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江：亦新亦旧的“实践智慧” ——读《“章门弟子”缪篆哲学思想研究》书后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32 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作者姚彬彬撰述此书，大概初发意于2013年前后。2015年5月间，作者曾专程到厦门大学搜集资料，小聚闲谈之间，始知有缪篆其人。2016年下半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人地生疏，闲极无聊，常和在台湾大学同期访学的作者微信聊天。知道他每天忙着写作此书，写累了，即到“台湾棋院”找一帮高龄朋友下围棋，每每与我分享对弈、交游故事，精彩之处，时为解颐抚掌，而我四顾萧然，徒生钦羡而已。转眼到了2019年4月，国家社科后期成果结项后，作者即委托我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撰写一份《通读报告》。我用了十天左右时间通读书稿，获益良多。记得那一段时间上课时常引述缪篆先生的嘉言妙句，有一位学生也因此以太炎先生《齐物论释》作为硕士论文选题。由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数易其人，这部著作出版竟延迟至今。 此书是对章太炎先生弟子缪篆其人的“再发现”，也是迄今研究探讨其哲学思想的唯一一部专著。作为章门专治哲学的及门弟子，缪篆在继承并诠释太炎哲学思想方面有较大建树；而且他出身民间宗教太谷学派，在中国哲学一些重要命题上结合自己的独到体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样一位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民国学者，现在却几乎已经将其彻底遗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此书在资料搜集上下了极大工夫，作者用了几年时间搜隐访缺，务求其全，基本搜集齐了缪篆生平史料与著作；在此基础上，对缪篆哲学思想的整体特征做了精准概括，对缪篆哲学思想的精要之处爬梳剔抉、参互考寻，对缪篆学术观点来历的剖析亦可谓精察入微、探幽发隐。  作者认为，缪篆的哲学思想可以集中体现在对“道”与“德”二字的阐释上：首先，缪篆对《老子》之“道”的阐释，参以佛家“体、相、用”之逻辑结构，以哲学全局性层面的“道”为“道体”，在德性与审美层面的“道”为“道相”，在法术政事层面的“道”为“道用”，这一解释架构是缪篆哲学的核心部分。其次，缪篆认为中国哲学的另一核心概念“德”，其意涵的展开导源于《周易》，他借鉴唐人李鼎祚之说，认为《易》之“元亨利贞”即相应于道德论上的“仁义礼智”。缪篆以《周易》为中国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所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所阐述的内容皆可印证于《易》，并从《周易》中演绎一套庞大的囊括“主德目”“从德目”之道德哲学体系，寄托以经世致用的社会理想。[1] 应当说，作者对缪篆哲学思想的这一整体特征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这让我想到韩愈《原道》中的一句话：“道与德为虚位。”朱熹认为：“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说，却虚。”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解释《道德经》“道”之六义，其第一义就说道是一种“虚理”：“万物共同之理，可非实体，而可只为一虚理。所谓虚理之虚，即表状此理之自身，无单独之存在性。”[2]“道”“德”是虚位、虚理之词，虚而能容，就给后世留下了足够的诠释空间；同时融而能通，“道”“德”具有能“通上下”的多重含义，各层含义又天然存在一个意义结构，故缪篆分“道体”“道相”“道用”以囊括形上、形下，分“德”为“主德目”“从德目”等，我们现在读起来，竟毫无违和感。诚如作者概括的，缪篆“以‘道’‘德’统摄三教百家，由此建立诸经互诠、整合三教、兼摄诸子的庞大哲学架构”（P2），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自然是如“道”“德”二字所显示的，中国文化本身具有虚而能容、融而能通的特点；另外也说明，缪篆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这一特点的确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和把握。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受西方哲学影响，民国学人开始构建中国哲学、宗教的思想体系，这是对传统哲学进行现代诠释的关键一步。缪篆有进于乃师的地方就在于，太炎先生尚属新旧之学过渡的人物，缪篆著述虽然也是“亦新亦旧”的风格，但已隐然有了建构中国哲学现代思想体系的某种清醒的自觉，其所著《显道》与熊十力《新唯识论》体例略近，尤其以“相”释“道”，比较唐君毅论“道之六义”之第三义“道相之道”，可谓“快着先鞭”之举。是故作者认为：“目缪篆为晚近‘新道家’开山之一，殆非过言也。”（P157）我们现在读缪篆著作，或许感觉还存在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鼎新匪易，草创为难，且缪篆以“道”“德”二字作为构建中国哲学体系的基础，相较于后世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多以中西会通的路数，亦可说是别开生面；尤其是其运思中所一直隐含的“道统”意识，更应为当今知识界所重视。 经过作者的爬梳剔抉，缪篆哲学思想的精要之处得以一一展现出来。