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石明：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考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53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newdu 参加讨论
摘要：以“道性善”为“孟子第一义”，以“称尧、舜”为“第二节功夫”，这是人们对《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的一般看法。作为考释价值显著的大章，《道性善章》既涉及文史考证问题，又涉及哲学诠释问题，需要考证与诠释双管齐下。唯有在《孟子》单章研究的新范式下，《道性善章》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史考证问题方能引起深切的关注，那些众所周知的哲学诠释问题方能得到更深的理解。全面地成就《道性善章》的单章研究，实质就是真切地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 关键词：《道性善章》 孟子第一义 第二节功夫 文史考证 哲学诠释 《孟子》单章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孟子正义”（22&ZD036） ;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重大课题“《孟子》深度解读及其思想研究”(20GZGX03) 朱熹有一封论述《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以下简称《孟子》5·1 )的书信，倍受孟学史看重。这就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功夫，又只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 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抄录了这封信， 后儒同样给予高度评价。譬如，高攀龙的《就正录·语》指出：“朱子谓：‘孟子道性善，是第一义。若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学者信关最难过。此关不过，虽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卷一六《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孟子性善章》指出：“孟子说个性善，直指本体。凡为恶者，皆是自欺自画，原不是性里带来。此圣贤可学而至也。《朱子晚年定论》云：‘孟子道性善，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此论甚确。” 钱穆的《孟子要略》第5章《孟子之性善论》更是指出： 朱子此说，发明孟子性善之旨，最为简尽。盖孟子道性善，其实不外二义：启迪吾人向上之自信，一也；鞭促吾人向上之努力，二也。故凡无向上之自信与向上之努力者，皆不足以与知孟子性善论之真意。若从别一端论之，则孟子性善论，为人类最高之平等义，亦人类最高之自由义也。人人同有此向善之性，此为平等义。人人能到达此善之标的，此为自由义。凡不主人类性善之论者，此皆不主人类有真平等与真自由者。 朱熹的《答梁文叔》发明孟子性善之旨，既是“此论甚确”，又是“最为简尽”。这里要注意：所谓“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正如高攀龙、孙奇逢的引用，其实说的是“孟子道性善，此是第一义”，而不包含“称尧、舜”。“道性善”是“孟子第一义”，目的在于“启迪吾人向上之自信”，“人人同有此向善之性，此为平等义”；“称尧、舜”是“第二节功夫”，目的在于“鞭促吾人向上之努力”，“人人能到达此善之标的，此为自由义”。回到《孟子》5·1，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第一义”却只有寥寥数语的着墨？从《孟子》单章研究看，我们如何讲清楚至关重要的“孟子第一义”？本文紧扣《孟子》5·1，选择若干要点，文史考证与哲学诠释双管齐下，以期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 一、“迂道”“便道”之争 《孟子》5·1说道：“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对于这里说的“过宋”，孟学史有过“迂道”“便道”之争。 我们看一组文献。一是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卷三《滕文公上》“过宋”条指出：“孟子致为臣于齐，归邹，而即如宋，与宋勾践、戴不胜等答问，则滕世子过宋而见孟子，当在此时。自滕而西南过宋，三百五十余里。”二是冯梦龙的《四书指月·上孟三·滕文公·滕文公章·滕文公节》指出：“‘过宋’，是便道。来‘见孟子’，便见他‘性善’处。