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金裕：董仲舒的崇儒重教及其现代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09/13 06:09:01 26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作者：董金裕(1945-)，男，台湾苗栗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文学博士。 摘 要：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可概括为“推崇儒学”“重视教化”。董仲舒于《贤良对策》中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可见其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及推重程度。董子强调仁义之道，主张重德轻刑。董仲舒之所以重视教化，与其所持之人性论密切相关。董仲舒在《贤良对策》的三策中，针对教化或作原则性概述，或提出具体的主张。董仲舒崇儒重教极具现代意义。儒家思想切于民用；为富而后教在今日尤宜重视；为改革选吏制度、不与民争利之主张仍富有现代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崇儒重教；儒学；教化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5)03-0010-06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头即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讲虽就政治形势而言，其实学术的发展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呈现的是“分”的局面；但是到了战国末期以至西汉初年，就出现了“兼儒、墨，合名、法”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融合诸子思想的杂家之作[1]。呈现的是“合”的局面。董仲舒顺承此种趋势，其学也是融合诸家，兼具儒与阴阳、道、法各家思想，《汉书》曰： 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2]1173 又曰：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3] 一则曰“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再则曰“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可见董仲舒之学虽杂揉诸家，而以阴阳家之说推阐其意，但仍然是以儒家为其学术的宗旨。 董仲舒的思想可从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觇知大要，《贤良对策》共有三策，其第二策云：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1168 于主张兴学养士之外，更在第三策云：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1172 后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者即自此第三策发之。故《汉书》称“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1173。可见董仲舒对孔子之学的推崇，以及将儒学落实于政教中的贡献之大。 儒家极为重视教化的影响，孔子尝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即是以譬喻的方式强调教化的影响之大。考察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在三策之中，“教化”二字竟出现十余次之多①，其他与教化相关之词，如“化民”“变民”“德教”“更化”等亦多达二十几次，凡此皆可见董仲舒之禀承儒家传统，对于教化的重视程度。 董仲舒的思想规模极为宏阔，包罗天道论、心性论、涵养论、政教论等，且皆属融会诸家之后的开新之论，非本文所能完全包罗。故仅依《贤良对策》所述者为纲领，辅以《春秋繁露》之所载，探讨其崇儒重教的思想，并进而将这种思想与现代结合，阐发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见其虽时至今日，仍饶具值得我们认取采从者。 一、 董仲舒之崇儒 (一) 强调仁义之道 在《贤良对策》三策中，董仲舒屡屡述及仁义，有时是单言仁义，有时则将仁义与其他德目合而言之，如第一策云：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2]1164 再如第二策云： 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义)，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2]1167 又如第三策云： 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2]1171,② 三策之中屡屡强调仁义的重要，但其所讲的仁义虽承自孔、孟，却又与之未尽相同。其言曰：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5]174-176 又曰： 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5]178 其意以仁为“安人”“爱人”“正人”，在“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义为“正我”“爱我”“自正”，在“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与孔、孟所讲的仁义之意显然不同。所谓“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极可能是受秦代以来注重文字之学的影响，以字形结构分辨仁义所指之差异③。其说虽与孔、孟有出入，但其目标仍在于修己、善群，此则与孔、孟所欲达成的理想并无二致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董仲舒于强调义的重要之际，更注意到义利之辨，曰：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5]185 其说与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97。孟子所谓“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4]279。可以互相发明。董仲舒并由此而提出受禄之家不与民争利之说④，而其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言更是传诵千古[2]1172,⑤。 (二) 主张重德轻刑 既然强调仁义之道，很明显的是对德养的重视，因此董仲舒认为施政应该以德教为主，而不应专任刑罚。如《贤良对策》第一策云： 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2]1165 在第二策中更举周朝初年之重德教，与秦朝之任刑罚，结果是一治一乱，以互相对照，云： 武王行大谊(义)，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2]1168 在第一策中，将德、刑与阴、阳配合而言之，以阳为德，以阴为刑，认为天道以阳主生育养长，阴则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若此论点，在《春秋繁露》中屡有论述，如《天道无二》云： 阳之出，常县于前而任岁事；阴之出，常县于后而守空虚。阳之休也，功已成于上而伏于下；阴之伏也，不得近义而远其处也。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5]243 《基义》也有类似的言论，曰： 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虚。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5]248 凡此皆可见其所强调者乃在儒家所重视之德，但论述德之重要远胜于刑，却从阴、阳之出入、主从来阐发，《汉书·五行志》所谓“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者，此即为明显之例证。 