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杰、程一骄：近代以降中日文学环流中的鲁迅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55 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人文论丛》2021年第一辑（总第35卷） 【摘要】鲁迅文学在日本的流播已逾百年，即使在中日命运多舛的历史时期，也不曾间断。迄今鲁迅的作品仍被日本初高中教材收录，无论在日本三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里，还是在两大搜索引擎谷歌、雅虎中，鲁迅的检索信息多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而在搜索引擎中，鲁迅的检索信息甚至超过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鲁迅文学的强大的生命力和世界性价值要素，是亟待发掘研究的课题。鲁迅作品所扬播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是精神品格和风骨。对比今昔，追溯本源，反观历史，对于今天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加深理解鲁迅文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大有裨益。对鲁迅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现象的历时性简要梳理，会给文化归属和精神栖息的疆界问题提供更多思索。 【关键词】鲁迅；日本；译介；流播；接受 19世纪洋务运动失败后，日本明治维新倡导文明开化，与西方接轨，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发生变革，带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进步，日本由此成为亚洲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批仁人志士，如李大钊、陈独秀、廖仲恺、廖承志、周恩来、郭沫若、秋瑾、王国维、陈寅恪、郁达夫、周作人等纷纷留学日本，寻找救国之道。鲁迅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在文化上影响最大，后成为中国新文化旗手。  鲁迅 纵观20世纪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鲁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其作品《阿Q正传》是最先被翻译成外国文字的，并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1925年被苏联人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里耶夫（Борис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Васильев，中文名王希礼）翻译成俄文，而且在1929年一年之内就出版了两种译本。1925年美国人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新泽西州华侨）与鲁迅书信联系，探讨翻译这部中篇小说，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1928年，中国民俗研究学者井上红梅首次将它翻译成日文，之后有增田涉、小田岳夫、田中清一郎、中泽信三、竹内好、丸山升、驹田信二等十多位汉学家翻译过。毋庸置疑，鲁迅在日本的热度明显高于西方。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指出，鲁迅“虽然是外国的文学家，但在现代日本是作为国民文学来对待，被人们接受的”[1]，由此可见一斑。在中日文学的对话和互鉴中，鲁迅文学无疑是重要的中国声音。日本对鲁迅文学的研究逾百年的现象，极富特性，颇为鲜见，值得探讨。鲁迅文学在日本流播经久不衰的现象，给鲁迅文学研究提供了异域坐标和价值借鉴，对探寻文学跨境交流的规律、重新认识鲁迅文学的世界性、建构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谱系，有着非凡的意义。 国内学界对鲁迅文学在日本流播的关注从未间断，并将日本对鲁迅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内。如近期在国内问世的主要专著和论文有：《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藤井省三著，潘世圣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日本鲁迅研究史论》（靳丛林、李明晖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藤井省三教授访谈》（吕周聚、藤井省三著，《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辑）、《寻找“文学家”鲁迅的起点——北冈正子〈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片论》（鲍国华著，《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3期）、博士学位论文《藤井省三的鲁迅研究》（于珊珊著，吉林大学，2016年）等。 从学术前史看，鲁迅文学在日本的流播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日本的翻译家、评论家、文学家等文化人进行翻译介绍、评论研究、刊载出版；二是主流报刊媒体、学校教材、戏剧形式等媒介。前者是鲁迅文学在日本流播伊始至今的重要方式，后者是在前者扩大影响后，由媒体、教育、艺术形式传播。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通常离不开国外汉学家的翻译介绍，然后进入学术研究，随之出现各种形式的多元传播。中国古典名著如此，现当代文学作品亦然。近代以降，鲁迅文学尤为突出，在日本提起鲁迅，可谓无人不晓，有一种天然亲和力，甚至成为中日友好交流、文化使者的代表。 一、鲁迅文学在日本的译介 （一）“二战”之前 据现有可考资料，日本对鲁迅的介绍先于对其作品的翻译。