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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孟子的心性论——中国人信仰世界的建构


    《孟子·尽心上》载: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这一段,可以说是儒家心性说的开端,后来的朱熹理学与陆王心学,无不从此发端。
    
    《孟子·尽心上》书影
    与西方相比,我们中国人没有一神教的全民信仰,但并没有导致人的行为的最高道德裁决在世俗权力那里,匍匐在权力之下,使得人格堕落。恰恰相反,至少在元代之前,中国成了四方仰慕的礼仪之邦,国人生活中的文化与文明,是彬彬之盛。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风貌,也是让西方国家的很多人所向往和艳羡的。
    虽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至高无上的神,没有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但中国人内心也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主体意识。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的这十二个字,就是我们中国人自有的信仰体系,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它没有宗教信仰的神秘,却有安身立命的自觉自尊,并且特别有诗意。而且,孔子给我们的人生依据,是自我的道、德、仁、艺,并没有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屈从和依赖于世俗权力。孟子的这段话,可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
    
    孟子这段话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前两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赵岐注:“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为正。人能尽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则知天道之贵善者也。”(孙奭:《孟子注疏》)第二层,中间一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第三层,“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关键词是四个:“心”“性”“天”“命”。
    第一层,讲“尽心”。尽心,穷尽心之可能。按照孟子的“四心”之论和“性善”之说,心即善,穷尽心之可能,就是穷尽善之可能。人心有无限的空间有待探索。穷尽不是到头,正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止于至善”,不是“止”而是“不止”,是无所止,是止于不止之中,永远保持在一种不停息地追求的状态。同样,人心之大,犹如宇宙,“尽心”也是一个极限境界,人的一生穷尽努力,也永无止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了解内心中的善,发见内心中的幽微之处,便是“尽其心”。“尽心”是穷尽自心,也是扩充自心,使之充实而有光辉。
    另,程瑶田《论学小记》云:
    心者,身之主也。万物皆备于吾之身,物则即具于吾之心。而以为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尽乎!曷为而可谓之尽其心也?由尽己之性而充极之,至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心尽矣。
    
    程瑶田《论学小记·目次》
    其中的“物则”,即万物的规则、规律。如此,则“尽心”也是“尽人(他人)之性,尽物(万物)之性”,盖因万物之理皆备于吾心。这个说得更大了,是把“格物致知”的“知”由“良知”扩充到“知识”了。
    “尽其心”,然后能“知其性”。焦循《孟子正义》曰:
    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义礼智之端,原于性而见于心……知其性,谓知其性之善也。
    孟子说“人性善”,因此,知性就是明了自己人性中的善。这个“知”,不仅是“认知”,更是“认同”。我人人性中的善,主要不是“认知”的(因为很难获得事实上的征验),而是“认同”的。我人自觉其善,自求其善,自证其善,自信其善,并以善来界定自己和规范自己。善,不仅止于伦理学上的善,也包含哲学上的善——不仅指某种德性状态和质地,也指合理的德性趋向和可能性。
    “知性”而后能“知天”。“知”,在此是“明了”。“了”(liǎo)在汉语里,不仅有明白之意,还有一种终了之感,了结之感。何谓了结?就是因了而结,结也是止,有一种整体把握之意。如此“知其性,则知天矣”,明了天命所在。
    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天本身,天道;一个是天赋予我人的命,天命。天有其道,人有其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之命。天赋之命,可以把它理解成使命。人在这个世上,总有使命。但是一讲到使命,好像只是我们的某种功能或者是我们的某种责任,实际上不仅如此。人一辈子更多的是要对自家做功夫(尽心),对自性做功夫(知性),对自己的生命做功夫(知命),使生命圆满,这是我们的天命所在。如同苗之开花,如同花之结果,开花结果便是苗与花之天命,苗与花如何可以推卸拒绝?孔子叹息:“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是叹息天命不果,然而不果也是命,因为命里还有时运,时运其实还是命,故孔子说“有矣夫”。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不立于岩墙之下,是顺受其正;然而不得不立于岩墙之下而立之,也是顺受其正。为非作歹桎梏死者,非正命;然舍生取义桎梏死者,恰是正命。顺受其正就是顺受其命,知道自己命该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顺受其命;“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是顺受其正;“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也是顺受其正。
    所以,心、性和天这三个字,实际上是统一的,是一个道理,只是我们进入的时候,有一个次序,先从心进去,再了解性,最后知道:心如此,性如此,那么天赋予我们如此的心,天赋予我们如此的性,就是天赋予我们承担如此的命。赋予我们心、赋予我们性,就是赋予我们命。赋予我们这个命干什么?去履行某种使命。所以这个命,既是我们自身的命,是我们的本体,又是我们的功能。从本体讲,我们自己的命,我们必欲使之圆满;从功能讲,我们自家的使命,我们只能荷担前行。
    第二层,由“尽其心”进入“存其心”。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人丢失善的本性,就是“放心”——走失、流放了善心。“存其心”,就是不要“放其心而不知求”,而是要“求其放心而已矣”,把自己丢失的本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非是“求其放心而已”。“尽其心”,是生长、是开拓、是确立;“存其心”,是存留、是含蓄、是葆养。如何存心?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居心于仁,居心于礼。在日常生活中,心里总是怀着仁爱的念头,宅心仁厚;心里总是怀着礼义的念头,居仁由义。如此存心养性,就是“事天”。事天不要想得太大,不要想得太宏阔,能近取譬,仁之方也:事天就是尽性。这就是苗而秀,秀而实;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就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命之谓性”(《中庸》),率性即事天啊!
    第三层,“夭寿不贰”。夭,夭折;寿,长寿;不贰,不变。朱熹曰:
    夭寿,命之短长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四书集注》)
    人生在世,无论长寿还是短命,无论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化,始终保持自己的心性不变。“修身以俟之”,修养自己的身心,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立自家之命了。
    