以世子而有见贤之诚，便是滕国他年可善的机括。”三是顾梦麟的《四书说约》卷一六《孟子三·滕文公章句上》指出：“赵注：‘文公为世子，使于楚而过宋。孟子时在宋，与相见也。’则当在‘过宋’读住，‘而见孟子’另读。故下文云：‘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不必如常解，作迂道来见。”四是阎若璩的《四书释地续》“之楚过宋”条指出：“余向主孟子游宋当在慎靓王三年癸卯后，宋称王故也。是时，楚地久广至泗上。泗上十二诸侯者，宋、鲁、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国。滕南与楚邻，苟有事于楚，一举足则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余里过宋都乎？过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惮假道于宋之劳，其贤可知。顾麟士谓非世子迂道来见，此不通地理之说也。”五是周柄中的《四书典故辨正》卷一四《孟子》“过宋”条指出：“金仁山曰：‘自滕而西南过宋，三百五十余里。’阎潜邱曰：‘是时，楚地久广至泗上。滕南与楚邻，苟有事于楚，一举足即已入其境。必迂而过宋都者，以孟子在焉。顾麟士谓非世子迂道来见，此不通地理之说。’愚按：是时，楚都于都，(顷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陈。)在今湖北襄阳府宜城县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归德府商邱县。滕在今山东兖州府滕县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远。麟士谓非迂道，固谬。阎谓一举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 滕国南与楚邻，原本举足即可入境，而滕文公(其时还是世子/王储，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滕文公)特意取道宋都，计有三百五十余里，只为求见孟子，这是“迂道”之说；以“过宋”为一句，以“而见孟子”为一句，途经宋都原是计划之中的事，“而”字带出滕文公碰巧于此邂逅孟子，这是“便道”之说。细究这两种说法，其差异并不在于是否通晓地理，而在事先有无求见孟子之心。尽管“迂道”之说比“便道”之说更有尊孟的意味，但从《孟子》5·1下文“世子疑吾言乎”，以及宋都由睢阳迁至彭城之说来看，滕文公未必是有心而迂道求见孟子，更可能是无心而顺道求见。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三·韩二》指出：“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史记》卷四五《韩世家第十五》指出：“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第五上》指出：“后百一十岁，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司马迁、班固的这些说法，催生了近世的宋都由睢阳迁至彭城之说。 譬如，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九九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证》指出：“又观于《六国表》韩文侯‘伐宋，到彭城，执其君’，与夫‘鼎沦泗水彭城下’之说，则宋都彭城，不都睢阳，断可定矣。”杨宽的《战国史》第7章《七强并立的形势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指出：“宋国有今河南省东南部和今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之间一部分地。国都原在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在战国初期宋昭公、宋悼公时可能迁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尽管“可能”远远不比“断可定矣”，但杨宽进一步指出： 宋国在宋昭公、宋悼公时可能迁都到彭城，主要证据有二：一、《史记·韩世家》载：“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韩文侯二年当公元前三八五年，这时宋君在彭城，所以韩军“到彭城，执宋君”。据《史记·六国年表》，韩文侯二年当宋休公十一年，而《宋世家》未见有宋休公被俘事，宋休公在位二十三年去世。但是宋休公以前的宋悼公，《史记》说在位八年去世，而《宋世家索隐》说“按《纪年》为十八年”。如果宋悼公在位年数应依《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那末被韩文侯捉去的宋君就是宋悼公。宋悼公在位首尾有十九年，他在韩文侯二年被韩捉去杀死，因而他的谥法为“悼”。宋休公即位时因悼公被韩捉去杀死，没有逾年改元，就把宋悼公十九年改为元年，于是记载上宋悼公只十八年了。