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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系列之20:冯骥才谈枕边书


    问: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冯骥才:我屋子里到处都是书,临时想看的就放枕边了。常年放在枕边的几本书,有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家的散文,还有《浮生六记》。我特别喜欢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丰子恺的译本比别人翻译得好,好就好在,随便翻哪一页都能看。最好看的书是从哪一行都可以开始看的书。我看《猎人笔记》主要是看写景。2003年去俄罗斯访问,我去了托尔斯泰的庄园,还专门去屠格涅夫的老家一趟,发现真的和他书里写的一样。我看到了树林、原野、河湾,飞来大片野鸟的野地,湿漉漉的森林……他说小蚊蚋成群地盘旋,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我还想找小蚊蚋,可惜没找到。
    问: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冯骥才:常看常新。随时看都有感觉。心里很愉悦,是一种很美的文学享受,瞬间给你意境上的感染。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
    冯骥才:我有幸保存着自己孩提时代阅读的证物——图画书和小人书。比如上海儿童良友社彩色胶印的《黑猫的假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上海国光书店出版的《珊珊雪马游月球》,都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出版的书,我当时六七岁。这些书都是当时母亲买给我的,是我一生中看得遍数最多的书,至少几百遍。书中每个形象至今还印在脑袋里。
    少年时一段时间迷恋武侠小说。天津是武侠小说家郑证因、宫白羽和社会言情小说家刘云若聚集之地。我现在还有一些这类书的藏本。后来转而热爱古典文学,与学画有关。那时学画由临摹古画起步,必然接触到画上边常常题写着的诗文,要弄懂这些诗文就要学习,经人介绍,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跟着吴玉如先生学古文,他让我从《古文观止》学起,又讲《古文辞类纂》和杜诗,讲的是系统的知识。
    问:吴玉如先生给您怎样的影响?
    冯骥才:他讲《赤壁赋》不看书,背着讲。他一边讲,讲到一个地方,一边拿毛笔写。写到某一个字,用说文解字讲。讲一大段,然后让你背,再往深处再讲一段。
    问:能背下来吗?
    冯骥才:年轻时能背下来。绝句讲一遍下来,确实能背。吴先生讲得太好了,对仗、音律,讲得讲究、精道,入心了,八九十不离十能背下来。和老一代大家接触,深受的影响就是他们的文人气息。那时候的书房,有琴棋书画,有很浓的书卷气。不仅有书,还有文玩,每一样小东西的品质、内韵都有讲究。
    问: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冯骥才:我年轻的时候看书很有序。比如读俄罗斯文学,先从普希金开始看,按着文学史系统地看代表作。年轻时的学习一定要有系统,要整体地、有条理地学习,平凡的故事看不下去就放下,但是必须浏览。后来各种书有了,阅读也比较随性。
    问:您在《书房一世界》中,谈到自己的书房“四壁皆书”。
    冯骥才:我喜欢被书埋起来的感觉。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过往的几十年里,书与我搅在一起。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与书缘分太深,虽多经磨难,焚书毁书,最终还是积书成山。我把绝大部分图书搬到学院,建一个图书馆,给学生们看,叫作大树书屋;还有一部分捐到宁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馆。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书了。留在家里和书房里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数千册。
    问: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冯骥才:能被我留下的书,总有道理。比如常用的书、工具书、怕丢的书,还有一组组不能失群的书,比如敦煌图书、地方史籍,还有“劫后余书”和自己喜欢的中文名篇的选架上的书本和外文名著的译本。其中一架子书,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种版本。
    写作的人都随性,各类图书信手堆放,还有大量的资料、报刊和有用没用的稿子。书房不怕乱,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费劲就好。书房正是这样乱糟糟,才觉得丰盈。像一个世界那样驳杂、深厚,乃至神秘。
    问:《潜在的阅读史》一文中,您说友人看您的书房后说“你有许多怪书”——能举例谈谈,您有怎样的“怪书”吗?
    冯骥才:确实有罕见的、奇特的东西。比如说我收藏的一部手抄本,民国初年搞口头戏剧演唱的成兆才的画本,是演唱的时候必须用的台本,台本里有小戏、民间传说、顺口溜、快板……一二百种,非常有意思,光看那个东西,能看出江湖中的百态众生相,这本书就是怪书。
    问:您好像很晚才接触外国文学?
    冯骥才:二十岁前,我还没有正式读到一本外国文学。一天好友张赣生拿给我一本薄薄的外国小说,是屠格涅夫的《初恋》。这本书的译笔清新优美,插图非常好看,译者是萧珊。我那时正在初恋,因此对这部小说的感情特别敏感,很受感动,也深深被这本书浓郁的文学性所感染,一下子就迷上外国文学。
    问:您为什么特别喜欢林纾的译本?
    冯骥才:我对林纾先生首先是敬意,他是打开文学国门、引进世界文学的先行者;次而是他并不懂外文,为了做自己要做的事,“借别人之手使自己之力”。将懂外文的人的口译和自己的文笔结合起来,以这种从未有人用过的方式,将大量世界名著的经典介绍给国人,也为近代新文学运动提供了世界性的启示。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超过了译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他也是画家。这种诗文书画触类旁通的文人尤其叫我关注。我的书架上原有他的几本译作,如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童年·少年·青年》)、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等。一次,我从一家拍卖行中拍得林纾与其好友王寿昌合作的译著——小仲马的《茶花女》,刊行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这也是林纾走上翻译之路的起点。我当时很想将林纾所有译著一网打尽,全部收集到手。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这个初衷。主要因为林纾的译本太多,总数大约有一百八十种,许多版本欲求无门。我终究不是专门的藏书人,渐渐就放弃了。
    问:您有最喜欢的作家吗?
    冯骥才:契诃夫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之一,我喜欢他的仁慈、清灵、悲悯,和萦绕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哀伤。我喜欢他的文字像一滴滴水珠那样灵动。我书桌上还有从他梅里霍沃的故居捎回来的一个小小的青瓷狗,矮腿大耳,叫人生爱。据说这小狗曾是契诃夫生前的宠物。契诃夫还和它合过影。我的收藏爱好之一,是收集与珍存一些文学、艺术、科学大家的手迹。据说茨威格也有这样的嗜好。我收藏的标准是我深爱的大家。比如巴尔扎克、莫奈、海明威、居里夫人、李斯特,等等。但我至今还没遇到契诃夫的一页手迹,八方求索,直到去俄罗斯还着意打听,还是未有所获,这是我书房的一个带着期待的空缺。(主持人: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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