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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出版背后的故事


    《金瓶梅词话校注》(《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的修订本即将出版了,这是一次对初版的全面整修,历时又是数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诸位也花费了很大心血。总编辑国辉老弟要我写一篇跋文,而我首先想起的就是白维国兄,想起与他在张自忠路“执政府大院”校订注释的日子。
    
    一晃便是20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来在眼前。
    那时对《金瓶梅》的研究已经很热,但缺少一个可靠的校注本,书中大量的方言俗语、江湖切口、佛道法事、医术药方等等,不那么好懂,直接影响到对文义的解读和全书的评价。曾经主持过《红楼梦》校注的冯其庸先生,提议以“词话本”为底本,认真做一遍校注,为读者提供研究的方便。该书的出版审批程序甚严,记得曾与冯先生多次到新闻出版署,最后得到时任中宣部王忍之部长的支持,终于获得批准。冯先生希望我参与其中,并说王利器先生推荐了白维国,他不熟,询问其情况。
    我与维国兄虽在研讨会上见过,也不算熟悉,但知他治学严谨,在社科院语言所工作,正在独立编写一本《金瓶梅词典》,当然是合适人选。
    就这样,我们在冯先生家见了面,议定由老白负责前50回,我负责后50回。已记不真切具体日子,大约是在1990年的冬天。时维国兄住地质大学的筒子楼,我在恭王府内的一间板房,条件都很差,亦不易于商讨沟通。又是冯先生找了一套房子,就在他所住的张自忠路“执政府大院”内西侧红楼,三居室,作为我俩的工作室。
    与同时代的不少人相仿,我的学习经历是残缺的,虽说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出版过相关著作,尚称刻苦勤奋,蒙其庸先生奖掖提携,实则朴学的功力远远不够。维国兄1964年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文革”后成为社科院第一批研究生,参加了语言所的很多重大项目,是真正的古汉语学家。校注工作的开始阶段,我几乎是从头学起,老白堪称指导老师,拟订凡例,写作样稿,提供重要典籍目录,还要随时答疑解惑。好在本人入手也快,不久便走向正轨。而后半部与前文语词上重复甚多,又是维国兄拿来所做的全书卡片,省却我很大力气。
    感谢冯先生,我们的工作室在那时堪称豪宅,且甚为幽静。这是一位人大经济系教授的住房,因长期驻外空了下来,我俩一人一间,除每周一两次必须到单位点卯,吃住都在那里。每到做饭时间,通常是维国兄先去把菜洗净备好,然后我从书桌起身,燃火开炒,啪啪一阵,两菜一汤便尔上桌,二人边吃边聊,时而议及一些疑难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认定他只会切肉洗菜,不善烹饪。终于有一次我被文稿吸引,起身晚了些,发现老白已然把饭做好,色香味俱佳。我有些吃惊,但见他施施然一笑,说到献丑了。然后是我说他深藏狡狯,他说我过分自信,但从那之后,我们便轮流担任配料和大厨了。
    毕竟是做过中华民国的执政府,那个院子很大,主楼东侧是社科院日本所等单位,建筑虽觉密集逼仄,亦有新竹老槐、檐月松风,每天晚饭后我俩环行两周,散步时海阔天空,无主题闲聊。老白通常示人以缄默寡言,此刻则轻松愉悦,常开怀大笑,常也显现出幽默本色,将经历化为故事,将昔时承受之苦淡淡讲出。留给我很深印象的有这样一件往事:
    说“文革”中他在学校两派争斗时乐得逍遥,与同学张光勤往北戴河,没钱住宿,发现某高干疗养院黑灯房甚多,便“潜”入偷睡,开始时犹胆怯谨慎,两三夜过后便觉精神放松,还要开灯看书、聊天嬉笑,结果被警卫发现。讯问他们的是一个中年军官,问明二人是在校大学生,浅责几句,也就打算放回了,随手翻阅他的笔记本,赞道:“哈,还能写诗啊?不错不错。”然后悲剧发生了———所写讽刺“文革”的诗被翻到,军官脸色大变,立即命人将他看押起来,光勤被放回报信。幸好维国兄根红苗正,也没审出什么来,几日后解送学校,便成为批斗对象。他说那时自己刚过20岁,一下子领教了世情冷暖,昔日的诗社好友大多积极或被动揭发,一个女同学冲上台去,厉声嘶喊:“白维国,你这个鬼难拿,终于被我们拿住了!”
    这句话后来被我反复引用,以资调笑,并赠以“鬼难拿”,进而是“白鬼子”的雅号。维国兄开始时抗拒不应,渐也认领下来,有叫必应,不以为忤。曾问那女同学为何如此,好像也是一个因爱生恨的故事。记下这些,是想说两年多的校注生活,实在不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清苦枯燥,以至于完稿搬离之际,我俩都有些恋恋不舍。
    那是“金学研究”新见迭出的时期,我们也会即兴即事作一些讨论。由于下过一番考校功夫,对词话本在《金瓶梅》版本系统中的原创地位,有了较深认知。如有人称说“崇祯本”(又称“说散本”)成书更早,认为词话本不早于万历中后期,也列举一些语例及晚出的几位历史人物。实则任何抄本的流传过程,加减增删都有可能,况时人还指明有“陋儒”补写了五回。从书中大多数语词,从其对流行文字的抄撮征引,可证初稿应成于嘉隆间,写作于山东地方,这是我们的看法。
    1995年夏,《金瓶梅词话》校注本由岳麓书社印行。记得此前我俩专程到长沙定稿,该社夏剑钦社长、潘老社长、总编室主任周斌担任责编,足称重视。但两百余万字的文稿,实在无法短时间内细核一遍,加上并非全本,留下不少遗憾。此次修订再版,除补齐删节之原文,增加必要注释,也对原注一一检核,尽量予以订正,此一过程又迤逦数年。我事务繁杂,维国兄承担了较多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葛云波、副总编辑周绚隆、总编辑刘国辉、社长管士光都付出很多辛劳,特予说明,并致谢忱!
    维国兄在上个月因癌症逝世,没能看到这部书的新版。两年前初闻其身染恶疾,我与妻子急往通州看望,他显得很豁达。后来多次相见,虽觉清减,仍是那一向的沉静平和,以至于我们都以为医生误判。未料一日突接嫂夫人电话,我与国辉即去医院看望,维国兄说话已很困难,断续交代身后之事,其中便有《金瓶梅词话校注》的修订版。泪眼相对,情何以堪!
    冯其庸先生今年已93岁高寿,考虑再三,没敢告诉老人家这一消息。维国兄一直埋首书案,留下一些未完项目,这也是其最大遗憾。我想:此书的出版,也是对老白、我亲爱的“白鬼子”的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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