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圣人家风的异同及其当代价值——以孔、颜、曾、孟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50 《孔子研究》 孔丽 参加讨论
摘要：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是我国古代社会公认、又经中央政府封立的圣人，他们创造和培育的圣人家风无疑是传统社会家风的典范。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有诸多共同性，主要表现为：皆以平民家庭为基础，以家教为成因，以家学为支撑，以修德讲学为范式。同时，四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出某些差异性。两千多年来国人无不闻圣人家风而悦之，迄今仍具有普遍适用的示范性指导价值。圣人家风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范式指导价值、路径启示价值和传承示范价值。 关键词：孔颜曾孟;圣人;家风;当代价值 家风是家庭的整体精神风貌，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习惯、道德素养、精神追求等有着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家风有优劣之分，也有层次之别。两千多年来我国历代国民“闻其风而悦之”的家风，莫过于由至圣孔子及其弟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还有孔子的“私淑弟子”亚圣孟子，分别开创的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孔、颜、曾、孟四氏家风，是名副其实的圣人家风。论其名，圣人家风似乎仰之弥高，不可逾越。然而，考其实，圣人家风也有其比较平实的一面，可以让人们“窥见室家之好”。圣人家风首创于孔子，颜、曾、孟三子又都“宗师仲尼”，圣人家风必然有其共同性，此共同性塑造了圣人家风的基本范式。同时，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也有所差异。圣人家风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究竟如何，有待于作一考察分析。 一、圣人家风的共同性 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大致形成于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孔子诞生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孟子逝世这260余年的时间段内。堪称奇迹的是，圣人家风集中形成于邹鲁礼仪之邦，拥有大致相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而且，圣人家风同类同源。所谓同类，是指圣人家风的奠基者——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同属圣人，因而他们的家风也同属圣人家风；所谓同源，是指圣人家风同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学。这就决定了圣人家风必然有共同性。 （一）以平民家庭为基础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被后世尊称为圣人，享有极高的地位，然而回到原初，他们出身并不尊贵和富裕，而是卑贱且贫穷的平民。他们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自拔于“贫且贱”的生活之中，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他们的家庭和家族的发展轨迹，重塑新的家风。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皆出身于平民阶层，具有士的身份。“士”在春秋时期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其地位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上焉者属于低级贵族，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鲁国陬邑大夫；下焉者属于平民，如孔子，父亲去世，家道衰落，立即沦落为“贫且贱”的布衣。这反映了“士”阶层的不稳定性。春秋时期，“士”多有亦兵亦农的双重身份，平时耕种其“食田”，战时则执干戈以卫社稷。到春秋战国之际，“士”的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大多数的“士”转变为文士，多靠讲学、出仕、稼穑谋生，孔子和他的弟子如颜子父子、曾子父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是这样的“士”。 