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中国经学的性质、价值与学科地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52 中国社会科学报 彭林 参加讨论
中华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而以经部冠其首，乃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孔子删述的《六经》，被誉为古代中国的“万世教科书”，更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而在近代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之下，有些人对中国本位文化实行“斩首”行动，犁经为史，将经学逐出大学的学科体系，令中国文化的根荄遭受重创。回归史实，拨乱反正，还经学以公道，使中华文明再度发皇，适其时矣。 一、《六经》非史 胡适一生，以实现“全盘西化”为目标，为此必须推倒孔子、否定《六经》。胡适藉由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六经皆史”一语，宣称《六经》非经，不过是史料、或普通史书而已。在反传统属于“政治正确”的年代，此说实际上是一场政治炒作，无须论证即可成立。《六经》既然“皆史”，则古代中国何来的“经”？既然《六经》非经，则孔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凭空造出来的“神”。经过如此这般的逻辑演绎，“六经皆史”便被上升为反对封建制度、将孔子拉下神坛的“革命”之举。 既然事情缘起于章学诚，我们便不能不好奇，一生读孔孟书，生当社会尚称安定的乾嘉时代，四十一岁中进士，仕途尚属顺利的章氏，其反孔非经的动机何在，证据又何在？最好的求解方式，莫过于读他的《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涉及章氏经学观的部分，集中在卷一的《易教》《书教》《诗教》《经解》四篇。以《六经》中的《易》《书》《诗》列全书之首，而且三经皆与“教”字相连，以之为教化万民的本源；继之以《礼记》论《六经》大旨的《经解》篇作结；即此布局，已烙上章氏尊经的鲜明印记。 “《六经》皆史”一语出于《易教上》首句，似有提示全文之意。然而，通读全卷四篇，居然无一处文字申述《六经》何以为史而非经！章氏反复论述者，却是如下几点： 1、经乃“纲纪世宙之谓”。此语旨在为经学定位。学术有高下，功用有大小，章氏认为，“经”字取义于《易》“君子经纶”一语，经乃“纲纪世宙之谓”，是最高层面的学术。而后世浅学不辨于此，于书名滥冠“经”字，《经解上》历数其妄：如墨子之徒称《墨子》为《墨经》，战国之人冒用伏羲、神农、黄帝之名而称《灵枢经》《难经》《甘石星经》。西汉以后，此风大开，至有《禽经》《相马经》《茶经》《棋经》等名。东汉秦景从天竺带回佛门《四十二章》，原不称经，汉译本亦不冠“经”字，佛教盛行后始称《佛经》；而《老子》亦称《道德真经》，《庄子》称《南华真经》，《列子》称《冲虚真经》。章氏慨叹：“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僣经以拟六艺，妄也”（《经解下》）。章氏之推崇“经”，可见一斑。 2、“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此语乃是为《六经》定性，经是先王为政的典制，卓具权威性。章氏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经解上》）；“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易教上》），“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经解中》）。是章氏明言六艺为“经”。 3、孔子之功在传承周公之典章。章氏云，孔子身处三代之衰，而能存亡继绝，承传周公之典，厥功甚伟，“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经解上》）；又云，文王拘而演易，武王克商，以《周易》立一代之典教，“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易教上》。此又足见章氏对孔子之推崇。 4、“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章氏考镜源流，辨析六艺称经的过程，“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东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为维护孔学的正统，孔门后学，“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荀子说“学始于诵经"，庄子说“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均子夏门人，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经解上》），此说客观公允，并无反孔叛经之意。 5、经有其支裔。《六经》之外，孔门时有新增之经，它们“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大小《戴记》，《左氏》《公羊》《谷梁》等，故儒家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经解上》）；此类经籍，与《六经》一体，乃儒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此说亦符合常识。 综上可知，章氏尊孔崇经，严辨孔子《六经》与儒门之外种种“非经之经”经的区别，维护《六经》的至尊地位，乃地道的纯儒，哪有半点离经叛道的气味？至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胡适是否将《文史通义》卷一的四篇文章通读过？ 二、经学至尊地位非武帝所赐 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王朝的思想与国体的统一，“诏举贤良方正，极言纳谏之士”，继采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今教科书的解读是，儒学原本百家之一，因武帝此举而被抬高到至高地位。此说似是而非。 治国理政，采用某种思想为主导，此为普遍现象，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所择是否允当？儒家虽是百家之一，但与诸家并非不分轩轾。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已然独领风骚。其后虽经秦皇焚书坑儒，而薪尽火传，汉初犹有田何传《易》，伏生传《书》，申公传《诗》，高堂生传《礼》，至刘向歆父子校书中秘，《六艺》篇籍，凡一百三家、3123篇；儒家，凡五十三家、836篇；门庭之盛，远超诸家。司马迁《孔子世家》盛赞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所传六艺之学，始终是举国折中的标准，天子王侯，概莫能外，社会基础最为深厚。 《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均是《六艺》的“支与流裔”，最大弊端是“各引一端”“各推所长”，剑走偏锋，如道家“独任清虚”；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专任刑法”；杂家“漫羡而无所归心”；无力单独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历史曾先后给过法家、黄老之学以治国良机，可惜均不堪大任。 