    归纳起来,从“心”的角度,是先“尽”后“存”。尽,是尽其所能,达其极限。每个人的悟性不一样,只是要尽其所能,达其极限。极限不是天地的极限,而是我们自身所能达到的极限,一辈子往要达到的这个方向走,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孔子对冉求所言的“中道而废”(《论语·雍也》)就是这个意思了。一个人尽其所能、达其极限,便是尽心。尽心的过程很艰苦,但是,更艰苦的是存心,始终葆养自己的仁心不至于流失。这个世界总给我们太多的诱惑,太多不期而遇的挑战,能不能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尽心难,存心更难,一不小心就会丢了自己的良心,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时刻、某一件事上,做不到以良知为出发点,而是以某种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时时刻刻“存心”而不“放心”,是我人的终身事业。
    从“性”的角度,是先“知”后“养”。知,知其所善。明了自己心中、性中之善,这很重要,因为人的心、性中总有一些不善的东西。孟子讲人性本善,是说人性中本来就存着善,但是孟子没说人性中不存着恶。“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人性中有“非人也”的东西。问题是,这些“非人也”的东西虽多,却不代表人的本质,而恰恰就那一点点与禽兽不同的东西,才是属于人的,才决定人之为人,才是人的本质。所以,认知到这一点的存在,认同这一点,追随这一点,存留养护这一点,弘扬这一点,便是人之天命。《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什么是“明明德”而不是“明德”?因为“德”中也有不明的东西、不善的东西。若只说“明德”,则是把人“德”发扬出来就行了;“明明德”是把德中“明”的部分弘扬扩充起来,所以这句话暗含着德中也有不明不善的东西。“明德”的部分才需要我们去“明”,明了我们心性中的善,发扬我们的“明德”,养育我们的善性。所以,知性就是明性,明心而后见性,见出性之善者、明者。
    从“天”的角度,是先“知”后“事”。知天,认知天命的存在,认知我们每个人天赋的使命。天命的存在意味着:其一,天赋予我们自身的“命”,这是“命”的本体;其二,我们自身的“命”又有它的使命,这是“命”的功能。先“知天”,后“事天”。既然“命”是我自己的,那么,“事天”就是安顿好自己的命。“明明德”不就是事自己吗?尽心养性不就是事自己吗?不是事别人。所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什么叫为己?为己就是尽己心,存己心,知己性,养己性,知己天,养己天。明了自己的天命,安顿自己的天命,就是“事天”。
    《大学》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国治而后天下平”之“天下平”,对应的是“欲明明德于天下”,则“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平天下之指向,不在“天下”,而在“明德”;不在“平”,而在“明”;不在外,而在内。一己之身修,天下之仁义存焉。《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身、家、乡、邦、天下,都是修道之场所而已,不是修道的目的,而是修道的场所和路径。修道的目的,还是自家身心性命。
    所以,从尽心到事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逻辑闭环。倒回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事天”就是存心养性。怎么“事”?孟子讲:“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去做一件好事,与用好心去做一般事务,这两者的区别非常有意思。什么是好事?我们用好心去做的任何事,都是好事。双休日去做一件好事,当然很好,但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我们不论身在哪里,每时每刻做任何事,都从心里的仁义出发,用仁义的方式去做事,哪怕是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心中都怀着谦卑,敬事而信,这就是“由仁义行”,这就是“事天”。
    