二、公元前三九○年齐曾攻取魏的襄陵(《史记·魏世家》《六国年表》)。此后齐、魏两国一再在襄陵交战。襄陵在今河南睢县，正当商丘西。公元前三六五年魏伐宋取得仪台，仪台又在今商丘东南。如果这时宋都还在今商丘，将处于魏的三面包围之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对此有考证。 宋都由睢阳迁至彭城之说，也与《孟子》5·1所说的“过宋”有关。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指出：“是时宋已由旧都商邱迁都彭城(今徐州市)，而滕在徐州之北一百九十里之地，滕文公适楚，必定南行而经宋，来回都如此。阎若璩《四书释地》以为滕文公过宋是故意为见孟子而绕道，盖不知宋已迁都之事也。”假定宋都已由睢阳(今商丘)迁至彭城(今徐州)，那么，滕文公“过宋而见孟子”，自然不是故意绕道；即便有心求见，也是顺道而为。以彭城为宋都，证据未必充足，但合乎战国情势，可以备此一说。 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诠释 紧接“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之后，《孟子》5·1说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番话被朱熹视作“孟子第一义”，自然特别重要。下面择取古往今来的一些诠释： 孟子与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当充而用之耳；又言尧、舜之治天下，不失仁义之道，欲劝勉世子也。(《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录赵岐注) 道，言也。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汩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圣人可学而至，而不懈于用力也。门人不能悉记其辞，而撮其大旨如此。(《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性善者，以理言之；称尧、舜者，质其事以实之。所以互相发也。其言盖曰：知性善，则有以知尧、舜之必可为矣；知尧、舜之可为，则其于性善也，信之益笃，而守之益固矣。(《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五) 性善之论，盖本于此。以文义考之，实门人记录，以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也。孟子所以道性善者，盖性难言也。其渊源纯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谓善者，盖以其仁义礼知之所存，由是而发，无人欲之私乱之，则无非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矣。人之有不善，皆其血气之所为，非性故也。以其皆有是性，故皆可以为尧、舜。尧、舜者，能尽其性而已。(《孟子说》卷三《滕文公上》) 性善无形影。然凡圣人之所为，皆自性分中出，则尧、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则尧、舜人皆可为。(《孟子集注考证》卷三《滕文公上》“称尧、舜以实之”条) “道性善”与“称尧、舜”二句，互相发者也。盖知人性之本善，则知尧、舜之可为；知尧、舜之可为，则性之本善益可见。(《四书蒙引》卷一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言必称尧、舜”条) “道性善”，是说本体；“称尧、舜”，是说工夫。性个个是善，何尝负人？人不能个个做尧、舜，却负了性。此孟子所以深责成于人也。(《顾宪成全集》卷四五《四书讲义·孟子道性善节》) “道”字，该得千言万语。但约其旨，不外于性善耳。尧、舜是性之之圣，随其运量，不假安排。以之证性善，尤为易明，故必称之。全是人皆可为尧、舜之意。(□性善的□意，全是要他法尧、舜，须在事业上论，方与善国相照。)(《四书指月·上孟三·滕文公·滕文公章·孟子道节》) 此节是孟子一生大本领。两句道理只一，而为说各有指，皆立极之言。性善者，理之极；尧、舜者，人之极也。知理之极，则不为外说所淆；知人之极，则足以有为而无暴弃之患。两句原并看。(《四书讲义》卷三四《孟子五·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章》) 道，言也。性者，人受中，天地之至理。善，纯粹之意。尧、舜亦只全其所性，而以之善世耳。故孟子为世子言性善而举尧、舜以实之，门人约记其旨如此。(《孟子恒解》卷三《滕文公上》) “言必称尧、舜”者，朱注谓“每道性善，必称尧、舜以实之”，盖孟子常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愚固无二性也。(《孟子大义》卷五《滕文公上·第一章》) 在诠释者看来，孟子与滕文公交谈的内容必定十分广泛，可惜门人不能悉记其辞，只是撮其大旨，留下“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语。