如缪篆论“道家”与“道教”分野，分道教“假托神仙者”“服气炼形体者”及“黄巾道士”三派，“所论充分有据，亦与后世学者之研究颇有相合者”（P48）。释“德不孤，必有邻”为“不同方面的德性实践能力，乃是同时具起、相互支撑的关系” （P53），因德性若单方面孤起必有祸随之。关于这一点，缪篆论之甚详，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一解读是成立的，至少不失为一种饶有见地的“创造性诠释”。缪篆又总结《周易》道德学公式共17条，“就仁、礼、义、智、信五德，准《周易》公式，证以《论》《孟》《老》《庄》之例题及说明” （P57），此可谓研精覃思，发前人所为未发，对后世启示良多。又如解释“字平等性，语平等性”时将佛家“平等”与《庄子》“齐物”进行互诠，还有以“深黑”“大赤”二气解释孟子“浩然之气”等，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于缪篆的学术渊源与规模，作者做出如下论断： 缪篆青年时代因入“太谷学派”第三代领袖黄葆年之门而打下学问根基。“太谷学派”起源于清朝中期，是清代乃至晚近时期以来儒学在民间的一个学术暗流。其后缪篆虽又转师章太炎，却一直认同太谷学派的一些核心哲学理念，他基于儒学，认为儒、道同出一源，……最终形成在理论上归于“道”的本体论，在实践上则完成于“德”的境界论，建构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以儒学为本，兼容三教诸子的中国哲学体系。（P1） 据作者考证，缪篆入章门，除了受到章氏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些启示，主要学习、掌握了朴学考据的基本方法，这是缪篆早年所习太谷之学较为欠乏之处。或者说，缪篆的学术追求仍不离太谷学派的“圣功”，而吸收了太炎的治学方法和近现代的治学理念，例如缪篆将太谷学派的“三教合一”消化为颇具现代比较哲学意味的“三教互诠”等。作者的这一论断持之有据，同时也彰显了缪篆研究的个案典型意义。笔者以为，缪篆思想可贵的地方或许正是所具有的“民间性”色彩，盖民间学派或教派对经典的解读或粗鄙无文，亦不乏明显的误读、误解之处，却是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实践智慧”。如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中认为：“实践智慧是一些决定人类之为人类以及他们对善的选择的最伟大的问题。”[3]在现代社会，这一实践智慧失去了古已有之的尊严感，而日渐被边缘化。从这一视角来看，缪篆以降的中国哲学学术研究的确日渐准确、清晰，也更符合理性标准，但如缪篆倾注毕生心血诠释的《老子》《周易》等哲学思想，也就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知识，与人的道德实践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其蕴含的实践智慧也逐渐丧失了内在的生命力。我们现在再来看缪篆其人其书，百年来的学术到底是不是进步呢？故笔者阅读此书，常莫名产生“时代挽歌”的感喟。 有学者谓，缪篆所处的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古今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学术方法上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创新亦可谓‘于斯为盛’”。[4]就民国时期学术创新方法的研究而言，对“义理阐释”和“直觉体悟”等方法的研究就比较少。故本书对缪篆哲学方法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填补民国学术研究空白的价值与意义。此外，此书撰述的成功之处，可能也与作者对章太炎学派长期的精神认同有关，作者在书中总结“章门”学者的共同气质：“他们皆一身傲骨，卓然挺立于世，吾人今日读他们的有关掌故，实若一部新《世说新语》，魏晋高士之神情风采，宛然现前。”（P151）并谈到缪篆在厦大期间公开怒斥阿谀校长的教务人员，及在报章上公开痛斥某些政治要人的事迹。我与作者相识多年，深知他对此不胜神往，乃至在平素论学行事之风上也有所体现。  书中述及缪篆为缪沅（1672—1729）之仍孙，也就是八世孙，缪篆对这位曾担任刑部左侍郎的祖先非常敬仰，缪沅初名湘，字沅芷，后改名沅，字湘芷，所以缪篆自号“湘仍”。笔者这几年整理广西全州湘山寺资料，找到一篇清人胡宗绪所撰的《诰授资政大夫刑部左侍郎沣南缪公墓志铭》，其中有云：“公生而有‘湘’字在其顶，初名‘湘’。八九岁时，梦至古刹，梦中证前世湘山寺老僧，觉而识之。”乾隆十七年（1752）春，缪沅之子缪橒到广西办差，专程拜谒湘山寺，写了一首《谒湘山寺》的长诗，其中有“忆昔先公证前世，呱呱坠地钟灵异”之句。因为这一段传说故事，笔者将缪沅的墓志铭和缪橒的长诗都收入了即将出版的《湘山事状补辑》一书中。阅读本书，了解缪篆与缪沅的关系后，多少还是有点讶异的。不过，缪沅平生历康熙、雍正二朝，逝于雍正七年，缪篆却谓之“乾隆大诗家”（P4），似为疏误，附志于此。 （作者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姚彬彬：《“章门弟子”缪篆哲学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以下仅随文标注页码。 [2]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3] [德]H.G.伽达默尔著，薛华等译：《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22页。 [4] 薛其林：《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现状》，《云梦学刊》，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