父亲去世后，孔子先是靠母亲维持生计；母亲去世后，孔子独自谋生，“多能鄙事”，先后做过“乘田”“委吏”和为人治丧之类的事。孔子是士人转型的典范。他靠修德讲学走出“多能鄙事”的生涯，学以致其道，成功地实现了从谋食到谋道的转型。从此，孔子成为靠讲学谋道、靠出仕行道，谋食就在谋道、行道之中的思想家。 颜子、曾子的情况与孔子相似，又略有不同。颜子与父亲颜路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十亩”（《庄子·让王》），赖以勉强为生。曾子早年随父亲曾皙“敝衣而耕于鲁”。他们家贫却不为贫所困，父子俱拜孔子为师，这说明他们的家境或许比早年的孔子要略好一些。 孟子在主要靠母亲维持生计、无耕种记载这两点上和孔子相似。《孟子·梁惠王下》言孟子葬父母“前以士，后以大夫”，葬礼规模有所不同，这是孟子早期为“士”明确而可信的记载。孔子和孟子早期为“士”，后来升迁为大夫，完全靠他们个人的努力。即使为大夫，也不是世袭的爵位。 出身平民，家境贫困，并没有限制或妨碍孔、颜、曾、孟四圣求学成功、改变命运、重塑家风的人生道路。他们生活在邹鲁礼义之邦，浸润在周代礼乐文化的流风余韵之中，再加上他们的家庭一向有习礼重文的传统，这些无疑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外部条件；而天赋资质优异，又早早立志向学，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孔、颜、曾、孟四圣的平民家庭毕竟属于“士”阶层，士人深知“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左传·昭公十八年》）的道理，孔母、孟母用心督责其子求学，颜路、曾皙各率其子拜师求学，这是邹鲁搢绅之士比较常见的家风。孔、颜、曾、孟四圣受此家风陶冶而成长，待到学成之后，再以非凡的智慧重塑家风，注入了新内容，确立了新范式，使其原先的平民家风有了极大提升。 （二）以家教为成因 圣人家风是靠孔、颜、曾、孟四圣从他们的平民家风中提升、转变而来，然而，孔、颜、曾、孟并非一出生就是圣人，他们有一个成长的历程。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家教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而他们“成己”之后，又创造性地转化了他们父母的家教，赋予了新的美德和好学等要素，形成了新范式、高水平的家教。 孔子与孟子所受家教相似，都是“仰承母教而成长”。孔母与孟母的教育方式有诸多相近处，最显著的是她们都注重环境陶冶，迁家到文化氛围浓厚之所。孔子幼时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游戏，表现出对礼乐的兴趣，十五岁便“志于学”，这些离不开母亲的诱导和鼓励。孟母“善以渐化”，三迁之后安居在学宫旁，使孟子学揖让进退之礼，“学六艺”，孟子终成大儒。可见，在孔、孟人生的起步阶段，母亲的教养起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颜子与曾子所受家教相似，都是先由父亲施以教化，后被父亲引入孔门，父子共学于孔子。可以说，颜子和曾子的人生方向最初是由其父亲指明的。 孔、颜、曾、孟四圣接受良好的家教而成长，待他们成家立业之后，不仅传承家教，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创新发展。优秀家教是优秀家风的基础。孔颜曾孟四圣家教中，因颜子早逝、孟子资料少，他们的家教如何今已不得而知，孔子、曾子的家教可从有限的资料中略知一二。《说苑·杂言》记载：“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父母“善教”，子女就会不知骂、不知怒，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形成优秀家风的关键因素。孔子、曾子师生二人都让自己的子弟和弟子一起接受平等的教育。孔子平日以诗、礼教育儿子伯鱼（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弟子陈亢探知后，感慨孔子教子无私心。伯鱼和孔门弟子接受完全相同的教育,并无私下授受的“异闻”，是平等、博大的仁爱在其教育上的实践。《孔丛子》记载孔子对孙子子思的教诲，以及子思对儿子子上（名白）的教诲，生动反映了孔子晚年以及孔子后世的家教情况。 《礼记·檀弓上》记载曾子弥留之际，从童子口中得知自己躺在鲁国季氏赐给的华美席子上，立即对儿子曾元、曾申等人说这不合礼制，要求更换席子。席子没换好，曾子就溘然而逝。临终易箦并非曾子迂腐，而是出于对礼的敬畏，以身作则教育子弟和弟子严格守礼。这对其子孙和弟子必带来心灵的震撼。有父如此，有父教如此，曾子子孙谨守家教、循礼而行，不待多言而自明。 （三）以家学为支撑 孔、颜、曾、孟四圣家风之所以能够形成且保持长盛不衰，除了家教的成因，还有赖于家学的支撑。家学对家风的支撑作用，正如陈寅恪所言：“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这虽是陈寅恪针对唐代士族而言，也大致适用于孔、颜、曾、孟四圣情况。