聘娘形象，寄寓了吴敬梓对青楼女子的厌恶之情。吴敬梓曾在秦淮河畔狂嫖滥赌，浪掷祖上留下来的家产。他的堂兄吴檠有一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七古，这样描写吴敬梓当年的所作所为：“一朝愤激谋作达，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