藤井省三认为，日本第一次介绍鲁迅的时间可追溯至1909年，也就是鲁迅5年留日的最后一年。当年5月1日所发行的半月刊杂志《日本及日本人》（政教社）的“文艺杂事”栏目中介绍了中国的同乡两兄弟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的消息，但尚未出现鲁迅的笔名。《域外小说集》第一册（7篇）1909年3月出版，第二册（9篇）同年7月出版，兄弟二人大约翻译于1908年至1909年，文言色彩颇浓，难免佶屈聱牙，故销售不佳。青木正儿于1920年创立了杂志《支那学》（弘文堂书房），并在前3期的《以胡适为中心涡旋浪涌着的文学革命》文章中介绍了中国的文学革命，并对“唐俟”的白话诗、小说做了较客观的评价，这可谓是“把鲁迅的笔名介绍到日本的最早记录”[2]。1922年，日本新闻记者藤原镰兄在北京创办了周刊《北京周报》（极东新信社）[3]，次年登载了日文版《孔乙己》。这是鲁迅作品首次被翻译成日文登载，译者署名“仲密”，即周作人的笔名。也有学者认为“这篇小说其实是鲁迅亲自译成日文的”[4]。1924年1月，《北京周报》开始连载丸山昏迷所翻译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丸山昏迷是日译鲁迅著作的第一人，也是世界译介鲁迅著作的第一人”[5]。然而，《北京周报》是在北京出版发行的杂志，并非日本国内的杂志。1927年10月，由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大调和》（第1卷第7号，春秋社）上刊登了日文翻译的小说《故乡》，但无译者署名。这是鲁迅文学作品首次出现在日本国内杂志上。 在日本对鲁迅作品译介之初，丸山昏迷和清水安三于《北京周报》，对鲁迅作品进行了翻译和评介，有力推动了鲁迅文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井上红梅也是积极译介鲁迅作品者之一，1926年在大连的日文杂志《满蒙》（大连日中文化协会）上发表了翻译的《狂人日记》，后又翻译了鲁迅的多部作品。尽管其翻译存在一些误译，受到鲁迅本人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鲁迅作品进入日本读者的视野有着积极贡献。1931年10月，四六书院出版了《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国际无产阶级丛书），署名为“鲁迅著、林守仁译”，而“林守仁”是山上正义的笔名。1932年1月，佐藤春夫翻译的《故乡》在《中央公论》（新年特辑号，中央公论新社）杂志上发表，1933年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支那篇”收录了增田涉翻译的《阿Q正传》。佐藤春夫、增田涉后来成为译介鲁迅的中坚人物。佐藤春夫对鲁迅译介的出发点耐人寻味，他曾被称为“右翼之雄”，与鲁迅的立场和创作倾向相左，却对鲁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或许源于佐藤春夫一向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之故。他不同于其他译者，留意到鲁迅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与之齐名的另一位译者增田涉，曾亲赴中国，得鲁迅亲授，回国后与鲁迅保持长期书信往来。后来，增田涉与竹内好等人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  鲁迅作品《狂人日记》 日本由零星翻译到对鲁迅作品集的系统翻译。1932年，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改造社）出版，收录了《呐喊》和《彷徨》。1935年，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岩波书店）出版，译本得到鲁迅的认可，并在日本流传甚广。1937年，由井上红梅、鹿地亘、增田涉、松枝茂夫、小田岳夫等翻译的《大鲁迅全集》（东京改造社），是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鲁迅全集，较为详尽地收录了鲁迅著作的日译本。 （二）“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 1937年后，日本全国笼罩在帝国主义浓厚的阴影中，文艺界的一切活动都受到限制，鲁迅作品的译介活动几乎停滞，聊有小田岳夫撰写的评传——《鲁迅传》（筑摩书房，1941年）以及太宰治以青年鲁迅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朝日新闻社，1945年）等。在这一特殊时期里，已属相当不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至1969年间，日本的鲁迅作品日译本达57部，鲁迅评论和传记类书籍达47部，鲁迅相关的杂志文章249篇。[6] 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鹿地亘、小田岳夫、冈崎俊夫、小野忍等多位翻译家在这一时期的鲁迅译介活动中较为活跃，发挥了重要作用。竹内好既是鲁迅的译介者，也是鲁迅的研究者，在日本鲁迅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译本在日本传播范围广、影响深，但其译介和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借由鲁迅来反观日本，因此其翻译风格具有较强的本土化倾向。这一时期，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如火如荼，不仅涌现出了大批优秀译者，而且出版活动也更具系统性和规模性。既有单本作品，如1955年发行的竹内好翻译的《野草》（岩波文库，岩波书店）；也有多卷本的翻译集，如岩波书店1953年发行的竹内好翻译的《鲁迅评论集》（岩波新书）等。 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经济奇迹，日本社会发展进入全新时期。中日关系也迎来了崭新局面，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文化交流率先热了起来。因两国的历史和地缘关系，文化交流有先天的优势，日本对鲁迅文学仍保持高度热情。1970—1989年，日本的鲁迅作品译本达61部、鲁迅评论和传记类书籍达64部、有关鲁迅的杂志文章达298篇。