家学对于平民和不少贵族而言可有可无，并非必须。然而，对于士族阶层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学是士人安身立命之业。孔门早已指示：学之向上的路线是“谋道”，即“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学之向下的路线是“谋食”，即“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家学作为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作为公私学校的重要补充，一直受到士人的重视。家学的特点是世代因袭传承，其内容或攻读经书典籍，或专精一技一艺。 孔子创立的家学以成己立人为宗旨。孔子一再要求弟子和子弟“为己”“修己”以“成人”。何为“成人”？孔子认为“成人”有两条标准：一是在“知”“不欲”“勇”“艺”的基础上“文之以礼乐”，一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论语·宪问》）。可见，在孔子眼里，“成人”不是简单的长大成人，而是以道德和智慧成就一个大写的人。孔子教孔鲤学礼，指明学礼的意义在于“不学礼，无以立”，这个“立”是指立足于社会，也是指立身、立人。修己以成人，成人以立人，这是孔子家学，自然也是颜曾孟三子家学的共同精髓。 家学宗旨既立，家学内容围绕宗旨的实现而尽可能地展开，各秉各的性情而选择，各依各的造诣而采获。孔子编定六经，创立六经之学。至汉代，由于《乐经》佚失，变成了五经之学。五经之学无疑是儒学的大宗，也是孔、颜、曾、孟四圣家学的大宗。他们的后世子孙除了因袭五经，还踵事增华，兼治《论语》《孝经》等经典，以及史学、文学、训诂等，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孔颜曾孟四氏家学。 孔子后世子孙遵循家学宗旨，并在为学内容上不断拓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家学侧重点。大致说来，战国时期，孔子家学以整理传述孔子言行为主，形成了《论语》《中庸》《子思子》等典籍。汉唐时期，以经学为大宗，西汉武帝时孔安国整理研究新发现的“孔子壁中古文”《尚书》《论语》《孝经》数十篇，自立一家之言，形成了与当时官学——今文经学分庭抗礼的古文经学。孔安国之后，古文经学成为孔氏家学的主要内容，世守不失，代有传人。唐代孔颖达卓然成家，主持编纂《五经正义》，掌握了整个唐代经学的话语权。宋元时期，受家国分裂的刺激，孔子家志逐渐兴起，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由此带动了颜、曾、孟三氏家志的兴起和发展。与此同时，经学仍为世守之业，清代以孔广森为代表的孔氏大宗在经学上造诣颇高。在文学方面，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孔府内外的诗词歌赋之作非同凡响。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孔氏家学成就不一，但在不违祖训、不悖五经上却是高度一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孔氏家学不违孔子遗训与五经，给予了孔子诗礼家风以最有力的学术支撑。 颜子与曾子直接师承孔子，孟子则间接学于孔子，三人对孔子思想有不同领会，各得孔子学说之一体，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各自的家学。颜子好学乐道，以德行著称，其思想言论多分布于《论语》《孔子家语》等儒家典籍中。颜子后世子孙继承颜子志向，除了以德润身以外，还在经学方面有所造就。《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当是颜氏学派的著作。与颜子早逝、没有留下著作不同，曾子、孟子均有著作传世。曾子的著作被编辑为《曾子》十八篇（已亡佚），此外还有《大学》《孝经》。孟子与其弟子合作著书七篇，称《孟子》。《大学》《孝经》《孟子》均被纳入儒家经典序列，尤其是《大学》《孟子》，与《论语》《中庸》合称四书，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不难想见，曾子、孟子的后世子孙必奉其始祖所著之书为家传宝典，世世守藏之，代代研读之，自然成为他们各自家学的重要内容。 经学之外，颜、曾、孟三氏家学在文学、史学等领域亦有成就。颜氏家学传承不断，于魏晋隋唐时达到鼎盛，“不仅在经史讲义上有大量传世之作，在文字训诂、音韵之学上贡献良多”。如，颜之推“善于文字，监校缮写”，著述丰富，其子颜思鲁“博学，善属文，尤工训诂”。清代曲阜学者桂馥曾撰联盛赞颜氏家学：“家庭世守公羊学，声望还归大小颜。”“大小颜”指颜之推三子颜游秦和孙颜师古，叔侄二人同注《汉书》，成就斐然。 曾氏家学在宋代达到了鼎盛，章贡曾氏、南丰曾氏和晋江曾氏作为南方显赫的文化世家，在学术与仕途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南丰曾氏中的曾巩家族，更以道德文章扬名于世。