《论语》记载，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70可见董仲舒之重德轻刑，与孔子所见并无二致，只是推论方式不同。 惟董仲舒虽重德轻刑，但对刑罚并不排斥，《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云：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5]250 也是推阴阳以成其说，认为罚、刑与庆、赏“异事而同功”，各有其作用，皆不可或缺。然而董仲舒又曰： 天之志，常置阴空虚，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5]236 可见刑罚虽不可无，但其作用仅在于辅佐德教而已，并非居于主要的地位，与孔子对政刑的态度相同，但推论方式则有差异。 二、董仲舒之重教 (一) 重视教化的原因 董仲舒之重视教化，与其所持之人性论关系十分密切。他的人性论其实也是融会诸家，并参以己意，而提出新的见解。他为“性”下定义，云： 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5]204 其说与告子“生之谓性”[4]456,⑥，荀子“性者，天之就也”[6]290，“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6]290，皆以为性乃天生自然，并无善恶可言。既然如此，当然对孟子的性善说持反对意见，曰：“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5]204“圣人言中本无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见之矣，使万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为不见也。观孔子言此之意，以为善甚难当，而孟子以为万民性皆能当之，过矣！”[5]217至于荀子的性恶说，董仲舒似乎并未加批评，乃是因为荀子之性论并非认定人性之本然为恶，而是说人性因情欲的导引，易流于恶而已。董仲舒对孟子的性善说固然是持反对态度，但追根究底，人性若无善端，则虽重视教化，如何能尽教化之功？可见董仲舒之重视教化，其说实涵有孟子性善说的因子在。综而言之，董仲舒之人性论实已融会告子、孟子、荀子三家之说的部分观点，然而又有所不同也。 董仲舒又将性与心、气、情欲结合，并以其惯常使用的推阴阳方式，认为只有依赖教化才能禁制情欲的放滥，曰：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是以阴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犹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终不能栣。[5]205-207 已注意到性与心、气、情欲之间的关系，并从天道扶阳抑阴的观点加以论证，其说颇为复杂，甚至有些纠葛，难以充分阐述。然而最值得我们注意，也是他最有新意，且最能符应他的重教主张者，乃是他的性三等说。云：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成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5]209-210 又云：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5]217-218 其说似有将圣人之性归于性善，斗筲之性归于性恶之趋向，然则孟子之所谓性善系就先天所具之质性而言，荀子之所谓性恶系指后天因情欲无节度所造成的结果。如其确实有意以此融会孟、荀之说，则显然还缺乏相应的理解。然而所谓“性待教而为善”“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才是其人性论的重心所在，之所以重视教化的原因即在于此。就此重视教化之目标而言，董仲舒与孟、荀之所致力者实无异趋。 (二) 如何推行教化 基于对教化的重视，董仲舒在《贤良对策》的三策中，皆针对教化，或作原则性的论述，或提出具体的主张，如在第一策即以古之王者修教化以成美俗为例，建请汉武帝更化以修饬五常之道，曰： 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2]1165-1166 在第二策中除了主张兴太学以养士之外，更建议改革选吏制度，不能再专从高官及富豪之家选用官吏，而应广开贤路；并于任用之后加强考核，不以年资之久暂，而以才德之高下，作为升迁的依据。其言曰：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2]1168 在第三策中则提出受禄之家不与民争利，使百姓尊其行为的高尚，乐于顺从其教，敬其操守的清廉而受感化，养成不贪鄙的习性。又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以灭息邪僻之说，并让人民有所适从。曰： 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以为制，大夫所当循以为行也。……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1171-1172 董仲舒以为推行教化最重要的目标乃在于崇本，所谓本者，指天、地、人三者，能崇奉此三者才能兼胜于人，获得人民的拥戴追随。云： 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君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5]117-118 崇奉天、地、人三本之道乃在于推行仁义孝悌等道德涵养，以化民生善，而不以威势成政。故云： 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5]224 又云： 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5]224 凡此皆与以上所述崇儒之强调仁义、重德轻刑同条共贯。由是可见董仲舒之被推许为“群儒首”“儒者宗”者，盖有其原由也。 三、 董仲舒崇儒重教的现代意义 董仲舒尊崇儒家、重视教化的结果，在其所处的时代已发挥很大的作用，《汉书·董仲舒传》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1172-1172自此以后，儒家思想遂居于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地位，深刻影响政治教化的各个层面，长达两千多年。时至今日，董仲舒的态度及主张，仍深具时代意义，约而言之，至少有下列数端： (一) 为诸子百家各有其长，但以儒学最切于时用 先秦时代，诸子勃兴，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载，共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等十家。此十家各有其所出，也各有其所长及所短，但虽相反而相成，故《诸子略》小序云：“《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1]899虽云诸子百家皆属六经之支与流裔，但《汉书·艺文志》仍明言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推许儒家“于道为最高”[1]890，认为其地位迥出于诸子之上。 儒家讲求仁义而重礼教，以孝悌为基础，以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62。以仁修己，推而治人，更由家庭扩展至社会，以至天地万物，故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123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509-510此种由近及远的推爱方式，顾及人情的亲疏远近，而有轻重缓急之别，最合乎事理之宜，既切于民生日用，也容易了解、实践。是否“于道为最高”？虽然难以断言，但其能居于主流的地位，实非偶然。 自清朝中叶鸦片战争以还，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侵凌之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失，以为传统文化皆属糟粕，鄙而弃之惟恐不及。所幸历经顿挫转折，现代人已逐渐体会传统文化有其精粹而值得珍贵之处，因此乃有国学热之风潮兴起。所谓国学者，理应包含诸子百家，但如上所述，儒家思想切于民用而易知易行，因此吾人今日推展国学，固当以儒家思想为主，自不待言。 (二) 为富而后教乃孔子之所重，在今日尤宜重视 据《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4]199足见孔子以为治民之道，乃在于先富后教。盖民生富足之后，即当施以教化，否则容易放逸为非，以至沦于相互侵凌、弱肉强食，与禽兽相去不远。故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4]360-361教化之重要于焉可见。 民生有六大需要：食、衣、住、行、育、乐。前四项偏于物质层面，而以满足生理需求为主；后两项偏于精神层面，而以满足心理需求为主。想要判断人民之水平是否达到文明的程度，可从其生活较注重哪一个层面加以判断：较注重前者则文明程度仍有待提升，较注重后者则文明已达一定程度。目前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生活的前四项基本上已渐能满足，但国民的素质并未相对提升，不注重整洁，不遵守秩序，不讲求礼貌，……等种种脱序行为屡见不鲜。凡此皆有赖于我们致力于推行教化，以儒家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4]232,⑦，以及讲求礼教，非礼则不视、听、言、动的四勿精神[4]181-182,⑧，让国人接受熏陶化育，而皆具有高尚的涵养，以形成良好的风气，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并赢取国际上的正面形象，彰显出传统文化的珍贵。 (三) 为改革选吏制度、不与民争利之主张仍富有现代作用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的二、三策中，曾分别提出改革选吏制度，以及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的主张。时至今日，虽时移势异，仍非常值得我们认识其所蕴含的意义，掌握其所具有的精神。 就改革选吏制度而言，不能专从高官及富豪之家选用官吏，而应广开用贤之路，则政治资源才不致于被富贵子弟垄断。广开进贤之路的结果，可使当时能孝悌、力田的贫寒子弟有机会从政，不上进的富贵子弟即无法继续位居要津。如此则社会的上下阶层可以保持流动，因而长期拥有活力，此对于社会的进展裨益极大。晋用人才只注重其贤能与否，而不论其出身背景，只要肯努力，即有机会出人头地，可鼓励大家力争上游，在今天仍具有很大的意义。另外在晋用官吏以后，其升迁不以日月为功，而以实试贤能为上，如此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结果，可使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则对于吏治的清明、行政效率的提升，将可发挥很大的作用。也同样地可以发挥实事求是的精神，遏止偷懒怠惰、走偏门左道的歪风，有其时代的意义。 就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而言，让有高俸禄之收入者不与从事农、工、商等收入较少阶层者争夺利源，以达“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在今天更深具意义。盖贫富不均已是目前世界各国皆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据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的调查指出，贫富差距的情形已愈来愈大，全球占人口总数前1 %的富人所拥有的财产，至2016年，将超越其他99 %人口财产的总和。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4]237,⑨，资源分配不均实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故如何避免掠夺，让资源的分配合乎公平正义，以消弭贫富的差距，减少人间的不幸，增进社会的安定和谐，更是现代人类所应共同面对，并集思广益，积极寻求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儒者所欲达成的目标，乃在于修己以安人、安百姓[4]222,⑩，在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1237,⑪，然而除非在政治上得志，则难以遂其所愿。先秦时代的孔子、孟子等儒家宗师，虽然怀抱极大的理想与热诚，想要得君行道，但终其一生，仍未能实现。直到两汉初期，董仲舒才开始扭转此一情势，在获得汉武帝的信任之后，将其所主张者化为实际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并且获得部分实现，功绩十分值得肯定。但是为了迎合帝王及时代风潮，不得不揉合百家，并以阴阳家之说作为推论方式，将儒者所强调的人的主体性，转换为具有权威性格的天，从而被统治者假借运用，难免也遭致批评。 然而从儒者之目标乃在于由内圣以达外王的角度来看，如非董仲舒的极力推崇儒家，儒家是否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导的地位，并因而使儒家向来所主张的仁义之道，以及“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民方式，得以在历史上实现，则十分难以断言。更何况尽管时至今日，不论其所坚持的理念，如尊崇兼顾情理的儒家思想，强调教化的重要等；或所提出的具体主张，如改革吏治、消弭贫富差距等，仍饶具时代意义。凡此皆可见董仲舒之所树立及影响者，既深且远，值得我们在肯定之余，撷取其精要作为行政施教的参考。 参考文献： ①经统计，第一策出现11次，第二策出现3次，第三策出现2次，计凡16次。 ②三策之中述及仁义之处皆不只一条，此处为省篇幅，仅各引较简短之一条以为例证。 ③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影印经韵楼藏版。又《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相如《凡将》一篇。 ④《贤良对策》第三策：“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以为制，大夫所当循以为行也。”又《春秋繁露·度制》：“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 ⑤但《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远不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之脍炙人口。 ⑥《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生之谓性。’” ⑦《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⑧《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⑨《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⑩《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⑪《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艺文志[M].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影印光绪庚子春日长沙王氏校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897.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影印光绪庚子春日长沙王氏校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 [3] 班固.汉书·五行志[M].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影印光绪庚子春日长沙王氏校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600.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 [5]董仲舒.春秋繁露[M].苏舆,义证.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6]新编诸子集成编委会.新编诸子集成:第二册[M].台北:世界书局,1972. 原文发表在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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