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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智:从人生境界到生态意识 ——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论析


    
    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生态危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识到,环境问题最主要的不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是观念问题、价值问题。世界各国的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从各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挖掘智慧,作为应对环境危机的突破口。中国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终极关怀、人格修养中天人相参等理论,都可以在应对生态危机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
    现代生态学的矛盾最集中地体现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纷争中。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天地间一切存在的主宰者、支配者。人有权利牺牲万物的利益为自己服务,人是一切用来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原则、法规、契约的制定者,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自然存在物只是人取用以延续自己、发展自己的手段和工具。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宇宙间的每一个存在物都有其内在价值,都应该进入人的环境道德的视野。它们的价值,不应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尺度,人对自然初不应有物种上的优越及由此产生的霸权,也没有无视环境道德而任意伤害他类的权利。
    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传统文化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支持者。这种理论主张,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造人是要让他在地球上行使统治万物的权利。这一理论自笛卡尔提出人应当利用科学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拥有者之后更是大行其道。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由科技强盛带来的文化霸权,此种观念随着殖民文化推向全球。中国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制约,加上传统的农业文化对资源的要求较轻,环境问题不是很突出。自近代以来受国家贫弱屡败于外族的刺激,大力发展工商业。但一开始就对西方工商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缺乏警觉,又抛弃了中国在环境方面好的传统,再加上利益的驱动,目前中国环境的恶化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在西方回归绿色运动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仍然步履维艰。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生态哲学的困境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的面前。人类中心主义是刺激和鼓励现代人追求权力、财富,不断发展自己、超越自己的动力,是组织社会、家庭和各种团体的理论基础。没有了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和相应的思想理论,人的存在和发展就要受到极大的制约,人与外物的关系就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向自然索取和掠夺所获得的全部自尊和荣耀就会黯然失色。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霸权的质疑,对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平等权利的提倡,对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的诉求,都对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批评、纠偏的作用。我们能否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间寻求平衡,能否以另一种生态理论来克服二者的弊病,发扬二者的优长之处?王阳明关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在此基础上以“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来合理安排万物的不同价值的学说,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启示。
    一、“万物一体”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
    王阳明在逝世前一年应弟子之请而作的《大学问》是他的哲学观点的系统表达,被弟子尊为“师门之教典”。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以“致良知”根本宗旨融会《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对人的精神境界、修养功夫做了全面的阐释,其中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
    王阳明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首先,人是道德性存在,不仅大人如此,小人也无不如此。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大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大人的根本内涵。其次,道德主要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道德修养的目的是获得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这种“一体”不是认知式的,而是洞见式的:是与闻见之知相对的“德性之知”体证和照察的结果。在这种境界中,万物对主体呈现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美善一体的形态,万物消泯了其价值上的差别而与主体一体相关。主体也因而有了“活泼泼地”、“鸢飞鱼跃”等感受。人与外物二分的思维方式在此褪色了,代替它的是对一体境界的直觉。天道、天理在此境界中也呈现为具体物象,因而减弱了它的强制性和高高在上的不可亲近性。人变成了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的存在,人由此崇高感和亲近感而产生了对万物的护惜之心。这种护惜之心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不是出于功利的感召和对逼迫的服从。它不是理智的推论,而是出于一体之仁而有的自然情感。这种直觉和感受、体悟所透显的理念是,环境是包括人在内的大我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应该以大我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破坏大我中的一部分来换取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思想方法虽不能说已经把环境伦理纳入到整个伦理思考之中,但它把人之外的存在视为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把对它们的顾惜作为心的自然包含。这就与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等理论不同。它是原始的、质朴的、说不出多少理论的,但它是出自内心的、直觉的。它为人的道德境界内设了一个规定:有道德的人应该是爱护他的环境中的每一事物的,而且,这种爱护是他的心理的自然诉求,他能从这种万物一体的体验中得到快乐。道德不是个纯形式的“应该”,而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来自道德境界的推展。
    万物一体论与生态系统价值论不同,因为,生态系统价值论认为,生态本身具有工具性,维护它的个体成员不受损害完全是为了它自身的完整。万物一体论也与怀特海把宇宙视为一个连续的总体的各个部分,各部分之间有着严密的关联性的“客观的整体存在”的理论不同,因为前者是体验的,后者是经验科学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的。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是人心的自然推出,不是在功利基础上寻求生态平衡;人对环境中的事物的护惜是无条件的,是一体之心的自然生发,不与经验事物的任何性质和结构有关。
    万物一体境界虽然将万物的存在价值视为同一的,它们不是为了人而存在,不是达到人的目的的手段。但在经验层面也反对因万物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而质疑它们在人的取用上而有的价值差等。他主张在万物一体境界的观照下合理地取用万物。《传习录》载:
    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先生(王阳明)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德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注:《王阳明全集》,第108页。)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境界是爱万物和合理取用万物的统一。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成员,人从他所在的环境中取得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至为合理的要求,实际上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将此视为天经地义,没有人会怀疑人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的合法性。只是在近代大机器生产兴起以后,生产力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的对自然的无度开发利用造成了人的生存困境时,人才对此天经地义的事实重新加以反省,思考它的合理性,规定它的适用范围。比如,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一种理论“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两个最高准则是“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平等主义”。“自我实现”的“自我”是“大我”:超越狭隘的个体我和社会的我,从而走向人与他的环境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大我”。这个“自我”是形上学的,它的实现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缩小同自然的疏离感,最终达到能在他认同的存在物中看到自己,在自己中看到环境物。“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中心论点是,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地位(注: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因此,人类应当最小限度地影响其他物种。根据这一原则,人对取用自然物应当有所限制,其标准在不影响物种使其减少以及能够使现有的物质存在保持平衡。这个取用环境的标准是理想化的和计量性的。王阳明以上思想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提出了生态环境伦理的指导原则及这一原则在人心中的价值表现。
    (来源: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06期,26国学网配图取自网络。)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