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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考古独辟蹊径 屈原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


    
    2014年,朱大可推出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他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和语音学等多种西方学术工具,也包括本土的文字学等多种学科工具,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有深层次思考。他认为,人类全球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平庸的想象。时隔四年,2018年8月,朱大可又推出对经典神话传说进行重新演绎的虚构作品系列“古事记”。在这个系列中,他把自己在《华夏上古神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写作中获得的灵感和叙事激情,转换成了小说的样式。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古事记》里有很多神话知识,又有人物、故事情节。请您自己介绍一下,这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朱大可:有完整的人物形象,有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但跟一般的玄幻小说不一样,我在里面展开的想象,是有“知识考古”依据的。我所指的神话,是一种广义神话,包含传说和传奇。总体来说,这是我尝试用小说的形式表达知识考古趣味的实验性作品。在另外一部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长生弈》中,我借用了武侠小说和类型小说的叙事外壳,但在其间注入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它不仅仅是用以取悦读者的娱乐品。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是同济大学的教授,是研究型学者,是文学批评家。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尝试虚构性的叙述文学写作?
    朱大可:我觉得,这是我在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之外,对写作方式的一种拓展。我做了多年的古代神话研究,遇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希望能换一种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这些虚构小说的写作,跟我的学术研究的内容,在风格上、思想上,都有内在的延续性。我本来就对历史很感兴趣,考大学第一志愿是历史系,结果后来阴差阳错地到了中文系。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魔幻小说的写作,我都重新站到了历史的面前。我试图完成历史、神话和文学的嫁接。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几年前在《华夏上古神系》中,您试图寻找世界神话的共同“母体”。在论述中华文明时,您提出“亚洲精神共同体”概念,并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其实早在古代就开始了。这些观点是比较新颖、前卫的。
    朱大可:我一直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系统。很久以来,人们过于强调中华文明“自给自足和自我生长的原生态”,而忽略了它的开放、吸纳和多元的特性。上古时期,人类曾经经历了多次全球化的过程,包括丝绸的全球化、彩陶的全球化和铜铁的全球化等等,中国既是这种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它们的推动者。如果没有这种跟世界接轨的阔大气象,先秦的文化繁荣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只有开放性和吸纳性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来自文明内部的融解、消化、改造和重构的能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近些年,在写作界出现了一股“知识考古”和书写“博物志”的小热潮。很多作家开始对历史、考古产生浓厚的兴趣。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看历史非虚构的作品。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朱大可:我认为,在当下中国,在知识考古的写作方面,做得比较好的除了李敬泽,还有四川的钟鸣和蒋蓝等。我觉得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在这样的维度上对历史进行重新阐释、发现,对于当下年轻人的思维,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可以具体展开谈一下这种好处的体现所在。
    朱大可:富有智慧和情趣的知识考古,有助于扩展见识,培养在联想中建构新事物关系的能力,鼓励读者独辟蹊径,进行批判型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比如我曾经以另类视角尝试去解释梁祝悲剧的原因——这是一个同性恋(梁山伯)和异性恋(祝英台)相爱的悲剧。我还曾经对屈原之死做了一个独特的推断——他应该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这个结论是根据包粽子和赛龙舟的民俗反推出来的。杀手和屈原在江上驾船追逃,结果是屈原被捕,五花大绑后扔到河里。当时的民众目睹了这场谋杀,就在每年的忌日里,用象征的方式重演谋杀的真相——用赛龙舟去隐喻刺客和屈原的追逃过程,又用包粽子扔到水里,去隐喻屈原被装麻袋投江。读者可以不认同和推翻我的观点,只要他们逻辑自洽就行。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批判型的思维方式。它才是人们所说的“思想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与这种知识考古的兴趣相对应的,也出现了“跨文体”或者“超文本”的写作。典型的特征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小说与散文的边界,都模糊了。在同一个作品里,既能看到小说的样貌,也能读到散文的内容,甚至诗歌和历史知识。
    朱大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现代生活和现代世界,正在变得无限复杂。作为写作者,要让自己的工具多样化。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那样,使用各种完全不同的工具。我写《华夏上古神系》,就动用了人类学、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写《古事记》时,以小说叙事为基线,同时运用理论阐述,随笔、散文和诗歌等的文体工具。随着现代人对信息摄取方式的更加多元化,文本自身也开始多样化,不仅文字,而且还有音频和视频,也正成为文学的大众化载体。写作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成为当代写作的崭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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