若说儒学至尊地位得自武帝一言，在武帝亡故，其威权不再存在，何以绵延至两汉之末，无人翻盘？再者，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家在统治层面优势尽失，乃是五胡摆脱儒术的最佳时机。早在先秦，诸夏即有夷狄交侵之患，文明有倒退到“被发左衽”时代之可能，故《春秋》提出“夷夏之变”的命题。韩愈《原道》论“夷夏之变”，最得其旨：“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若能“进于中国”，行华夏之礼，文化达标，则“中国之”，视其为华夏的一员。夷狄在与中原的长期交往中，目睹中原风俗美，人伦厚，文化典雅，皆生仰慕之心，故不仅拒绝“以夷变夏”，而且主动追随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自觉完成文化上的蜕变。 匈奴族酋长刘渊，少年即习儒学，定鼎中原后，大兴经学，明儒张大龄赞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羯人石勒称赵王之后，“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制轩辕之乐，八佾之舞，“礼乐备矣”。拓跋珪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直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朝廷以隆礼延聘经师沈重、熊安生等，令“天下慕向，文教远覃”。北魏宣武帝，“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史?儒林》）。《南史?儒林》收录经学家二十九人，《北史?儒林》收录五十三人，北朝多于南朝，且不乏徐遵明、刘献之等名儒。北朝经师多聚徒讲学于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熊安生“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极一时之盛。六朝经师创为义疏之学，皮锡瑞《经学历史》赞其“有功于后世甚大”，而北朝风气朴茂，少有南人清谈之风，故“以纯正胜南也”，成为经学史上的精彩一页。毋庸讳言，北朝地区“华化”步伐的加速，恰恰是由胡人所主导。 学界每每盛谈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殊不知形成此次融合的文化核心乃是儒家经学。 三、经学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常道” 中国学者多经、史兼治，两者关系密切，但不相杂越。“史”，记载的是变动中的现实，有特定的时空范围，以事件始末、人物经纬等为主线。“经”，最为人称引的训解是“常也”。《六经》追求的是超越时空、可大可久、符合客观规律的常道。历史犹如无固定水道的河流，总是左右偏摆，不可能自发地按“常道”发展。故历史的发展，需要经的指引。章氏称《六经》为先王经纶宇宙的典章，可谓深得经旨。 儒家经典能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欢迎，成为不断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源，主要原因如下： 1、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孔子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转换着眼，论述从小康走向大同的必然性，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终极理想目标。孔子反对苛政与暴力，主张建立完美的人格标准，以温和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教化民众，从文化上实现社会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理想，其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民众对未来的期待，深受历代知识精英拥护。 2、将道德成长作为人生的基本课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充分论述人何以为人、如何修身进德、如何治学等重大问题，引导大众做合格的社会人、做优秀的社会人（君子）、做杰出的社会人（圣贤）；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走向大同的四个台阶；这一逻辑链环，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做了完美的勾连，司马迁、文天祥、王阳明、顾炎武等精英无不受其浸润。 3、理论与实操兼具，足以回应所有社会问题。如《周礼》构拟的官政大法，体大思精，宏纤毕贯，覆盖国家管理的所有方面。《仪礼》记载的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生活样态。《礼记》各篇涉及广泛，《月令》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法规范化，《乐记》论述中华的乐学思想，《学记》综论教化万民的学理与方法，《大学》乃入德之门，《中庸》谈心性修养，《儒行》展示儒者气象，全书既有天下担当的引领，又有坐立行走、言谈交接的细节，上下纵横，皆有布局，均能展开；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体系符合普遍的人性，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诚如《礼记》所说，“放诸四海而皆准”，故深受社会欢迎。 以上数点，两汉时期有哪家哪派的学说堪与比肩？武帝独尊之，何错之有？ 四、恢复经学的学科地位刻不容缓 1919年，胡适邀请其美国导师杜威来华，在各地讲演200多场，宣扬西方教育学。此后，西方大学体系被全盘引入中国，经学被彻底排弃在外，经籍在西方图书分类的书架上被胡乱插放，经学不绝如缕，作为中国学术冠冕的经学已成文化游魂。经学的消解，使原本血肉一体的中国本位文化失去价值依托与内在逻辑，犹如“钱串子”被抽取，只有满地散钱。史学、子学、文学日益碎片化，乃转而从西学体系中寻找理论依据，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列举儒家经典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十五条思想，认为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其说至确。其重要性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向国际社会、向国内的亿万民众解释：在中国高校学科体系中何以没有经学的学科地位？ 为经学正名，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给经学以与文学、史学学科同等的一级学科的地位，合情合理，既是对中国学术史的尊重，也是重拾文化自信、再造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前提，尔今正当其时矣。 （彭林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