此语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发明。从各有侧重看，性善是理之极，尧、舜是人之极；“道性善”是说本体，“称尧、舜”是说功夫。从相互发明看，道性善而又必称尧、舜以实之，这是因为知道了人性本善，就会知道尧、舜是人皆可为的；知道了尧、舜是人皆可为的，人性本善也就日益清晰可见。所以，“此节是孟子一生大本领”。 孟学史对此“孟子第一义”的评价极高。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卷八《孟子》指出：“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辛全的《四书说》卷五《孟子说上·滕文公上篇》指出：“言性善而复称尧、舜，方见性善之有真准则。此万古学问、治功之定案也。翻之者，其为异端曲说无疑。”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卷三四《孟子五·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章》指出：“两句是孟子无假借，无妆饰，平生朴实头本色学问。”又说：“孟子平生本领尽在此二句，所谓‘舍正心诚意，更无可对扬者’也。”李光地的《四书解义·读孟子札记一·滕文公篇·滕文公为世子章》指出：“人之性善而皆可为尧、舜，此是孟子学问本领，所传受于孔子者。”焦循的《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指出：“孟子生平之学，在道性善，称尧、舜，故于此标之。”康有为的《孟子微》卷一《总论》指出：“孟子一生学术，皆在‘道性善’‘称尧、舜’二语，为《孟子》总括，即为七篇总提。”总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旨在救人心、正人伦，堪称孟子平生本领、《孟子》七篇总提，万古学问与治功的定案。 三、“夫道一而已矣”诠释 《孟子》5·1说道：“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滕文公从楚国返回宋国，再次便道求见孟子。此时，孟子说道：“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其中的“夫道一而已矣”，也是《孟子》5·1的点睛之笔。 蔡清的《四书蒙引》卷一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条指出：“当战国之时而言性善，人固已不能信矣！况又言尧、舜可学而至，其谁不骇且惑哉？惟滕世子资质最善者，故能领受孟子之言。然终不能无疑，故自楚反，复至宋，而见孟子，盖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说，以其前言之难充也。孟子即迎而谓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固不可抗之使高，亦不可贬之使卑，吾安能复有异说哉？当味个‘一’字，不容二说也。”《顾宪成全集》卷四四《语孟说略下·性善章》指出：“‘夫道一而已矣’，此是万世理学宗旨。”高攀龙的《四书讲义·孟子道性善章(庚戌春，荆溪明道书院)》指出：“要识性善，只看‘夫道一而已矣’，便是注脚。”鹿善继的《四书说约·上孟卷之三·滕文公为章》指出：“‘道一而已矣’，寸铁杀人的本领。”唐文治的《孟子大义》卷五《滕文公上·第一章》指出：“盖文公之楚之时，已为许行之徒所咻，而其时性恶之说方在萌芽，文公不免惑于其说，故复见孟子。孟子直告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所以破其惑也。‘道一’云者，盖‘并耕’等说，乃杂家之学。儒者信道，宜定一尊，古今只有此道，不可为杂家之说所淆也。”《孟子文法读本》卷三《滕文公》录吴闿生眉批：“通体用笔简当肃括，主意止‘夫道一而已矣’一句，余则杂引古语以证明之。”这些说法表明：“道一”极言古今只有儒家之道，不容二说；“主意止此一句”，亦即“寸铁杀人的本领”，“万世理学宗旨”。 《孟子》仅有5·1一次提到“道一”。在诠释者看来，“道”字要泛说，“一”字可实说。蔡清的《四书蒙引》卷一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条指出：“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说也，前言已尽矣。道，理也。此‘道’字泛说，尤活。或以道出于性，性一故道一。言者虽知有道性之别，然解此义则泥矣。不知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命道德之总名，何者不是道？此处不必拘于《中庸》性道之分。”冯梦龙的《四书指月·上孟三·滕文公·滕文公章·世子自楚节》指出：“世子疑吾性虽善，未必便如尧、舜。孟子说‘道一’，是把吾人之性与圣人之性比较，而见其无二致，不是空说个‘一’。‘道’是总统字，在此处分明指‘性’，却不可换做‘性’字，亦莫说‘性一’故‘道一’，直须于‘道’上摹神。”刘沅的《孟子恒解》卷三《滕文公上》指出：“天理只是一‘善’字，人人所有，人人所共由。