曾巩富有文学才华，被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其弟曾肇“克承其家学，有两汉之风”，其家族中“诸孙二十五人，皆克世其学”，数代人在诗文上成就非凡。孟氏家学兴盛于宋元明清时期，在家族志书和谱牒方面比较突出。清代孟广均重家学传承，续修其父所编《孟子世家谱》，重修《三迁志》，后由其子孟昭铨刊印为《重纂三迁志》。家学的传承发展，不仅使颜曾孟三氏培养出众多品学兼优的人才，而且支撑着各自的家风绵延发展，使家族不断走向繁荣。 （四）以修德讲学为范式 孔、颜、曾、孟四圣家风，同声相求，同气相应，亦有其统一的范式。孔子奠定了修德讲学的范式，颜、曾、孟三圣牢记孔子教诲，把修德讲学贯彻落实于培育家风的过程之中，这就使得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具有极大的趋同性。 修德讲学的家风范式奠基于家教、家学，家教是修德讲学的主要途径，保障其能顺利实现；家学是修德讲学的主要内容，为其提供智慧资源；修德讲学是家教、家学的目的，为其提供方向。这就决定了道德文章的家风范式，并非一般平民家庭所能有，一些贵族之家即使能有，大多也不能持久，唯圣人之家方能长久拥有。 圣人家风的根本处在修德做人。孔子以四科设教，将德行放在首位，而言语、政事、文学在其后，是以德行修养为第一要务。治国要“为政以德”，齐家要为孝以德，修己要为人以德。孔子教子孙学诗学礼，就是以诗涵养德性，以礼树立德行，宗旨是修德成己。在诗礼家学的精神滋养下，孔子世家的修德之风延续两千五百多年，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与方法。 在孔子“循循善诱”的教导下，弟子们对修德格外重视。颜子温柔敦厚，恭敬有礼，居德行第一，能奉行“克己复礼为仁”。他不仅给孔门弟子树立了典范，使孔子感受到门人“益亲”的效应，更给其后代子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其美德高风在颜门世代相传。曾子紧随孔子，提出了“弘毅”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孙、门人以强大坚韧的意志守仁道，行仁德。孔门认为仁的根基是孝悌，曾子对此有深刻领悟，积极倡导和践行孝悌之道。孟子“私淑”孔子，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义礼智发源于人的本心，是人的固有美德，学问之道无他，不过是不忘本心而修德。可以说，从孔子到颜、曾、孟三子，在修德方面以身作则，不令而行，真正做到了“一人仁，一家兴仁；一祖仁，世世兴仁”，由“其机如此”而形成了修德家风。 讲学是圣人家风的另一重要方面。这里所说的讲学不是招徒讲学之义，而是讲究学习之义。孔子和颜子俱称好学。孔子“学无常师”“学而不厌”，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自以为在讲学方面表现更为突出。颜子修德堪称模范，而孔子特别欣赏和表彰他的却是“好学”，认为众多弟子谁也不如颜子好学。曾子和颜子有几分相像，颜子在孔子面前“不违如愚”，曾子则表现为“鲁”（质朴笃实）。然而，曾子却能领会孔子“一以贯之”之道，这与他勤学好问、善思笃志有关。孟子仰慕孔子，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对孔子之学心向往之，“旦夕勤学不息”，终有大成。孔、颜、曾、孟四圣的讲学之风，和修德一样，也发挥了“一人学，一家兴学”的示范性效应，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传承弘扬，成为世代罔替的优良家风。 修德讲学的家风范式，其要旨在于：德以润身，学以成人。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优良家风共通共有的要旨，具有某种普遍性和永久性的特点，只是在贯彻落实上有所差别而已。上焉者如孔、颜、曾、孟四圣能够“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下焉者亦能勉为君子而不坠家声。优秀家风的这一范式要旨实是由孔子首先揭示和确立，颜、曾、孟三子继之予以发挥和阐明，他们的后世子孙不断效法先祖而墨守、延续修德讲学的家风范式。 二、圣人家风的差异性 孔、颜、曾、孟四氏家风虽然同类同源，有着相同的范式和相似的家教、家学，同被尊为圣人家风，但四者仍存在一些差异性。孔、颜、曾、孟四圣虽都出身平民家庭，但所受家教有所不同，思想上也有各自的偏重点，遂导致了四氏家风的差异。差异性的出现，是圣人家风“和而不同”的具体表现，也使得圣人家风丰富多彩、斑斓可观。 （一）家教的差异 孔、颜、曾、孟四圣虽都得益于良好家教而走上成圣之路，但他们所受家教略有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家教结构和家教方式上。孔子幼年丧父，不幸而有孤儿寡母的家庭结构，这决定了其家教多母教，少父教。颜、曾、孟三子父母俱在，既有母教，也有父教；当然，三子也有差别，据资料显示，颜子、曾子多父教，孟子多母教。 孔母与孟母作为母教典范，教育方式有同有异。从孔子幼年“陈俎豆，设礼容”来看，孔母重视礼仪教育，以“嬉戏”的方法培养幼年孔子的学习兴趣，多采取温和诱导的家教方式。