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的智慧 ——孟子周游列国中的“问”与“答” 孟子一生周游列国，曾到邹、鲁、滕、宋、魏、齐等国，见过邹穆公、鲁平公、滕文公、宋君偃、梁惠王、梁襄王、齐威王、齐宣王等诸侯。孟子游历诸国，旨在推行仁政，实现王道，在与诸侯的问答交锋中、与诸弟子答疑解惑中展现了其光辉人格、深邃智慧，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孟子的足迹，探索人生、治世的智慧。 一、为何仁义比利益更重要？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篇便问，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能为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来到自己的国家，国君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利，看似很正常，而孟子却说，王何必言利，只要有仁义就够了。缘何仁义比利益更重要呢？ 一个国家，如果国君、大夫、百姓都各自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上上下下互相争逐私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因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其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公卿；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其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为何拥有万辆、千辆兵车的国君却被兵力远少于他们的公卿、大夫杀死呢？“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梁惠王上》），天子之下有公卿，诸侯之下有大夫，有万辆兵车的天子，将千辆兵车分给公卿，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将百辆兵车分给大夫，这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公卿、大夫来说，是否满足于千辆、百辆兵车的利益呢？这就要看公卿、大夫是以利为先，还是以义为先。以利为先，必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虽然给了我一千辆兵车，但你还有九千辆，不把九千辆兵车全部夺过来，就不会停止掠夺的行径，这就是先讲利益，后讲道义，甚至不讲道义。相反，若先义后利，将会如何呢？“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同上），讲仁义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父母，讲仁义的人也从来不会怠慢他的君主。以义为先，人人孝敬父母，敬爱国君，那么家庭和睦、国泰民安便是水到渠成之事。可以说，义便是最大的利，有了仁义，又何必谈利益呢？ 二、贤者以享受为乐吗？ 梁惠王有一片供贵族游玩的池沼。一次，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沼边，望着林中的鸿雁麋鹿，得意洋洋地问孟子，有贤德的人也以此为乐吗？ 孟子说，有贤德的人先施行仁义，而后就能享受这种快乐，没有贤德的人，即使拥有再多，也享受不到这种快乐。为什么一些国君明明拥有巨大财富，拥有供他们游玩、打猎的池沼、林苑，而孟子却说只有贤者才能享受到游猎的快乐呢？ 《诗经》中有诗句描写百姓为周文王建造灵台的场面：“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功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周文王是周朝的开拓者，因其仁义，被历代儒家推崇为圣贤。文王建造灵台，百姓争先恐后地来帮忙，很快就完成了。文王说不着急，慢慢建，百姓还是踊跃地到来。文王虽然动用百姓的力量筑台挖池，但是百姓不仅不以为苦，还非常高兴，这是因为文王爱护百姓，将台、池与民共享，允许百姓到自己林苑中伐木、捕猎。百姓也因此称文王的台为灵台，称文王的沼为灵沼。不仅如此，灵苑中，麋鹿肥壮，白鸟成群，文王来了，怀孕的母鹿安心地伏在地上，满池鱼欢跳，文王的仁德亦推及到了万物，平时不随意惊扰动物，按照时节、生长规律田猎、砍伐，给予它们足够的休养生息的时间，麋鹿、池鱼才能见文王而不惊。因此，孟子说，君王与百姓同乐，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 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王，他非常傲慢，称自己为太阳，太阳不消亡，自己便会像太阳一样永远光芒万丈。夏桀施行暴政，鱼肉百姓，百姓痛恨至极，说“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宁愿和你同归于尽！夏桀所拥有的高台深池不亚于文王，奇鸟异兽不少于文王，但他真正快乐了吗？也许他享受过一时之乐，但很快百姓便起来推翻了他，因此，独自享受的快乐不能长久，与民同乐，施行仁政的贤者才能享受真正的快乐。 三、为何国君尽心尽力，却不能使国家富强？ 梁惠王有一个疑惑，他对国家尽心尽力，河内遇到灾荒，就把那里的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还把河东的粮食调到河内赈灾，河东遇到灾荒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邻国对待百姓明明没有自己这么用心，但邻国的百姓也没见得减少，自己的百姓也没有增加。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孟子讲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打仗的时候，战鼓隆隆擂响，兵刃相接，懦弱的士兵丢盔弃甲而逃，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一口气跑了五十步停下来。五十步的人嘲笑一百步的人，可以吗？ 梁惠王说，当然不行了，虽然五十步的人没有跑到一百步，但同样都是逃跑。其实梁惠王就是那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人，他所做的距离真正的尽心尽力还差得远，从量变到质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他仅比邻国多做了一点，便妄想百姓归顺，是不可能的。 那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呢？让我们看看孟子的建议吧。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各个诸侯都想争雄称霸，青壮年被征兵役，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必然导致饥荒。这时，如果哪个国君肯停下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不在农时征用百姓，那么生产的粮食便足够一个国家使用。不用细密的渔网捕捞鱼鳖，放过幼小的鱼鳖，使其充分生长繁衍，鱼鳖就吃不完。按照时节砍伐树木，不让斧头在树木生长的春夏之季进入山林，木材也用不完。做到了上面三点，便能够保障百姓养生送死没有什么不满了。百姓养生送死得到保障，便是王道的开始。在田宅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穿上蚕丝做的衣服了。在家里养上鸡狗猪等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百余亩的田地，不妨碍其生产，几口之家就可以吃饱了。用心办好教育，强调孝顺长辈、尊敬兄长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背负重担走在路上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穿丝吃肉，老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还不能称王于天下，是从来没有的。孟子所提倡的是王道，而王道的核心是“仁”。“仁”是以“不忍人之心”施于百姓，不忍百姓挨饿受冻，于是停止征伐，让百姓专注于生产；“仁”还是遵循自然规律，不打扰万物生长，节制欲望，按需索取；“仁”还是以道德教化百姓，通过教育，完善社会秩序，淳化民风。 四、好勇之人可以成就王道吗？ 好勇，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其很难称得上是美好的品质，更别说凭借这种品质富国保民，成就王道了。然而，孟子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视角。 勇有大小之分。小勇，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一言不合，甚至“一眼不合”，便手握剑柄，怒目而视，说“你们谁敢拿我怎么样！”这样的勇是血气之怒，只能对付一个人罢了。大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时期，西方有昆夷之患，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昆夷曾经一天三次侵扰到周的城门，但文王紧闭城门，不与其战。敌人袭扰，退守不战，是否非勇？否也。当时周是最大的方国，天下土地三分有其二，而昆夷只是一个夷狄部落，战必克之，文王之所以不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不受战争侵扰，保护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当昆夷欲征伐一个小国——莒国时，文王才一怒而起，整顿军队，以探访昆夷后面的国家为由，率领大军踏过昆夷的国境，昆夷看到文王庞大的军队，便打消了征伐莒国的念头。文王对自己的得失不会动怒，因为周很强大，不与昆夷正面交锋，便可保证百姓的安全；文王为他人受到伤害才会动怒，昆夷恃强凌弱，莒国百姓必然流离失所。即便是战，文王也以其智慧选择牺牲最小的方式，平息了即将开始的侵略，保护了周、莒，甚至昆夷的百姓。武王之勇也为孟子所推崇，纣王暴虐无道，横行于天下，武王深以为耻，于是出兵讨伐，安定了天下百姓。可见，大勇与小勇的判断标准并非敢不敢发动战争，而是是否以百姓之心为己心，是否放利于天下，如果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大勇，百姓还惟恐国君不好勇呢。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第39期 作者：张慧，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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