故曰‘道一’字，即是‘善’字。下文言‘可以为善国’，与‘道性善’相应，故‘一’字本无难解。而解者朦胧其词，令千古迷离，甚且以言善为讳，可谓谬妄矣。” 分明指“性”却不可换作“性”字，也不能说是“道出于性，性一故道一”，这是“道”字要泛说；天理只是一“善”字，“道一”即是“善”，“一”字也就不再难解，这是“一”字可实说。如此诠释“道”“一”，既细化了“夫道一而已矣”的意涵，又夯实了“孟子第一义”的旨趣。 四、成覸、颜渊、公明仪三子之言考释 “孟子道性善”属于“孟子第一义”，“夫道一而已矣”亦然。“言必称尧、舜”是“第二节功夫”，它如何体现呢？孟子继续说道：“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对此，我们先分别做两个考证，再进行总体诠释。 第一个考证是：“有为者亦若是”究竟是颜渊之言，还是孟子之言？先看视作孟子之言。《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录赵岐注云：“言欲有所为，当若颜渊庶几、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焦循的《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指出：“赵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为颜渊之言；‘有为者亦若是’乃总上成覸、颜渊两言，为孟子勉世子之言；经文‘是’字，指颜渊庶几、成覸不畏。《盐铁论·执务章》引颜渊曰‘舜，独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连下句。近通解以‘有为者亦若是’为颜渊之言，谓有为者亦如舜。”再看视作颜渊之言。朱熹的《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指出：“孟子既告世子以道无二致，而复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笃信力行，以师圣贤，不当复求他说也。”姚永概的《孟子讲义》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指出：“此处连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三人之语，不应独于颜渊下，忽插入孟子一句。朱子以为皆渊之言，是也。”综上所述，赵岐有意分拆，所以视作孟子之言；朱熹连贯解读，所以视作颜渊之言。两相比较，朱熹胜过赵岐。 第二个考证是：朱熹为什么将“文王，我师也”读为周公之言？朱熹的《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指出：“‘文王，我师也’，盖周公之言。公明仪亦以文王为必可师，故诵周公之言，而叹其不我欺也。”《朱子语类》卷五七《孟子七·离娄下·禹恶旨酒章》指出：“如‘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语，公明仪但举之耳。”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卷三《滕文公上》“公明仪曰”条指出：“初，注二句皆公明仪之言。李闲祖问，以为上句周公之言，公明仪举之，而曰：‘周公，岂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注》。周公于文王为亲父子，亲承文王而学之。文王虽大圣，而事事皆可学而为之，不必别师古圣，则此言容或有之。若如初说，则‘文王圣人事事我皆可学，周公圣人言之我皆可信，信受奉行，非欺我也’，亦通。”刘沅的《孟子恒解》卷三《滕文公上》指出：“‘文王，我师也’，周公之言。公明仪信公之言，以文王为可师。”综上所述，朱熹修订《孟子集注》，采纳李闲祖的意见，将“文王，我师也”改为周公之言，意思显得更加周延。笔者认可朱熹此说，并将“公明仪曰”一段点读为：“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孟子》5·1征引成覸、颜渊、公明仪说的三段话，同样大有深意，值得从总体上做一番诠释。这里看古人的一些说法。一是《朱子语类》卷五五《孟子五·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章》指出：“问：‘三子之事，成覸则若参较彼己，颜子则知圣人学之必可至，公明仪则笃信好学者也。三者虽有浅深，要之皆是尚志。’曰：‘也略有个浅深。恁地看文字，且须看他大意。’又曰：‘大抵看文字，不恁地子细分别出来，又却鹘突；到恁地细碎分别得出来，不曾看得大节目处，又只是在落草处寻。’道夫曰：‘这般紧要节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终在“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曰：‘然。’” 二是吕柟的《四书因问》卷五《孟子·滕文公》指出：“增问：‘孟子之论性善，既称尧、舜，何以又言“道一”而述三言也？’曰：‘前证以二圣之行，后证以三贤之言也。’‘引一言足矣，何至于三言？’曰：‘成覸，时人也，其言犹可疑。颜渊，大贤也，其言不可疑。