[7]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鲁迅全集》全20卷（学习研究社，1984年11月—1986年12月）的出版。这套全集以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为原本，集结日本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翻译，增加了大量译注，并补充了日本方面的资料，便于日本读者阅读理解。这部译著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好评。 90年代后，日本对鲁迅的研究日趋成熟，然而也迎来了对鲁迅作品日译本的探讨和思考。例如，藤井省三对竹内好译本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竹内好在翻译时将原文长句拆成短句的译法，虽符合日文表达习惯，有利于日本读者理解，但也丢失了原文的本色。为此，藤井省三重译了《故乡·阿Q正传》（光文社，2009年）和《在酒楼上·非攻》（光文社，2010年）。 二、日本的鲁迅文学研究 日本关于鲁迅文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其代表学者分别为：第一时期以增田涉、小田岳夫、竹内好为代表；第二时期以丸山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为代表；第三时期以藤井省三和长堀祐造为代表。[8]增田涉主要侧重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促进了鲁迅文学在日本的传播。1941年由筑摩书房出版的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以评传形式介绍了鲁迅，可算作专著之肇始。该著作问世前的1934年，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人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在1935年至1943年的会刊《中国文学月报》（1940年改名为“中国文学”）上做了一些译介。竹内好是鲁迅研究方面有影响力的人物，著有评论《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鲁迅杂记》（世界评论社，1949年）、《鲁迅入门》（东洋书馆，1953年）等，其代表作《鲁迅》成为中日两国学者在研究上不可或缺的资料之一。藤井省三认为，“竹内直到70年代都是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一人”[9]。竹内好建构了“文学者”鲁迅的形象，被称为“竹内鲁迅”，竹内认为“个人”、“集团”（即日本国家）、“鲁迅”三个维度之间要有动态平衡。[10]即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去阅读鲁迅作品，用鲁迅精神反省、批判日本近代化的问题，理解鲁迅与鲁迅作品的真实性。实质上是文化人对作品的阅读态度，跨越时空的时代问题并不鲜见，个人与社会不可能剥离，鲁迅的作品不是虚构的，而是直面社会的真实，直击人的内心。 战后，日本形成了“以鲁迅为方法”的研究传统，[11]具有鲜明的学术思想特色。1952年，鲁迅研究会在日本创立，涌现了丸山昇、伊藤虎丸等一批优秀研究者。其中，丸山昇凭借撰写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东洋文库，平凡社，1965年）、《鲁迅与革命文学》（纪伊国屋新书，纪伊国屋书店，1972年）等专著，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故日本学界在“竹内鲁迅”之后，又出现了“丸山鲁迅”的说法。“丸山昇是继竹内好之后，第二位获得中日学界以其姓氏加于‘鲁迅’二字上来代称其鲁迅研究成果这一殊荣的人。”[12]丸山昇强调客观，注重实证，建立了“革命人”鲁迅的形象，与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既有殊异又相互映衬。之后，伊藤虎丸在继承“竹内鲁迅”和“丸山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者”鲁迅的观点，确立了“伊藤鲁迅”的学术地位。中国学者李明晖在《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生机与偏至》一文中，将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等人的研究，统称为“鲁迅像”研究。这批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富有影响的研究者，都有各自的“鲁迅形象论”，而这种独自的鲁迅形象论正是他们研究的基调色。按李明晖的观点，这种“鲁迅像”的内核凸现的是文化反省意识，鲁迅是反观日本的一面镜子。[13]丸尾常喜曾师从增田涉，他的研究也被冠以“丸尾鲁迅”之名，但多以“耻辱”意识和“鬼”意向做细致考证和深入阐释，力图“还原鲁迅文学的语境”。  鲁迅作品《呐喊》 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鲁迅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新一代的研究者在文本研究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一些研究者开始援用西方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是日本鲁迅研究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藤井省三运用现象学、美学和比较方法，细考文本，阐释鲁迅文学发展经纬和阅读的真实感，“其目的在于探讨鲁迅文学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而使鲁迅精神命题的价值明显地彰显出来”[14]。藤井省三著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中国学艺丛书4，创文社，1997年）、《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岩波新书，岩波书店，2011年）等专著，将研究视野扩展到“鲁迅文学在东亚”，延伸了学术研究命题。