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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系列之144:谢大光谈枕边书


    《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出版是何契机?
    谢大光:孙犁先生2002年6月离开我们,到2022年,整整二十年了。年初,整理与先生有牵系的旧物,准备写点回忆,《天津日报》宋曙光打电话提醒,该为先生做点什么呀。曙光算是孙犁的入室弟子,进报社三十多年一直在编“文艺周刊”,前两年也退休了。他和我想到了一起。曙光知道我写过一些关于先生的文字,就说,二十年是个大事,写篇把纪念文章有些单薄,不如约几位与孙犁交往较深的作家,各自把与先生有关的文字编一本小书,出成一套纪念丛书。我说这个点子好,就是出书不容易。曙光比我乐观,他先已和北京肖复兴、卫建民通过气,我提议加上冉淮舟。五个人好像早有预谋,一拍即合,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是曙光联系成的,比预想的顺利。就这样,出版方参与策划,由五部书组成的“我与孙犁”丛书在七月出版,《孙犁教我当编辑》列在其中。
    您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孙犁的? 能否谈谈您所认识的孙犁?
    谢大光:197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复社,原先下放农村的老编辑李克明回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孙犁,他们是冀中时的战友。出于对年轻人的培养,老李拉着我和另一位编辑李蒙英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孙犁,当然,作品早就读过。孙犁比我想象中的清秀。他的居所是一间大房子,书房兼卧室,被一排书柜隔开,书多家具少,干净清爽。孙犁聊起天来,很家常,不时放声大笑,很快会让你忘记面对的是一位著名作家。我很喜欢这种气氛。也是因缘巧合,不久,社里创办《散文》月刊,我参与其中,借工作机会,常到耕堂闲聊。先生是很敏感的人,眼光锐利,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心思看个差不多。外界传闻先生孤僻刻薄,拒人于门外。孤僻其实不错,他是看透了世态人心,想少一些无谓的交际,有更多时间读书写作,刻薄则是误解。先生待人诚恳热心,读他写给那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作者的信,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先生在工作上生活上给过我不少具体帮助,往往不动声色,让你觉不出一点负担。先生是坦诚的,思考问题又绝不单纯,方方面面都思虑到了,才抓住要害。先生是勤奋的,却不勉强自己,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生活上简单随意,写作时严谨苛求,现在想来,孙犁先生是多侧面的,甚至充满矛盾,任何简单的概括都说不上准确。
    书中您谈到孙犁先生就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给予您的很多指点和建议,能否概括一下,怎样才能做好编辑工作?
    谢大光:孙犁曾自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作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从先生的言行,到自己亲身体验,我以为编辑是需要终生学习的职业,在每一部新稿子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要坦承自己的无知。编辑工作最求认真,对稿件严肃认真,就是尊重作者。
    您编过不同版本的孙犁散文,您认为他的散文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谢大光:孙犁的作品,我或独立或参与,编辑过七八种,以散文为多。孙犁的散文是良心之作,擦亮了,或者说恢复了,汉语写作存诚立信的优良传统。谈到作家要凭艺术良心写作,孙犁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工作是很复杂的精神劳动。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作家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有些人就不那么正直了,就不那么能凭良心说话了。作家要有主见和主张,不能轻易受外界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是作家的道德规范。”
    您从事散文期刊和散文书籍编辑工作三十余年,能否谈谈您对散文的理解,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
    谢大光:这个问题有些难。首先对散文范围的理解,有不同看法,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我甚至不清楚是否一定要搞明白。前提不一致,就难以论优劣。如果不以概念为前提,仅谈阅读感觉,真诚的、切实的文字,能激起阅读联想的,就是好的。
    书中收入《与孙犁先生编书》,孙犁先生编书有什么特点? 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谢大光:《与孙犁先生编书》写的就是编孙犁先生的书。先生生前,对于自己的文字,是十分珍惜负责的,凡是编他的书,他对编辑是挑剔的,有所选择的。一旦应许,他会投身其中,提供帮助。编《如云集》时,我刚提出想法,先生笑呵呵地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正是《如云集·目录》,先生早已拟好。我看后觉得稍显单薄,建议再多写一些,先生欣然赞同。