周公，大圣也，其言益不可疑也。’‘既言性又言道者何？’曰：‘性隐而道显，道即性也，晓人当如是耳。’” 三是鹿善继的《四书说约·上孟卷之三·滕文公为章》指出：“信得此言，则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话，都是做人的榜样。再不怕圣贤，只要下狠手做。” 四是辛全的《四书说》卷五《孟子说上·滕文公上篇》指出：“‘成覸’一章，学人宜大书一纸，揭座侧，日夕观诵，自然志气勃然，不让古人。” 五是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卷一六《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孟子性善章》指出：“成覸三人之言，皆窥性原。故引以证‘道一’，正教世子着实下手做功夫也。为善国，正在性上。为性命、事功，一而已矣。” 六是黄宗羲的《孟子师说》卷三《“道性善”章》指出：“孟子引三人之言以坚其志，其后世子将孟子所言大段设施。战国时有此人物，真不可得。” 七是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卷三四《孟子五·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章》指出：“一边打破疑团，一边便鞭策笃信力行，以见人皆可为处。只引证三段，不下一指点语，而指点已在言外。” 在诠释者看来，三子之言不能等量齐观。理由在于：成覸是时人，他说的话尤其可疑；颜渊是大贤，他说的话绝不可疑；周公是大圣，他说的话更不可疑。因为“世子疑吾言乎”已有“信不及”之嫌，所以孟子决意打破滕文公的疑团；因为“道性善，称尧、舜”纯然“信得及”之谓，所以孟子鞭策滕文公下狠手做。孟子为什么只是征引三子之言，自己却不着一字呢？征引就是自道。它们全是孟子教给滕文公的功夫纲领和做人榜样，说到底就是期待滕文公立志做一个大写的人。后人“大书一纸，揭座侧，日夕观诵”，自然也会志气勃然，不让古人。 五、“今滕”一段考证 滕文公此时身为世子，对于小国崛起必定念兹在兹。孟子于是说道：“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孟子》仅有5·1一言“绝长补短”，周秦时期类似的表述有“绝长继短”“断长续短”“绝长续短”。如《墨子·非命上第三十五》指出：“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又说：“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 《战国策》卷三《秦一》“张仪说秦王”条指出：“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又说：“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 《战国策》卷一七《楚四》“庄辛谓楚襄王曰”条指出：“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史记》卷四○《楚世家第十》指出：“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 针对以上说法，翟灏的《四书考异》下编《条考二十七·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绝长补短(三句)”条指出：“绝长补短，乃当时通言，故诸家俱言之。” 刘沅的《孟子恒解》卷三《滕文公上》指出：“绝长补短，张氏椿曰：‘古开方之法，不必实方，皆由绝长补短而成。’《墨子·非命篇》：‘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战国策》：‘韩非说秦王曰：“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荘辛对楚王：“今楚虽小, 绝长续短，犹数千里。”’《楚世家》：‘周赧王使谓秦曰：“今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则四字当时恒言耳。” 尽管“绝长补短”属于当时通言，孟子也是信手拈来，但其目的在于敦促滕文公立下大志，这是不言自明的。 有人甚至将《孟子》5·1“今滕”一段视作滕文公问辞。譬如，《周礼注疏》卷五《天官冢宰下·医师》录贾公彦疏云：“又引《孟子》者，案《孟子》：‘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见孟子，而谓之云：“今滕国，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可以为善国乎？”《书》曰：“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对此，翟灏的《四书考异》下编《条考二十七·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绝长补短(三句)”条指出：“《周礼·医师》疏引《孟子》：‘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见孟子，而谓之云：“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可以为善国乎？”’