长堀祐造的《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平凡社，2011年）一书，梳理和分析了鲁迅对托洛茨基的接受问题，“是日本鲁迅研究界整体格局中的一个拓进”[15]。 日本的鲁迅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对我国学者有启发性意义。实证研究是日本学者的强项，也是鲁迅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尤其对鲁迅留日期间的活动情况的实证，令人折服。如仙台的鲁迅文学爱好者们成立了调查协会，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出版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平凡社，1978年），还原了鲁迅仙台留学时期的活动情况，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日本的学者而言，鲁迅毕竟是一位外国作家，自然纳入国别比较的视野。以竹内好为代表的“鲁迅像”研究也好，以藤井省三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研究也罢，都体现了日本学者独有的思考，这种邻国视野下的“以鲁迅为方法”的研究，无疑给国内的鲁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域外资料和新的思考。 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达一个多世纪，已形成相当规模和特色。除上述研究者外，还有新岛淳良、北冈正子、桧山久雄、今村与志雄、竹内实、片山智行、木山英雄、山田敬三、吉田富夫、代田智明等学者的丰厚成果，异彩纷呈，各具千秋，给鲁迅研究提供了更宽的视阈。 三、鲁迅文学在日本的多元流播 网络、电视、电信等现代化手段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样式，也改变了文学创作的书写方式，更改变了文化交流的传统模式和途径，使文化传播更加便捷、更加直观、更加广阔。 在主流报纸方面，笔者仅通过中国武汉大学图书馆“闻藏ⅡVisual”数据库、日本名古屋大学“YOMIDASU历史馆（ヨミダス歴史館）”和“每索”数据库，进行了数据检索和整理。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三家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从1909年到2020年8月的110余年间，除日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川端康成有本土优势，信息达4位数之外，外国文学作家中，有关鲁迅的报道分别为713条、923条、516条消息，而美国知名作家海明威的相关报道分别是292条、336条、287条消息。海明威比鲁迅小18岁，1961年自杀身亡，而鲁迅是1936年逝世的。海明威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小说《老人与海》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日本三大家报纸平均每年分别有6.48条、8.39条、4.69条关于鲁迅的消息，平均每年近20条消息出现，不能不让人为之惊叹。 以《读卖新闻》为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读卖新闻》登载的鲁迅相关报道大凡有这样一些内容：①中国友好团体访日，瞻仰鲁迅的日本故居；②中国留学生与鲁迅留学的相关事宜；③举行纪念鲁迅的活动；④对鲁迅其人其作改编的电影、戏剧的评介和研究；⑤读鲁迅作品后的文章；⑥他人文章对鲁迅作品的引用；⑦对中国有关鲁迅活动的报道，等等。[16]报纸通常关注时事，可见鲁迅的名字每年都会见诸报端。当然，鲁迅的信息在日本报纸出现的频率，取决于中日关系的热度以及对鲁迅的认知度。奇怪的是日本对鲁迅的亲近感，似乎并未受到两国关系冷热度的影响。  《读卖新闻》 在日本戏剧方面，大抵有四种类型：①由中国人改编的鲁迅作品的日译版（含剧本出版、剧目公演）；②中国人以鲁迅生平为内容创作的戏剧的日译版；③日本人以鲁迅生平为内容创作的戏剧；④日本人根据鲁迅作品改编创作的戏剧等。其中，对鲁迅作品改编较成功、影响力较大的，是日本剧作家霜川远志、宫本研、中岛谅人等人，改编较多的作品有《阿Q正传》《孔乙己》《药》《藤野先生》《铸剑》等。[17]以戏剧、影视等艺术形式再现作者的文学作品，对日本本土作家而言，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奢侈之事。 在教科书方面，根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日本鲁迅文学的源流与传承——以“师弟”关系为中心》（林敏洁著，2017年）的第8章所述，日本摆脱美军占领、恢复独立的当年（1953年），便有初中“国语”教材选用了鲁迅作品，次年高中“国语”教材也选用了鲁迅作品。[18]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后，所有的初中“国语”教材都收录了《故乡》。[19]根据佐藤明久2006年发表的文章，当时日本高中“现代文”教材中，有三家出版社选用了《藤野先生》一文。[20]笔者在网上查询的结果表明：日本现有教科书制度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特殊学校原则上必须使用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教科书。日本文部科学省官网于2020年4月公布了审定合格的教科书（2021年使用），其中初三“国语”教科书4种，由4家出版社出版；[21]高中“现代文”教科书分“现代文A”和“现代文B”两类，“现代文A”4种，由5家出版社出版；“现代文B”20种，由9家出版社出版[22]。享有授权出版的各家出版社在官网上发布了教科书收录篇目，详情参看笔者所制的表1、表2（未收录鲁迅作品的教材不列入表内）： 表1 2021年日本初中三年级“国语”教材鲁迅《故乡》收录情况 出版社 书名 《故乡》收录情况 东京书籍株式会社 新国语3 第6单元第1篇[23] 株式会社三省堂 现代国语3 第7单元第2篇[24] 教育出版株式会社 语言交流 中学国语3 第6单元第3篇[25] 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 国语3 第4单元第2篇[26] 表2 2021年日本高中“现代文”教材鲁迅《藤野先生》收录情况 出版社 书名 《藤野先生》收录情况 东京书籍株式会社 精选现代文B Ⅱ部第8单元第2篇[27] 株式会社筑摩书房 精选现代文B改订版 附录“小说三”第2篇[28] 株式会社筑摩书房 现代文B改订版 附录“小说三”第2篇[29] 上述情况还表明，1972年后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日本人都阅读过鲁迅作品，而升学至高中的日本人也有机会再次阅读到鲁迅的作品。