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了“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命题，如果说诸侯“不睦”及其相互之间的征伐是“天子衰微”在社会领域的表征，那么，孟子此语则可以被视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转变的重要特征。对此，朱本源先生从中西史学对比的角度给予了高度赞誉，他说：“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命题是关于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和性质的原理，它是对历史思维本身的一种思维。……它属于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领域。第一次在西方阐明‘诗’先于‘史’的原理的，是西方历史哲学奠基人维科，此论见之于他的《新科学》(1725年问世)中。这比起孟子来，已经迟了两千多年了。”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学术同其他民族学术一样都经历了由“诗学”到“史学”的演变过程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在中国学术史上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王者之迹熄”“《诗》亡”与“《春秋》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欲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对《春秋》的成书背景、材料来源及其自身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把握。 一、“王者之迹熄”：春秋时期王道准则的丧失 “王者之迹熄”是“《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时代背景，也是理解孟子原意的根本。当前学者多从史学、文学、哲学等方面进行阐释，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些认识也多抛开了此语的时代背景，离孟子的本意越来越远，更遑论把握其真精神。我们试从《诗》之本义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对孟子此语的内涵进行重新阐释。 将“王者之迹”释为“遒人之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周礼》规定小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狗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尚书·胤征》及《左传·亵公十四年》则将其落实为“遒人”其任务就是，每年孟春，“以木铎询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外，“遒人”还有上传职责。如有学者说：“盖春秋以前天子诸侯有大臣及谏官，遇事可谏；至于在下位者以至百工等，唯正月道人询路，始得有进言机会。”因此，“遒人”在王命运作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 最早将“遒人之迹”与“《诗》亡”联系起来的文献是《汉书》。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询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又，“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以有学者说：“根据古代文献，说周代设有采诗的专官，官名叫做‘酉人’或‘行人’，到民间去采诗。”《礼记·王制》也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得到了出土文献的佐证，上博简《诗论》中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在孔子看来“邦风”在反映民风、民俗上有着重要的作用。“道人”所采之《诗》便是周王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也是王道政治能否实现的标尺。 如此解释似乎也符合历史实际，但在《诗》的来源上却仍有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方面，《诗经》中的“风”并非全由“遒人”采集而来，如《尚书·金朦》中说：“公乃为诗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消公。”另一方面《诗经》中的“雅”“颂”更非来自“遒人”的采风。以“颂”为例，有人说：“颂为《诗》之一体，考其起源，它依附于巫术、祭祀等神圣仪式，是中国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一说法代表了学者对颂诗来源的一种假设并成为学界的主流看法。而周公作为周礼的奠基者,他赋予《诗》神圣内涵一用来祭天、祭祖。如有学者说：“《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推行宗法礼乐精神的物质载体，集中体现了周代社会的礼乐精神。……《诗》作为周人明教化、宣扬经邦济世的思想工具，正是周代统治者编《诗》的初衷所在。”因此，《诗》能否在祭天、祭祖等仪式中正常运用，已成为衡量王道政治能否实现的重要标尺。 在孔孟看来，春秋战国之时，三代圣王所崇尚的礼乐真精神，即“王道准则，也已无法推行。如汉代赵岐《孟子注》说：“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孙爽《孟子注疏》说：“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风化之迹熄灭而《诗》亡，歌咏于是乎衰亡。”“太平道衰”及“王者风化之迹熄灭”对重新解释“王者之迹熄”有不少启示。而先秦典籍中的“迹”字也有“准则”之意。如《诗经·小雅·河水》中的“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尚书·武成》中的“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等等。因此，将“迹”字理解为“准则”应符合孟子的原意。总之，在孟子看来，“王者之迹熄”并非仅仅指“遒人”之迹的消失，更主要的是指春秋战国之时王道准则的消失。 二、“《诗》亡”：世人对礼乐本质的无知 孟子未对“《诗》亡”作进一步解释，这就给后世学者留下了广阔的诠释空间。孔子之时《诗》的状况究竟如何？“《诗》亡”究竟应如何理解？从司马迁的话中,我们或可窥得端倪,他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枉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之时有些《诗》的确亡佚了，他整理《诗》的真正意图，是将那些最能体现周礼的《诗》选编出来，以展现西周礼乐精髓的大略，达到得“礼乐”“备王道”的目的。 尽管春秋时期还有士大夫对“礼之本”加以宣扬，如郑国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齐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但这都无法阻挡“礼崩乐坏”的趋势。士大夫“八舞于庭”“以《雍》彻”等行为都体现出其对“礼之本”的无知，由此引发了孔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及““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的感慨。 事实上，此时的诸侯、士大夫不但不懂得“礼之本”，甚至连具体礼仪也不懂。如《左传·昭公七年》中说:“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信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这对于“礼仪之邦”的鲁国来说是莫大的讽刺。因此，孟停子在弥留之际发出“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的感慨，并说：“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鲁国国君亦是如此，如《左传·定公十五年》中说： 十五年春，邦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郑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孟僖子及定公在执行礼乐制度时的言行，均体现着周礼断裂，“礼崩乐坏”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礼的表层——礼仪即将消亡时，“载之空言”的“《诗》之本”也就很少有人能理解了，孔子感到无限孤独与苦闷。