    清道光间刻本《孟子圣迹图》
    到这一步,孟子是不是已经在讲信仰,讲我们安身立命的依据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不需要宗教之神,只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心性体悟、了解、涵养,我们就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据。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就在“由仁义行”的瞬间,一下子明心见性。
    最后,孟子说“所以立命也”,我们把这三个层次做好了,我们的人生就有依据了,我们自家就能安身立命了。立命,立自家之命。人生不就追求一个“立”字吗?
    
    上述四个关键词:心、性、天、命——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生命的圆融。
    我们的信仰——中华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使我们不需要在某个时刻通过某种形式体现信仰,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生活里保持一种“由仁义行”的状态,我们就处在信仰之中,修养与信仰就合一了。《六祖坛经》曰:“烦恼即菩提。”没有烦恼,怎么有菩提?没有烦恼,如何修养?有闲有钱,喝茶焚香,不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是做事,是事天,是在事上磨,是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什么事都不做,闭目养神吃斋念佛,不是修身养性,而是麻木不仁,是浑浑噩噩。孔孟是做事的人。不做事怎么叫修养呢?所以,信仰是从头至尾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修养,修养是时时刻刻抱持不放的信仰。
    我们的自由——中华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让我们可以不依靠宗教之神的外在的拯救,尽己心,存己心,知己性,养己性,知己天,事己天。听命于自己的内心,是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中华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是“由自”,不由他,这是儒家心性论的前提和内涵。它是体悟自己内心中的善,它是去自己的心中觉知善。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我以自性的善养我自家的浩然之气。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自十五以至七十,全是围着一个“吾”字打转,走来走去,做来做去,说来说去,都归于“吾”字,都是自家,都是自家内在的需求,由自家内在的需求而起的动力,所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由的,由自的,而不是由他的。行走世间,动力是什么?由自,由自我出发。中国人做好人的理由是:我的本性是善的,我在发扬我自己内心的本性,是自我的本性决定我能做好人。我明了自家的心了,知了自家的性了,事了自家的天了。我不是上天的仆从,我是我心性的仆从。我信自己。怎么信自己?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天命也是自我的,是自我的本体与功能。
    质言之,由着自己的善性而为,才是纯粹的自由、最终的自由。这恰恰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我们生命的圆融——心、性、天、命,它是一个圆形的结构,而不是线性结构。尽心知性就是事天;事天就是立命;立命就是尽心知性。心即性,性即天,天即命,它们是可以互训的。
    心性之学,需要我们自家去体悟。言者有不言,言多也可能变成某一种“衡”(参见《孟子·告子下》),成为自由的阻碍和局限。所以,不多说了,自家体会去也。
    (本文根据作者在花时间读书社讲《孟子》的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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