世界的作家如云，作品无数，但其作品长期被国外初高中教材所收录，是极为罕见的现象。鲁迅普遍受到日本国民的青睐也是极为鲜见的事情。收入日本初高中教科书的《故乡》和《藤野先生》，均为竹内好所译，而所选的作品和翻译风格无疑对日本青少年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因为初高中教材的内容关乎到青少年的思想发育和人格成长，所以教材受到文部科学省严格审定。这实际上是一项关系国家未来的重要工程。还可以从日本中学教师的教学论文中[30]，得知日本中学的国语课程，将《故乡》和《阿Q正传》的不同译文做比较，讲解各种译文的语言和文体特点、翻译的优劣对作品理解的影响、译者的理解与译文、原文·译文与读者，等等，讲授得非常细致，对鲁迅作品做深度读解和鉴赏，还要求学生写说明文和感想文，等等。相比之下，无不“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故乡》插画 除了上述三种传统方式之外，还通过其他手段传播。如藤井省三曾以其著作《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为基础，制作了“每集30分钟共9集的电视节目‘NHK人间讲座 新·鲁迅的推介’，以其脚本出版了《新·鲁迅的推介》(藤井省三著，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3)”[31]。另外，鲁迅相关信息在日本网络上飞快地广泛传播。以日本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两家搜索引擎——谷歌（Google）、雅虎（Yahoo）为例，2020年9月28日在两家搜索引擎中,用日语输入“魯迅”关键词，设置查询语言为“日语”，分别检索到339万条和177万条信息。在同样条件下，输入日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川端康成”关键词，有251万条和170万条信息；“海明威”则有135万条和139万条消息。川端康成与海明威同年出生（1899年），1972年73岁自杀身亡。从1909年到2020年8月的110余年间，《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有关川端康成的报道，分别是2927条和2177条消息，明显占有本土优势，但在谷歌、雅虎两家非日本品牌的搜索引擎中，却逊色于鲁迅。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海明威在日本三大报刊和网络搜索引擎这样的新兴传媒中，远不逮鲁迅。这样的现象耐人寻味，有待做专题深入探究。此外，截至2020年8月，日本最大的文学作品专网“青空文库”公开了井上红梅所译的鲁迅作品17篇。在日本亚马逊网站的kindle商店，输入“魯迅”便可查询到376条电子书籍书目。笔者相信：互联网时代势必会更快更广地将鲁迅文学推送给更多的日本和世界的读者。 四、日本作家对鲁迅文学的接受 鲁迅文学对日本的深广影响使众多日本作家自幼熟读鲁迅，其创作不乏受鲁迅文学的陶染。近年来，两国学者聚焦日本作家对鲁迅文学的接受问题，对当代作家太宰治、松本清张、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受鲁迅影响的研究，已出了一些成果。其中，藤井省三的研究尤为突出。 太宰治与村上春树、夏目漱石并称“日本三大青春小说家”[32]，享有盛名，且日益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太宰治的《惜别》，是以仙台留学时期的鲁迅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资助下完成。从创作背景看，是一部具有直接政治目的（宣扬《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御用之作”。但是，太宰治本人在《惜别》“后记”的开头写道：“这本《惜别》确实是应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创作的小说。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面的请求，总有一天我也会试着写一写，搜集材料和构思早就进行了。”[33]由此看来，《惜别》的创作不乏客观和主观两层因素。奥野健男曾在新潮文库版《惜别》的“解说”中指出，“我认为热爱普希金、契诃夫的太宰对鲁迅这位中国先驱性的文学家、隐含着知识分子的孤独和自我意识的含羞的文学家抱有特别的亲近感”[34]。董炳月则指出，“《惜别》因过多注入了作者的个人因素而成为太宰治的自画像——这种观点作为战后日本学术界的共识长期存在着”[35]。竹内好和尾崎秀树等人对《惜别》提出批评也是源于作者借鲁迅写了自己，并非真实的鲁迅。从主观因素看，太宰治之所以借《惜别》中的青年鲁迅来进行自我表达，可能其精神世界与鲁迅有某些共鸣。 松本清张是战后日本著名作家，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作品，其中以推理小说最为知名。他的小说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喜爱，在中国也曾产生“松本清张热”。松本清张的纪念馆书库中收藏有两册与鲁迅相关的书籍，“一册是1958年发行的《世界文学大系62鲁迅茅盾》(竹内好等译、筑摩书房)，该书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主要作品;另外一册是由岩波书店于1956年10月发行的杂志《文学》的鲁迅特刊”[36]。这无疑证明他对鲁迅有所关注，阅读过鲁迅作品。藤井省三将松本清张的《父系之手指》和鲁迅的《故乡》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松本清张的《父系之手指》受到了鲁迅《故乡》的影响。两部作品有着相似的情节走向，都描写了主人公从“归乡”到“再度离乡”的过程，虽都属“私小说”类型，却立场相悖。