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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


    作者:李学勤
    (2001年)9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年校庆之际,举办“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国际汉学界的盛会,会议的主旨,如其邀请函上说的,是要“推动海外汉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互动,加强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的联系,并从整体上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我提交会议的论文题目,原拟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汉学史研究》,后来仔细考虑,就改成《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了。对于“汉学”“汉学史”“国际汉学研究”这样几个词,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把Sinology译为“汉学”,早已约定俗成,现在在中国也比较习惯了。但中国国内讲的“汉学”,主要是指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时严格一点,称作“国际汉学”或“海外汉学”。因此,“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国际汉学研究”,是对汉学本身所做的考察和研究。众所周知,国际上的汉学,从16世纪后期(相当中国明代中叶)开始产生算起,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今天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都有汉学的系科或研究所,国际汉学早已成为世人公认的学科了。但是,国际汉学研究,即对汉学历史、现状的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我们这里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恢复了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中国学术界迫切要求了解国际汉学。
    工作首先是从介绍汉学现状、编写汉学家人名录起始的,然后开展了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这可说是第一阶段。到了90年代,在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先后建立了经常性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同时,《国际汉学》《清华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刊物也陆续出版。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随后又有一系列国际性的汉学会议于国内举行。这可说是第二阶段。及至20世纪结束,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了。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迅速成长,是由于它适应了中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需要。人们希望知道,外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我认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至少应当回答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是上面说过的汉学史的领域。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作品比较多,有关学者的目光大多被引向古代,热衷于探索古代欧洲人对中国有多少知识,什么时候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对中国做出哪些记述等等。这种问题现在仍受到关注,比如这几年对《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的热烈讨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更希望知道的,乃是近现代汉学的发展。近几年有几本写得很好的分国别的汉学史出版,但仍然没有一部汉学的通史。中国人写的汉学通史,还是只有1949年莫东寅根据日本石田干之助《欧美的中国研究》等编著的《汉学发达史》。
    新写汉学通史的工作,看来已是迫不及待。第二个问题,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汉学的第一种著作,是1583年在罗马印行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 lez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同一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他与不曾亲来的门多萨不同,不仅直接接触了中国文化,而且学会了汉语。他的著作与札记表明,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汉学有了十分丰富的文献积累。到了近代,汉学越来越专业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许多我们需要借鉴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每年每月均有大量汉学论著出现,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如果不征引外国同行的成说,应当视为缺憾。了解国际汉学的工作动态,是中国学术界的需要。第三个问题,是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对于一位学者,以至一个学派的研究,总是应当将之放在其社会、文化的具体环境里面去考察。我们看到,最近在国内报刊上有不少对外国汉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介,相当详明,是很好的,然而对其背景的分析,却每每有不足之处。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又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表现。若是不注意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学家特有的思想与风格。这个角度的研究,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第四个问题,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与之同时,在中国也产生了西学。晚清以后,西学大为兴盛,其间西方的汉学也进入中国,
    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汉学的不少学说,为中国学者传播接受,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与上述问题相对的,是第五个问题,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日前在北京报纸上看到翻译《纽约时报》本年8月29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耶鲁盛吹中国风》。文章中说,耶鲁大学重视与中国学者交流,“耶鲁大学的一些官员说,因这些交流活动而改变的不只是中国。他们说,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会对耶鲁产生更多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当然会使耶鲁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这段话说对了。事实上历史的情况也是一样,西方人来到中国,建立了汉学,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汉学的研究也影响了西方学术本身。日本京都大学的岛恭彦教授,在1941年出了一本书,叫《东洋社会与西欧思想》,论述的内容就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怎样改变了西方的思想史。可惜像这样的论作,迄今还不多见。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发展的趋势。“二战”后不久,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汉学界的状况做过普查,包括哪些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藏有多少书刊,拥有哪些学者,正在从事什么工作,教授多少课程,形成专门的调查报告。前些年,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调查。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最好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及时反映汉学界的情况,介绍汉学的新成果。与此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供大家随时检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沟通尚有待于加深扩大。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的发展,将有益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更多的支持,使这个学科发扬光大。(原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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