孟母与孔母不同，从“子不学，断机杼”来看，孟母采取的多是严厉督促的家教方式。幼年时期所受家教对孔孟心理性格的养成有某种关联。如，孔子为人“温良恭俭让”，教育弟子“循循然善诱人”；孟子则有棱角，锋芒毕露，凡事紧张。可以说，孔、孟性格特征的差异与他们所受家教有一定关系。 颜路与曾皙同受教于孔子，但在家教上，颜路很有可能是慈父，而曾皙则是严父。颜子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背后必有慈祥的父亲和温暖的家庭环境做支撑。颜子英年早逝，颜路哀恸不已，忘记了去世不久的孔鲤也是有棺无椁，竟然跑到孔子那里“请子之车以为之椁”，此亦足见颜路对儿子的厚爱。曾皙则不然，他被孔子归于“狂”那一类人，天性旷达威猛。据记载，父子二人耘瓜，曾子误伤瓜秧，曾皙大怒，抄起棍子就打，出手甚重，可见其家教之严。颜子为人浑厚、温润、平和、恬静，曾子为人谨慎、笃实、刚毅、勇敢。这既与颜、曾二子人格气象存在差异有关，也应该与他们自幼所受家教有关。颜、曾二子上承父辈的家教，在开启由他们主导的家教时，自然会把他们的人格特质融入其中，使其家教呈现宽严的差异。 必须指出，人的性格特征一旦形成，虽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但由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家境、气质、教养、经验等，所以，性格特征不一定在代际间遗传。这就使得由父母性格特征差异所决定的家教的宽严温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世代更替有所变化。 （二）家学的差异 孔、颜、曾、孟四氏各有家学，以孔氏为先进，颜、曾、孟三氏为后进；孔、孟是各自家学的奠基者，颜、曾则是先后会同父亲一起创立了自己的家学。四氏家学各有所重，亦各有特色。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创立了儒学；“以诗书礼乐”教子孙，创立了家学。孔子所教，子孙所学，即构成了孔氏家学。虽然孔子所教似乎不遑顾及他临终前才搁笔的《春秋》，更不能包括他身后成书的《论语》，但《春秋》《论语》记录了孔子思想，自然成为孔氏家学的重要内容。子思在战国初期自立“子思之儒”，积极宣扬其祖父孔子的思想学说，搜集、整理、记录孔子言论，得孔子真传，对充实与弘扬家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著述《子思子》二十三篇，应是他的子孙汇集编纂而成，可惜早已失传。大致说来，从孔子去世到秦统一，孔子八九代子孙致力于保存、传述孔子思想资料，并以此为其家学的重要内容。到了汉代发扬光大，正如赵翼所言：“计自孔圣后，历战国、秦及两汉，无代不以经义为业，见于前、后《汉书》，此儒学之最久者也。”直至清代，孔传铎、孔广森、孔广林等多人经学造诣极深，著述丰富。 颜、曾、孟三氏家学总体而言不如孔氏家学发达而有成就，但也各有特点。颜子虽得孔子思想真传，却早逝，没有著作传世。《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颜氏之儒。这里的颜氏究竟指谁，向来歧见纷纭，笔者倾向于认为是颜子。因为除了颜子，颜氏一系在战国时期再无他人能够与儒家其余学派的奠基人相提并论。颜氏之儒应该是由颜子后学打出颜子的旗帜而形成的学派。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颜氏之儒必崇奉颜子之学，颜子子孙必厕身其中。因此，有理由认为颜子之学很有可能同时也是颜氏家学。曾、孟二圣有别于颜子，他们有著作传世，亦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使得他们的子孙有所遵循，分别以曾、孟二圣之书之学为各自的家学。尤其是孟子，学孔子，辟杨墨，在战国中期影响巨大，“声名洋溢乎中国”，创立了“孟氏之儒”。孟子子孙攻读《孟子》七篇，成为孟氏家学，不言自明。 颜、曾、孟三氏家学在尊奉孔子之学的前提下各祖其祖，这合乎情理。包括孔氏家学在内，四氏家学皆各祖其祖，这就造成了四氏家学的差异。当然，四氏家学不仅局限于各祖其祖，也有人旁涉诸子之学。如，孔子七世孙子高（孔穿）精通名家之学，曾与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问题。两汉以后，孔、颜、曾、孟四氏不少人还兼通文学、史学、训诂等，彰显孔子“学无常师”的博学气象。至于博学方面的差异，多而显著，不仅有侧重点的差异，还有成就大小、水平高低的差异，此不缕述。 （三）明德的差异 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共奉孔子之学为大宗，都以修德讲学为范式，修德以“明明德”为旨归。然而，在明德上，孔颜曾孟四子一方面共明仁德，有其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各有侧重，表现出了家风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的明德特色。 仁由孔子发明和倡导而来。