《故乡》中的“我”是没落地主的后代，尽管移居城市，但在家乡父老眼中仍算是富贵者，而《父系之手指》中的主人公则是贫苦人，与家乡那些过着优渥生活的亲族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藤井还认为，松本清张后来创作的推理小说《跟踪》，既受鲁迅《故乡》中盗窃事件的启发，也承袭了《父系之手指》的观点，“精彩地描写了与法律和道德背道而驰的贫困者的逻辑和情感”[37]。藤井省三比较研究的角度，独辟蹊径，新颖有趣，为“松本清张对鲁迅的接受”这一问题，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35年出生在日本四国爱媛县。鲁迅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2006年9月，大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时说：“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我最先接触到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不断接触和阅读鲁迅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间断做读书笔记。”“在我的读书笔记上记录了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出版,后来又通过书店得知那个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那年我12岁,已经可以读《孔乙己》《故乡》,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阅读鲁迅已经伴随了我一生。”[38]大江健三郎自幼阅读鲁迅作品，连版本、译者、出版时间都记忆犹新，甚至连《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讲演题目都是受鲁迅《故乡》中经典语句的影响，并直接引用译本的“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大江健三郎写《杀狗歌》时，曾引用鲁迅《白光》中的话，即“发出饱含巨大希望的恐惧的悲鸣”[39]。2007年5月18日，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演讲时，面对听众提出的“从鲁迅那里受了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他坦率地表示：“鲁迅自由地写作小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说形式。……我在写作短篇小说的时候，每每会想起这样的鲁迅。”[40] 村上春树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家提名，作品畅销世界，蜚声海外。村上春树在高中时代就喜爱鲁迅作品，曾提出鲁迅“通过对与自己完全相反的阿Q这种人物进行精当的描写，鲁迅自身的痛苦与悲哀浮现出来。这种二重性赋予作品以纵深感”[41]。他对鲁迅的接受，突出体现在对“阿Q”形象的承袭上。1982年村上春树写了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主人公是“Q氏”，《舞·舞·舞》中的电影明星五反田身上投射着“阿Q”的影子。《1Q84》中的深田保，其原型可能是自命“阿Q”的鲁迅研究者新岛淳良；《1Q84》中的青豆身上能够窥见《阿Q正传》里遭受阿Q性骚扰的小尼姑和吴妈的痕迹；《1Q84》中牛河的名字或许与“阿Q”的日语罗马字表记有关，村上春树试图通过这种文字转换来暗示牛河也是阿Q的亡灵。[42]村上春树在系列作品里描写了“Q氏的兄弟们”，他笔下的Q氏形象是未能实现自我反省、并在现代社会继续“被安静平和地抹杀着”的日本人的表征。[43] 五、结语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比政府间的往来更直接、更普及、更有效、更有生命力。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既反映时代又表现人的心灵世界，聚集了民族的艺术和智慧，属于人类的精神食粮。从古至今，各国人民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由文学作品转换成其他的艺术形式，加深了异文化交流，促进了相互了解，唤起人性的共鸣，达到跨越时空的对话。因此，文学的思想性、时代性以及跨越地域、种族、时空的特性，使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文学交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文学研究，无论哪个国家，已离不开传播、接受、思想文化价值的视阈。笔者写这篇文字的原动力，来自对鲁迅文学在日本传播百余年现象的浓厚兴趣。于是，笔者对鲁迅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的现象做了一个历时性简要梳理，思索文化归属和精神栖息的疆界问题。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命运多舛，但历史的灾难和伤痛丝毫没有影响鲁迅文学被日本文化人和民众所接受，而且迄今仍写进日本初高中教材。无论在日本的传统媒体，还是在现代网络新媒体，鲁迅被关注的信息多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在现代网络新媒体上也多于川端康成。日本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坦陈：“阅读鲁迅已经伴随了我一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阅读鲁迅呢？鲁迅文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性符号之一，不仅受到我国多民族的文化认同，也被邻国日本“作为国民文学来对待”，并长达一个多世纪。这个现象已然成为我们亟待发掘、研究的新课题。为何鲁迅文学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文学的世界性价值要素是什么？鲁迅作品所扬播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是精神品格和风骨。