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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近十年来儒学研究的客观评估


    今天的座谈会,主题是“近十年来儒学研究趋势的回顾与前瞻”。这看起来时间跨度不长,其实是一个大题目,因为:它涉及的是儒学研究的一种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不能说是“时代性”的,也是“历史时段性”的,这取决于怎样理解“时代”概念。
    简单来说,这种转变就是:儒学研究从“民间”的和学者自发的活动,或者说“非官方”的状态,转变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谈到“转变”,当然涉及转变前后的对比。众所周知,儒学的复兴并不是最近十年才发生的。关于中国当代的思想学术,我曾经有一个概括:20世纪的80年代是“思而不学”,当时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哲学和思想,但都是囫囵吞枣的译介,更缺乏本土的尤其是能够让西学与儒学会通的学术支撑;90年代是“学而不思”,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学者们一头扎进“故纸堆”,却也逐渐积累起比较厚实的本土学术功底,但绝口不谈思想,李泽厚称之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进入21世纪,在这十年之前的那十年,上述“思想”与“学术”两个方面就开始结合起来,产生了若干既具有原创思想、又具有相当的学术功底的儒学研究,特别是开始出现一些标志为“XX儒学”的理论建构。
    21世纪的这种新兴的儒学研究,应当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区别开来,称之为“当代新儒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但远不限于所谓“大陆新儒家”。
    所以,我刚才讲的最近十年的转折,其实就是“这十年之前”和“这十年以来”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转折。“这十年之前”的儒学研究是“民间”的和学者自发的,即“非官方倡导”的;而“这十年以来”的儒学研究,则与“官方倡导”密切相关。
    但是,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客观的情况,这样才可能真正完整地了解所谓“近十年来的儒学研究”。作为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的观察,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近十年来,其实并非所有的儒学研究都可归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
    这与一个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相关,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元格局”,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主要就是指的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
    由此观察,不难发现:“这十年以来”的儒学和“这十年之前”的儒学之间,乃至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儒学之间,有一点并未改变,那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三元格局”:有的儒学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会通,有的儒学研究是与自由主义会通;还有的儒学则是复古主义的,即所谓“原教旨儒学”。
    不过,这里需要一个特别的说明:“儒学与自由主义会通”这种措辞其实并不确切。严格来讲,这里应当分为两种进路。借用美国政治哲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的概念,一种进路是“无根的”,即是以西方自由主义、而非中国儒学为根基的;而另一种则是“有根的”(rooted),即是以儒家的自由观念为根基的。
    对于上述“三元格局”,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我曾经这样讲过:
    他们并非统一的学派;恰恰相反,其思维方式、思想观点、价值取向、政治立场等颇为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乃至截然对立:有原教旨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者、新左派,还有自由主义者,等等。他们之间唯一的“底线共识”,似乎仅仅只是“儒家”这个标签。
    鉴于上述价值分裂,儒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术派别,而成为了各种不同思想学术派别的公共话语资源,人们用儒学话语来表达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
    这就是我所说的“客观评估”。
    以上算是“回顾”;至于“前瞻”,作为一种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评估,那么,我的估计是:上述格局仍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更准确地讲:会发生改变的只是“量”的对比消长,而不是“质”的格局变化。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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