在孔子那里，仁既是人之为人的道德规定，即“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又是最高的美德。孔子特别重视仁，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仁的丰富内涵，反复以仁教弟子和子弟，仁遂成为孔子世家修身养德的自觉追求，也成为弟子们的人生信仰。如何求仁成仁？孔子指出主要路径为“克己复礼”，即通过礼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以实现仁，这不仅是孔氏家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孔门明德的主要内容。孔子诗礼家风重仁与礼，要求守住仁，以仁为纲，纲举目张，总揽、统领、包容诸美德；在此基础上，也要践行礼，由礼通向仁。 颜子对仁有深刻领悟，孔子赞“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曾问子路、子贡、颜子“仁者若何”，三人分别回答：“仁者使人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孔子认可三人的回答，并给予颜子“仁者自爱”的观点以更高评价。据出土文献肩水金关汉简《齐论语》记载，孔子曾言：“自爱，仁之至也。”可知，颜子的观点来自孔子。个人作为仁爱的主体，坚持“自爱”，以道德和智慧充实自己，就变得异常重要！颜子按照“仁者自爱”的要求，身体力行，不仅在修德上做到了孔门第一，更在智慧方面有着“闻一以知十”的卓越表现。颜子的“仁且智”给其后人做出了榜样，流风所及，无不以仁智为美德。 曾子与孟子也都重仁，不同的是曾子将仁与孝并举，而孟子将仁与义并称。曾子思想中有两点特别值得称道：一是提出“仁以为己任”的要求，二是重视“孝”。仅《大戴礼记》就有《曾子立孝》《曾子本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等数篇有关曾子论孝的记载。曾子本人明德以仁孝为双核心，其子孙“克承祖训”，“一日三省吾身”，力求仁且孝，遂形成了曾氏家族“仁孝”的明德特色。孟子首次将仁义并称，把仁义置于中心位置，提出仁是“人之安宅”，义是“人之正路”，人经由正路才能进入安宅。孟子讲仁义，其后世子孙不忘祖训，亦讲仁义。“仁义”可谓孟氏家族明德的显著特色。 可见，孔、颜、曾、孟四圣在明德上都以仁为纲，而在仁的统领下又有侧重礼、智、孝、义的差异，展现了圣人明德家风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 （四）传承的差异 圣人家风持续发展达两千多年，这自然需要一个传承体系来支持。此体系主要包括传承的内容、路径、方式三个方面。传承内容主要是先人世代积累而成的家学、家族共同体意识、价值观等；传承路径、方式主要有家教、家训、家规、家诫、家谱等。由于孔、颜、曾、孟四氏家学、家教存在差异，其家风传承的内容、路径、方式随之也出现差异。 孔、曾两氏凭借着系统的家学和严明的家教，早期就形成了闻名遐迩的优良家风。曾子家风传至第三代曾西仍然兴盛，曾西以后文献记载有阙，难以详考；而孔氏家风却长盛不衰，至汉代再现辉煌，不但在立德、立言方面有非凡表现，而且在立功上也堪称卓越。 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孔氏家风的传承机制良好，这主要集中表现为两点：一、孔氏家学与时俱进，前期以搜集、整理、保存孔子遗言遗教遗书为主，至汉代转而以研究《尚书》《论语》等经典为主，这一转变给孔氏家学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新气象；二、传承的路径、方式多样而有效，前期以子承父教为主，如子思传孔白，孔白传孔求等，直到八代孔谦有三子，兄弟共学成为家学传承的形式之一。如，孔鲋“修其祖业，不为时变”，不仅重家学传承，藏书鲁壁，著《孔丛子》以记先祖德行，并且注重教育子弟，临终仍告诫其弟应传承家学，对家学的传承发展有重要影响。再如，孔臧作《与子琳书》告诫孔琳承祖业、修美德，而且重兄弟共学，作《与从弟书》，与孔安国探讨学问，共同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通过这些“自为师友”的方式，孔子世家“以经学为业，家传相承，作为训法”，家学日益兴盛，家族中修德讲学的风气更为浓厚，延续数千年，培育出众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颜、曾、孟三氏家风传承的方式各有不同。颜氏家风在魏晋至隋唐时期渐至鼎盛，这主要得益于颜氏重教，从颜含制“靖侯成规”、颜延之作《庭诰》，到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熟、最有影响的家训文化。其中，颜之推被赞“家法最正，相传最远”，所著《颜氏家训》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内容特别丰富，包括修身、教子、齐家、治学、养生等众多内容，被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氏家训家教作为家风传承的重要路径，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颜氏家风长盛不衰。 