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言，鲁迅“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鲁迅面对现实危机，站在犹如一堵高墙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释得那么透彻”。[44]这是一种精神的契合，而精神财富是人类共享的。 鲁迅离开我们已经八十余载，然而他的作品精神仍熠熠生辉。鲁迅是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最好的文学家，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典范。对比今昔，追溯本源，反观历史，会更加懂得鲁迅文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承载民族未来的优秀文化才是我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滋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发展计划“近现代东亚的作家流徙、文学越境与文化触变研究”（1102—413100047）、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日本文学研究方法”、武汉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提升学术创新能力的中日研究生培养模式对比研究”、湖北省思想库项目“中国外国文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 注释 [1]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2]［日］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91～92页。 [3]韩一德：《李大钊与〈北京周报〉》,《历史教学》1985年第7期，第12页。 [4]陈漱渝：《关于日文〈北京周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第318页。 [5]沈俊、林敏洁：《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传播》，《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43页。 [6]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7]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8]吕周聚、［日］藤井省三：《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藤井省三教授访谈》，《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 [9]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10]靳丛林、李明晖等：《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7～68页。 [11]吴述桥：《伊藤虎丸与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传统》，《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48页。 [12]靳丛林、李明晖等：《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5页。 [13]李明晖：《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生机与偏至》，《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第154～163页。 [14]靳丛林、李明晖等：《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页。 [15]杨姿：《“同路人”的定义域有多大?——论长堀祐造近作〈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7期，第45页。 [16]林敏洁：《日本主流媒体关于鲁迅的报道与传播——以世界发行量首位的报纸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第159～166页。 [17]林敏洁：《日本对鲁迅作品戏剧形式的接受及传播——以日本剧作家改编作品为中心》，《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2期，第44～54页。 [18]林敏洁：《日本における魯迅文学の源流と伝承:その“師弟”関係をめぐる研究(要約)》，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论文乙第4878号论文概要，2016年，第10～11页。 [19]范文玲：《魯迅『故郷』と中学国語教育―日本と中国の教科書を比較して―》，《東京学芸大学国語教育学会研究紀要》2018年14卷，第1页。 [20]［日］佐藤明久：《在日本中等教育方面鲁迅研究的回顾和发展》，瞿斌译，《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第2期。 [21]日本文部科学省：《中学校用教科書目録（令和3年度使用）》，2020年4月，第1页。下载地址：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00430_mxt_kouhou02_.mext_00001_02.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22]日本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用教科書目録（令和3年度使用）》，2020年4月，第3～4页。下载地址：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00430_mxt_kouhou02_.mext_00001_03.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23]参见东京书籍株式会社网站公布的教材介绍信息。