因此每当有弟子能理解“《诗》之本”时，他就会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般的兴奋与喜悦。如当子贡理解“《诗》之本”时，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当子夏领悟“《诗》之本”时，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一生都在体验着诗、礼带给自己的快乐，他不仅从小就“陈俎豆，设礼容”，而且在列国周游时也不断感悟着上古留下的礼乐文明，如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表明吸引他的并非《韶》乐，而是《韶》乐所蕴含的“礼之本”在他看来，诗不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也有“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为揭示“《诗》之本”，他必须对《诗》进行整理，以纠正时人对礼的懵越行为。虽然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强调《诗》所蕴含之“义”，但并未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诗》亡”的内涵也应在于此。 总之，孟子所言“《诗》亡”的含义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古《诗》在孔子之时有所亡佚，他才从“古者《诗》三千余篇”中选出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余篇；二是“《诗》亡”并非真的没有诗，作为“王道”载体的《诗》尚在，所亡的只是能体会诗义、施行王道之人。 三、“《春秋》作”：孔子“正名”学说的载体 自孟子提出“孔子作《春秋》”的命题，孔子与《春秋》之关系的问题就成为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因“鲁史记旧闻”作《春秋》，并寄寓“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理想；有的则认为孔子与《春秋》没有关系。后一种观点逐渐不为多数学者所信服，正如有学者说:“以上言论，虽然言之有据，但“其证据都经不起推，难于靠它们推翻大量的文献记载，来否定孔子对《春秋》的著作权’。”由此，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又回到“作《春秋》”层面，而问题的关键是孟子何以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何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何以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只有将这些问题放在孔子当世，我们才能发现孔子与《春秋》关系的真相。 首先，诸侯士大夫对《诗》义的无知是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左传》的作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如《左传·隐公三年》中说：“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革》《洞酌》，昭忠信也。’”《左传·昭公十年》中说：“周公其不享鲁祭乎！周公享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可见，周礼的本质是明德、明恕、忠信。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貂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因此曾子将夫子之道定为“忠恕”也属可信。孔子一生都在追求王道，并尝试用十四年列国之行的努力拯救岌岌可危的春秋之世。然而，用韵语写成的《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史诗对酣战的诸侯不会有根本的影响。“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变成了空言说教，“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即是其最好的注脚。晚年的孔子领悟到其中的道理，所以他才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也应是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理论依据。 其次，对“作”的理解是探究孔子与《春秋》关系的关键。先秦典籍中“作”多被释成“为”“生”，如段玉裁说:“作，起也……为也……生也。其义别而略同，别者所因之文不同，同者其字义一也。”司马迁所言“乃因史记作《春秋》”以及“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都反映了孔子“作”的程度。正如钱穆先生说：“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着鲁国史官旧史没有更动，则试问他又如何般来改动旧史？此刻我们找不到鲁国《春秋》之存本，此问题就无法讲。孟子说“其文则史’，只是说大体上孔子《春秋》是依据鲁国旧史的。……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与事本该合一不可分，所以说:“属事比辞春秋教也。’”因此，孔子的《春秋》也只是借鲁史记旧闻之“旧瓶”装上孔子之“义”的“新酒”，孟子所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含义也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义”之史学观念使《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史书，也为孔子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桂冠。 再次，“其文则史”已表明孔子之《春秋》在文辞上与鲁《春秋》并无太大差别，但孔子何以将《春秋》视为其最得意之作，这就必须深入探讨孔子所窃之“义”的内涵。学者们抛弃了《春秋》为“断烂朝报”的观点开始注意其内在价值，如有学者说：“据孔子之言，也可以说，还没有哪一部古书像《春秋》那样对孔学研究更重要。治史而鄙视研经，论孔而忽略《春秋》，都是不应该的。”如果在“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背景下探讨孔子之“义”，那么，孔子鞭策诸侯意识到自已违礼并自觉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有序状态的目的就会更明确。如《论语·子路》中记载子路请教“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时孔子明确地回答“必也正名”。因此，孔子在作《春秋》时，已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史学观念融入旧史料之中，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其实已触及孔子“作《春秋》”的原意。 总之，虽然当前学界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的看法还存在很大分歧，如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有人则主张这是诗歌创作之衰竭：“《春秋》之起并无“《诗》亡’背景，而“诗亡’也就是诗歌创作的衰竭，于当时却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孟子此语却既非谈历史学的起源，更非谈诗歌创作的衰竭，而是在说《诗》所蕴含之“义”在“王者之迹熄”下的无人理解。正因孟子已体悟到孔子思想的核心，所以这在研究孔子学术乃至我国早期史学观念上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学术“王者之迹熄”—“《诗》亡”—“《春秋》作”的发展链条，也使人更加真实地感受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史实，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所窃取之“义”。尽管孔子并不想做一个史学家，但他所作的《春秋》使中国学术同世界其他民族之学术一样走上了由“诗学”向“史学”转变的道路，也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范式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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