曾氏、孟氏子孙大约从战国后期开始零星散处，虽然在历史上均出现过卓尔不凡的人物，但是，家风传承的情况不甚清楚。孟氏从宋代、曾氏从明代分别在其先祖故里邹城、嘉祥开府立宗，修族谱家乘，参照《孔氏祖庭广记》《阙里志》等孔子家志，著《三迁志》《宗圣志》等家族志书，逐步加强以家训诱导子弟，以家规训诫儿孙，使得原本衰微不振的家风获得了勃勃生机，走上了复盛之路。 孔、颜、曾、孟四氏家风，以差异性之“和”，共同建构起圣人家风类型。在这一类型中，孔氏家风在先，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其他三氏家风则是对孔氏家风的效法、接续与发扬。四者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传承发展数千年，为中华优秀家风文化谱写了光辉篇章。 三、圣人家风的当代价值 圣人家风以其丰富的内涵、久远的承传，不仅引领其家族超越王朝更替，世代不衰，人才辈出，而且具有恒久、普遍的示范性效应，对古今各种类型家风的培育与完善，起到了指导、示范与引领作用。当代中国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风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和社会风气一样受到普遍重视，“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不仅众多家庭自觉改善家风，国家也大力提倡家风建设，将家风与党风、政风相连接，把培养优秀家风作为改善社会风气的重要部分。这就需要从传统家风中汲取智慧和经验，而圣人家风恰好是蕴藏着这类智慧与经验的家风典范。 （一）圣人家风的范式指导价值 圣人家风以修德讲学为基本范式。修德讲学是活动，是过程，其目标指向道德文章。两千多年来，圣人家风之所以具有强大、持续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类似于一车两轮或一鸟双翼的内在构造，具有合理性和稳定性，能够行稳致远。 家风是育人之风。孔、颜、曾、孟四圣无不认为，育人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即“成己”“成人”；而要达到“成己”“成人”的育人目标，必须经由修德讲学的路径和方式。修德，目的在于提升道德；讲学，目的在于增进智慧。道德不彰，人难以立身；智慧不长，人难以谋事。所以，修德、讲学两事缺一不可。由孔子开创，颜、曾、孟传承弘扬的修德讲学家风范式，在我国传统社会大致适用于士人阶层，而大多数的农工商、贫寒之家则不具备讲学的物质基础，讲学之风可说是未得到充分发展。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得益于社会进步、经济增长、教育普及等有利条件，修德讲学的家风范式才真正获得了普遍性认可，迅速推广于全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稳步进入小康社会，凡父母无不企盼子女德才兼备，无不努力营造和睦、富裕的家庭环境，无不希望培育能养成子女健全人格的优良家风，以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回首优良传统，汲取圣人智慧，人们的目光再次转向了“道德文章圣人家”的家风。于是，圣人家风修德讲学的范式受到了重视和关注，成为当代社会引领、指导家风培育的重要参照系。 （二）圣人家风的路径启示价值 圣人家风由平民家风提升转化而来。这一来源路径表明：即使在传统社会，任何家庭，不分贫富贵贱，都可以改善提升家风。孟子赞赏颜子所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个人修为可以通过“有为”而改变，家风建设何尝不是如此？到了当代社会，贫富贵贱的阶层固化大为缓解，释放出了个人修为和家风建设的莫大空间，每一位家长都承担着培育家风的责任，因而都应当深思颜子所说“有为者亦若是”的要义，以反求诸身和见贤思齐的精神，审视自己在“齐家”上的所作所为，全力培育优良家风。尤其是处于社会下层者，不自馁，不自弃，踽踽前行，必有所成。 圣人家风的养成路径，揭示了家教与家学是培育圣人家风的必要条件。这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为绝大多数家庭所望尘莫及。因为家学是少数家庭的稀有“珍品”，不为绝大多数家庭所拥有。不过，到了现代社会，可以对家学做合理化的改造，不取其以家庭为单位著书做学问的内容与形式，但取其读书、好学的精神，而这并不难做到。读书，是需求，是爱好；一家人皆爱读书，就会营造出书香的氛围。好学，既是在书本中求得知识，也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扬孔子“每事问”的精神，遇事用心，追问其理，探讨其究竟。一家人长此以往，就会营造出好学的氛围。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有了爱读书和好学的氛围，亦即发扬了家学的精神，如同孔子所言，“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换言之，当今人们不必拘泥于家学的内容与形式，只要识得家学的精神，予以发扬光大，一家人养成爱读书、好学习的风气，就可以算得上善继圣人之志、善述圣人之事了。 