下载地址：https://ten.tokyo.shoseki.co.jp/text/chu/kokugo/documents/kokugo_keitouichiran.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24]参见株式会社三省堂网站公布的教材介绍信息。下载地址：https://tb.sanseido.publ.co.jp/03gkpr/documents/document_pdf/03gk_mokujikatudou.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25]参见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网站公布的教材介绍信息。 下载地址：https://www.kyoiku.shuppan.co.jp/r3chuu/kokugo/files/DL07_kokugo.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26]参见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网站公布的教材介绍信息。下载地址：https://www.mitsumura.tosho.co.jp/2021c_kyokasho/img/kokugo/dl/2021k_nenkei0_04.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7月17日。 [27]参见东京书籍株式会社网站公布的教材介绍信息。下载地址：https://ten.tokyo.shoseki.co.jp/text/hs/digi.book/kokugo.pamph/pdf/all.pdf，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28]参见株式会社筑摩书房网站公布的教材介绍信息。下载地址：http://www.chikumashobo.co.jp/kyoukasho/textbook/list/seisen.genbun.b.h30/digest.seisengendaibunB_2021s.pdf#page=4，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29]参见株式会社筑摩书房网站公布的教材介绍信息。下载地址：http://www.chikumashobo.co.jp/kyoukasho/textbook/list/genbun.b.h30/digest.gendaibunB_2021s.pdf#page=4，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8日。 [30]［日］田中绫子：《翻訳文学における新たな授業づくりの方法と実践—『故郷』（魯迅）の訳文比較をとおして—》，《教育実践研究第29集》2019年，第13～18页。 [31]周令飞主编：《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32]［日］藤井省三：《青春文学名著中的鲁迅》，董炳月译。该文系《惜别》（［日］太宰治著，于小植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的序一。 [33]［日］太宰治：《惜别》，于小植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34]［日］川村凑《〈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董炳月译，《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第62页。 [35]董炳月：《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第65页。 [36]［日］藤井省三：《松本清张的初期小说〈父系之手指〉与鲁迅作品〈故乡〉——从贫困者“弃”乡的“私小说”到推理小说的展开》，林敏洁译，《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第24页。 [37]［日］藤井省三：《松本清张的初期小说〈父系之手指〉与鲁迅作品〈故乡〉——从贫困者“弃”乡的“私小说”到推理小说的展开》，林敏洁译，《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第32页。 [38]［日］大江健三郎：《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李薇译，《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第73页。 [39]王新新：《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的战后启蒙与文化批评》，《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第122页。 [40]［日］藤井省三：《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潘世圣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185页。 [41]［日］藤井省三：《村上春树〈1Q84〉中〈阿Q正传〉的亡灵们》，董炳月译，《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8页。 [42]［日］藤井省三：《村上春树〈1Q84〉中〈阿Q正传〉的亡灵们》，董炳月译，《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2页。 [43]［日］藤井省三：《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潘世圣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282页。 [44]［日］大江健三郎：《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李薇译，《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第74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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