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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齊勇:《中國書院文獻叢刊》序


    
    
    吾友鄧洪波教授是著名的書院研究專家,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這個項目意義重大,洪波兄及他帶領的團隊視野宏闊、功底扎實,其成果將成爲新一輪書院文化研究的基礎。
    存世的中國古代書院文獻汗牛充棟、浩如烟海,但分散於各處,經史子集四部都有,研究者難於查找。比如,一些書院講義見於經部;一些書院志見於史部地理類“古迹”、書院藏書目録見於史部目録類“公藏”、書院碑記則多被收録進史部金石類“石類”;一些書院講録、語録則被列入了子部儒家類;還有一些關於書院的記述,散見於集部的詩文集中。《四庫全書》之外與《四庫全書》之後還有不少有關書院的原始文獻。此外,民國時期大量的書院研究文獻散見於各種報章雜志。要把這些文獻整理個頭緒出來,殊非易事。
    鄧洪波教授很早就用心於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早在一九九七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陳谷嘉教授與他合著的《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書末有一個附録《中國書院文獻書目提要》,共著録文獻三百七十餘種,按省區編排,并作提要,是較早彙録書院文獻提要的重要成果,實開彙編撰寫書院文獻提要的先河。此次以重大項目爲契機,鄧教授進一步擴大規模,對中國書院文獻做窮盡性的整理。他立志竭澤而漁,把不爲人知的書院資料最大限度地從“冷宫”中解放出來,摸清并亮出全部家底。
    據課題組調查,歷代書院專書(整本)文獻總量近兩千種,其中亡佚五百種左右,存世一千五百種左右。通過檢索、查閲等手段,課題組對存世的約一千五百種文獻進行普查,對作者、版本、流傳、體例等爬梳、董理,將編製成一部大型的《中國書院文獻版本目録》。在此基礎上,將選擇較有價值的書院文獻約一千種予以影印,彙爲《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然後,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意義重大或者較爲少見的書院文獻約一百至一百五十種作點校,做成《中國書院文獻薈要》。除了對原始文獻進行整理,課題組還將對數量龐大的書院研究論著予以編目,著成《近百年書院研究論著目録》。如此大規模地對書院文獻進行整理,在學界當屬首次。除了大規模的文獻整理,課題組還將在此基礎上,陸續推出《中國書院志史》《中國書院文獻總目提要》《中國書院文獻研究論集》等專題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這些整理與研究,功德無量,必將嘉惠學林,促進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走向新的繁榮。
    這些整理與研究,除了大有功於書院學的發展,我想對於古代儒家文化和思想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書院是我國古代極爲重要的教育機構,也是學術機構,與儒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我國古代衆多的學術思想流派中,最重視教育的是儒家。孔子是我國最偉大的教育家,我國古代教育的內容和理念也主要是儒家的,從書院的學規就可以看出來。朱子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影響後世書院辦學數百年,大家耳熟能詳,其中規定了書院的目標和學生的守則。它集儒家經典語句而成,便於記誦。它要求學生明白義理,并落實到身心修養上來,按學、問、思、辨、行的次第,格物致知、窮理盡性,最終實踐篤行。由一代名臣張之洞於一八六九年創辦的經心書院,於二○一五年在武昌東湖復辦,筆者忝爲該書院名譽山長。我對這一書院提出了學規:以“行己有耻、修身立德、知行合一”爲宗旨;以“五常”(仁義禮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爲人生的指南;以孝親、守禮、篤學、敏行爲條目(步驟):孝親——愛父母,守禮——懂規矩,篤學——讀經典,敏行——做公益。座右銘:“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我認爲,最重要的是,書院運行一定要在這些義理的指導下進行。總體上是要貫徹孔孟仁義之道,提升辦院者與學員的人文道德素養,身體力行,知行合一。
    儒家不僅僅重視學校教育,同時也重視家庭與社會教育。社會教育是通過文化傳播的方式實現社會教化。社會教化的基本內容和理念依然是儒家的。儒家之所以有那麽强大的生命力,能成爲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與它重視文化傳播和社會教化是分不開的。兩宋以來,歷代大儒多依托書院面向社會大衆講學。他們的學術功底和人格魅力,非一般教書匠可比。他們憑著學術思想和人格魅力,所過之處,化民成俗,雅稱“過化”。他們使得儒家理念在社會大衆的日用倫常中生根發芽,從而使儒家思想落地,并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然,古代儒釋道三教相輔相成、相互支持,儒生書院也往往有賴於佛寺、道觀而生存。
