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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帝的国家祭典到底应该在哪里?


    文/方光华
    许嘉璐先生在2015年9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文章,提出应该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觉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建议,但文章却说,对黄帝的国家级拜祭只能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这很令人诧异。
    
    桥山黄帝陵
    作者是知道陕西有个黄帝陵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说要把新郑黄帝故里拜祖上升为国家祭奠,首先要处理好与陕西黄陵拜祭的关系。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特别是进入周代以后,先祖拜祭都是在宗庙中进行,这就解决了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和陕西黄帝陵拜祭的关系”。既然“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庙祭比陵祭重要,而陕西黄陵县只有黄帝的陵寝,没有黄帝的宗庙,在这里的拜祭就无关紧要了。
    遗憾的是,这个主张却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
    首先,历代对黄帝陵寝真是不祭拜的吗?传说的不算,就历史记载的来看,历代对黄帝陵寝是祭拜的。《史记》载,汉武帝灭南越,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骑,还,祭黄帝冢于桥山。《册府元龟》记载,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鄜坊节度使上书说,坊州轩辕黄帝陵应置庙,四时列入祀典,得到中央政府认可。从此以后,对黄帝陵寝的祭拜作为国家祭典,就从未中断。即使是元代,也不废对桥山黄帝陵寝三年一次的祭祀。明清两代,都将陕西黄帝陵寝的拜祭作为国家祭典。清代祀典规定对于先代帝王的陵寝祭祀,春、秋二季仲月致祭。凡皇帝巡游,途经先代帝王陵庙,皆有祭享之礼。《大清会典》对这一祭典的规矩是:“内阁撰拟祭文,工部造香亭罩袱锻袱等项;户部备降真香等项;太常寺备制币;遣内阁宗人府、翰林院、詹事府、六部都察院卿、寺銮仪卫等衙门满汉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开列职名,由皇帝钦点差往致祭。钦天监选择祭日,派遣祭祀官之日,礼部太常寺官陈设祭文、香帛于中和殿,恭请皇上陛殿,阅毕遣行。祭品为:牛一、羊一、豕一、登二,笾、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烛俱请该地方司府官备办。”要问的是,如果这样的祭奠还不是国家祭奠,怎样的祭奠才算是国家祭奠呢?
    
    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碑(保存于黄帝陵轩辕庙)
    其次,对黄帝的庙祭是在河南新郑吗?《礼记·曲礼》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中国有对于“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王举行崇祀的传统。秦始皇巡游天下,曾经祭祀前代帝王。他到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因为相传虞舜死后葬于九嶷。他到会稽,会稽有大禹陵墓,于是祭祀大禹。后来历代帝王出巡,多仿效秦皇祭祀先王。汉代开始为先代帝王维修或营建陵园,分别立祠祭祀。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为了解决对历代帝王祭祀的繁复问题,隋代尝试在京城设三皇五帝庙祭祀三皇五帝,在先代帝王始创基业的肇迹之地分别建置庙宇,以时祭祀。唐代形成在中央以历代帝王庙为主、在地方以历代帝王陵寝为主的对历代帝王进行国家祭奠的格局。明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朱元璋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据洪武十年(1377年)南京历代帝王庙祭礼,当时奉祀的帝王凡五室十七帝。嘉靖九年(1530年),历代帝王庙由南京迁往北京,北京阜成门内新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择历朝名臣能始终保守节义者从祀。清代沿用此庙。康熙认为,“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除了因无道被杀和亡国之君外,所有曾经在位的历代皇帝,庙中均应为其立牌位。乾隆认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庙中没有涉及的朝代,也选出皇帝入祀,几经调整,最后才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从明嘉靖十一年至清末的380年间,在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
    为什么要在中央设立历代帝王庙并对其进行祭祀以表达对帝王的礼敬呢?洪武十年(1377年)在南京历代帝王庙祭礼的祝文云:“昔者奉天明命,相继为君。代天理物,抚育黔黎,彝伦攸叙,井井绳绳,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报。特祀以春秋,惟帝英灵来歆来格。尚飨”。显而易见,在中央设立历代帝王庙并对挑选出来的帝王及历朝名臣进行祭祀,就是要表示继承和光大往圣先贤的道统和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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