    文坛传闻,孙犁的作品,编辑一个标点都不能动。这是误传。认真负责的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孙犁都会仔细考虑。有的稿子经编辑删改,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孙犁读过认为改得好,写信称赞,并照此收入文集。孙犁专门写过《改稿举例》一文存证,“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孙犁反对的是不负责任的乱删乱改,完全不尊重作者的劳动,认为,如果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那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
    您知道孙犁先生读书有什么特点吗? 你们经常聊天,是否也常交流读书心得?谢大光:孙犁说他读书是从来没有计划的,遇到什么就读什么。虽说无计划,但有所选择,拿到一本书,先看提要或序跋,了解一下书的作者及其内容。选择了一本书,就认真把它读完,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读到认为好的地方,就把它摘录在本子上。晚年孙犁,多读古书,经史子集都有涉猎。1980年《散文》创刊,我去耕堂约稿,恰好先生酝酿写一些读书记,当年第二期,一下子刊发了五篇“耕堂读书记”,由此开始,读书记成为先生晚年写作的一大方阵。先生读书,多而杂,长于比较,联想,一篇短短的读书记,常在谈一部书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归纳提炼,最终揭示的,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课题。所以先生开玩笑说,就属给你写读书记麻烦,摊了一桌子书,还要小心别把人名弄错,张冠李戴。
    孙犁先生读得最多的书是什么? 他最推崇的是什么书? 在读书方面,他对您、对编辑有什么建议吗?
    谢大光:先生最推崇鲁迅著作。读得最多的也是鲁迅全集,各个版本的。从青年时接触到鲁迅作品开始,终生不辍。早在1941年,那样艰难的战争环境里,孙犁根据自己阅读鲁迅的经历,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撰写了《鲁迅·鲁迅的故事》,1995年搁笔之前,先生还在研读鲁迅晚年书信,准备写点什么。
    先生说,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年轻人应多读“选本”,优秀的“选本”可以锻炼编辑的眼力。
    您的枕边书是什么?
    谢大光:枕边书意味着夜晚睡觉前翻看的书吗? 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上班要和各种文学书籍打交道,回到家反而不愿再读文学,多读杂书,真正把文学书放在枕边读,是上学和从军时期。退休以后,养成个早餐后平胃的习惯,阅读和平胃同步,枕边书就是早读的书。我读书散漫,又喜游历,七十岁以后想收束一下,找一部大部头的书拴一拴,正好书架上有二十卷本《资治通鑑》没读过,作了我的枕边书。我并非读文史出身,啃这样的书有难度,记起孙犁的话,古文读不懂,多读几遍就懂了,要硬读。原计划十年读完。为提高兴趣,我采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读到唐末,再回过头从第一卷补。开始读得慢,每天两三页,反复读,越读越有兴趣,后来就不计页数了,读到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有了结局再罢手。花了七年时间,总算啃下来了。老实说,这个年纪,读了后边忘了前边,能记住的寥寥,收获还是有,知道了所谓史书就像一张网,网住的成了历史,那些漏网的呢? 是有意遗漏,还是别有原因? 我更想隔着网眼,寻思那些归入大海的“历史”。
    您会常常重温什么书吗?
    谢大光:近些年常重读孙犁的著作,特别是晚年的杂著,先生的文字经得住反复读。前一段为参加一个座谈会,重读了先生1979年,为工人作家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写的《小引》,就像当年坐在耕堂,读先生刚写出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让我震惊。先生说,“我们的文学,也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正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外国的现代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国文学的现状,作为借鉴,要从人家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这是写在1979年呵!
    您最钟爱的文学类型是什么?是散文吗?
    谢大光:给文学分类是理论家的事,与阅读无关。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阅读,阅读的活力在于联想。能够引发联想的阅读,于我就是享受。
    您认为哪一本书是所有作家的必读书?
    谢大光:《新华字典》。(主持: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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