    古代的書院是介於官學與私學之間的教育機構,是在致力於解决官學教育種種弊端的基礎上産生的,它反對功利主義,反對僅僅把教育當作科舉考試的手段,反對把教育僅變成記誦之學。書院的教育强調道德的修養和人格的養成。毫無疑問,這有賴於對儒家義理的講明。在講明儒家義理的過程中,書院的學術討論形成了。所以,書院也是一個學術機構。書院裏的學術討論既服務於教育,亦致力於學術自身的發展。這裏的學術主要還是儒家的。比如,南宋時期的湖湘學派是理學南傳之後最先成熟起來的一個理學流派,而嶽麓書院正是當時湖湘學派的基地。一一六七年,朱子不遠千里從福建崇安趕來長沙,就是爲了與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嶽麓書院主教張栻討論儒家理學上的一些問題,史稱“朱張會講”。朱張會講開書院會講之先河,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是不同學派的争鳴,爲書院成爲儒家學術研究機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據鄧洪波教授的統計和研究,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大大小小的書院七千五百餘所。這些書院是中國文化與儒學教育、研究和傳播的重要場所和基地。它們把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帶入了中國社會的各個層次和各個角落。它們自身亦成爲儒家和儒學的載體,成爲儒家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我們目前對於儒家思想文化,主要還是通過儒家的經典文本來瞭解它的思想理念,通過史書記載來瞭解它的社會影響,通過分析當時民間的思想觀念來瞭解它的傳統魅力。然而,我們對於儒家思想文化的傳播過程和傳統的形成,其實還停留在比較抽象的層面。現在,鄧洪波教授開始了對書院的綜合研究,無疑爲我們瞭解這方面的情形打開了一扇大門,能極大地幫助我們深入而具體地瞭解書院的組織架構、制度、理念以及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占有的地位,以及儒家思想文化的世俗化過程和儒家傳統的傳承。對於書院文獻的綜合整理和研究,也有助於我們深入而具體地瞭解儒家思想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傳播過程。明代以後,中國書院這種教育組織形式,大量地傳入東亞各國、各地區,對於以中國爲中心的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書院文獻的內容相當豐富,借助這些文獻,我們也能對歷史上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有更加深入而具體的理解。
    伴隨著國學熱,書院熱也持續十多年了。可以説,國學熱在今天也表現爲一定程度的書院熱,各地的民間書院如雨後春笋般地湧出。有人粗略估計,近幾年全國出現了幾千所書院,但良莠不齊。正如我們對國學熱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評一樣,我們也對書院熱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評。傳統的書院,包括嵩陽書院等有名的書院在內,現在一般衹是文博單位,成爲文物、博物館或旅游景點,不再具有古代書院的職能。老書院煥發青春的唯一典範是嶽麓書院,該院得天時、地利、人和,結合傳統與現代,使千年書院獲得新生。今天的書院,就主辦方而言,大體上有官辦、商辦、學者辦、民辦,或官學商,或官學,或商學,或民學合辦等多種。但是由於歷史經驗不足,存在許多問題,還是要從傳統書院吸收精神營養。而傳統書院的辦學經驗、精神營養具體都有哪些,離不開對古代書院文獻的深入研究。
    可見,無論從傳統還是從現代來看,中國書院文獻的綜合整理與研究都有著巨大的意義。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鄧洪波教授身處嶽麓書院,長期從事書院研究,并且有著親身的體驗,我們相信在他的主持下,這項整理與研究一定能結出碩果,一定能極大地推進書院學的研究,也一定能爲儒家乃至整個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奠定新的基石。
    是爲序。
    郭齊勇
    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二○一八年六月於武昌珞珈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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