与家学不同，家教对任何家庭而言都是养成家风的必要条件。有家教才有家风，家教是家风的直接成因。家教对子女影响巨大，“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家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教是父母必须承担的责任，如颜之推所说“父当以学为教”，在任何情况下，父母都要以家教为先。 然而，现代社会不能简单复制古人家教的方式、方法，孔、颜、曾、孟四圣的家教“极高明而道中庸”，也是可望不可及。古代多属大家庭结构，多采取父教与师教相结合的家教方式，父母与家庭教师、私塾先生共同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父母偏重于道德教育，家庭教师、私塾先生偏重于知识教育，子女共学，相互促进；或实行“易子而教”的方法，以避免出现“父子责善”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些家教方式、方法到了现代社会不再完全适用，这就需要在孔、颜、曾、孟家教的启示下，对传统家教的方式、方法加以“创造性转化”，一方面从圣人家教中汲取经验与智慧，择善而从，另一方面创立新的家教方式、方法，以适应当代家庭形态的变化。墨守古人家教成规，并非正确的传承之道；只有创新发展，才会一代胜过一代，重塑美好家风。 （三）圣人家风的传承示范价值 圣人家风经受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不曾坠失，而是世代传承，历久弥新。培育出优秀家风，固属不易；长久守而勿失，也是难题。圣人家风的传承理念与传承机制在当代社会也具有示范价值。 圣人家风的传承理念，在孔子与子思祖孙二人的对话中有充分体现。《孔丛子·记问》记载：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善，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子思认识到“子孙不修”将有辱祖先，所以“大恐而不懈”，坚持修德讲学。孔子循循然善诱其孙，告诉子思“世不废业”才能长盛不衰。孔子所说的“业”，所指宽泛，其中必含修德讲学之业；含修德讲学之业，即必含家教、家学之业；含家教、家学之业，即必含传承家风之业。时隔两千多年，七十七代孔德成仍以“东趋家庭学诗学礼承旧业，西瞻祖庙肯堂肯构属何人”自勉，可见“世不废业，其克昌乎”的理念深植孔子后裔心中。有这样的家风传承理念作引导，什么样的家风传承不下来呢？ 正确的家风传承之道，除了理念指导以外，还要有家风传承的制度性保障，此由家训、家诫、家规、族规、家范等构成。理念与规矩的良性互动，才是维持家风永续传承的长效机制。孔、颜、曾、孟四圣及其后人对此有充分认识。《颜氏家训》着力阐发了家风传承之理，随后四氏族人竞相制订家风传承的规范性条文。如，明万历年间，衍圣公孔尚贤制订并颁布了《孔氏祖训箴规》，要求孔氏族人遵循勿逾；寓居外地的孔氏族人纷纷据此制订了各自的家训族规。再如，曾毓墫“著《家诫》一篇，采入《济宁州志》，又著《训后要言略》，刻石嵌书院壁”，以训诫族人遵守规矩，力尽孝道。颜氏、孟氏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 家训、家诫、家规、族规等之所以能够维持家风长盛不衰，在于这些制度性的规定凝聚了全族人的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硬约束力量。无论是共识，还是制度性规定，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从而使得家风传承具有了相应的稳定性。在圣人家风传承的示范影响下，我国古代社会众多世家大族乃至平民之家都制定了各自的家训族规，而且与时俱进，累世不歇，留下了不可计数的家训族规文献，成为今天培育优良家风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孔、颜、曾、孟四圣家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和而不同，构成了具有丰富内涵和多彩特点的圣人家风体系。圣人家风作为我国古代家风的典范，以其强大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传承两千多年。同时，也要看到，圣人家风毕竟产生发展于古代的宗法等级社会中，不可避免具有种种前现代的特点。培育当代优秀家风，有必要学习借鉴圣人家风，但不是抄袭或照搬，而是要进行一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才是今天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的正确可取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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