以此为文公问辞。” 焦循的《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指出：“赵氏不以为问辞。贾氏未知何本，当有误也。” 《孟子》原作“犹可以为善国”，自然是孟子答语；贾公彦写作“可以为善国乎”，误变为文公问辞。贾说有误，这是事实；它是《孟子》单章研究不可忽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同样是事实。 六、“《书》曰”一段考释 《孟子》5·1最后说道：“《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尚书·商书·说命上第十二》指出：“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孟子》作“不”，《尚书》作“弗”，这是两者的不同。“《书》曰”一段，涉及《尚书》学问题，且看下面的说法： 《孟子》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周礼注疏》卷五《天官冢宰下·医师》录郑玄注) 《书》，逸篇也。(《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录赵岐注) 此是《古文尚书·说命》之篇，高宗语傅说之言也。不引《说命》而引《孟子》者，郑不见《古文尚书》故也。(《周礼注疏》卷五《天官冢宰下·医师》录贾公彦疏) 《书》，《商书·说命篇》。(《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商书·说命篇》“不”作“弗”。赵岐《孟子注》云：“《书》，逸篇也。”《说命》注云：“今文无，古文有。”岐，后汉人，尚未见《古文尚书》邪！《周礼·医师·聚毒药》郑玄注引《孟子》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贾公彦云：“不引《说命》而引《孟子》者，郑不见《古文尚书》故也。”(《孟子杂记》卷二《稽书》) 贾逵、唐固皆以武丁所作书为《说命》。韦昭曰：“非也，其时未得傅说。”声案：“以余正四方”云云，不类《尚书》之文，盖是子张说武丁求傅说之意，未可遽采入此。“若金”以下，则皆命说之词。又，《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药不瞑眩”，明称“《书》曰”，自是《说命》之文矣，故断章取此。(《尚书集注音疏》卷四《商书三十四·说命上弟五十四》) 《说命》三篇，今文、古文皆无。此云“逸篇”，未知所属也。(《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 《五经》当中，《尚书》的传承最复杂，争议最激烈。在清代辨伪学者看来，汉初伏生传《今文尚书》，西汉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说命》三篇既不是伏生所传的，也不是孔安国所得的，而是梅赜所献的，并且是伪书。《孟子》5·1“《书》曰”一段，赵岐以为出自《尚书》逸篇，这是因为他所见伏生的本子中没有此篇；朱熹以为出自《尚书·商书·说命上》，这是因为他所见梅赜的本子中有了此篇；焦循以为“今文、古文皆无”，这是因为他不相信梅赜的本子是真本，而伏生、孔安国的本子中都没有此篇。无论何种考证，“《书》曰”一段必是孟子引自《尚书》，这是确凿无疑的。 既然“《书》曰”一段必是孟子引自《尚书》，那它就有自身的内涵与独有的价值。且看下面的诠释： 孟子所谓瞑眩之药者，欲使之舍其旧习，远法尧、舜也。人唯自弃，以尧、舜为不可及，是以安其故常，终身不克进。犹不知己之性即尧、舜之性，而其不能如尧、舜者，非不能也，不为耳。故颜子以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此诚万世之准则也。(《孟子说》卷三《滕文公上》) 引《书》意尤紧切。人性固皆可为圣贤，学者固当以圣贤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进也，亦须有刻苦之实功，去切身之实病，方可与造圣贤之道尔。(《孟子集注考证》卷三《滕文公上》“《书》曰”条) 此言其当奋志以有为，励精而求治，不可少有苟且因循之心也。一或苟且因循，则国事日非，而终无以自存矣，可不惧哉？孟子此言，盖深警之也，爱之至也，厚之道也，辞兼劝戒。(《四书蒙引》卷一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条) 引《书》最重，正是教他狠下手做工夫。观下章欲行丧礼，便有父兄百官来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许行来坏他。非勇往不顾，安能行得？孟子引“若药……”二句，早已虑到了。故一则曰“是在世子”，再则曰“子力行之”，皆是此章末二句之意。(《四书指月·上孟三·滕文公·滕文公章·今滕节》) “若药不瞑眩”，分明把父兄、百官、许行、陈相等事先参破了也。“瞑眩”，犹言作梗，天下事大率多如此。(《四书遇·孟子·滕文公上·性善章》) 自修与为国皆当革，故鼎新如疾之瘳，必由良药瞑眩而得。(《孟子恒解》卷三《滕文公上》) 父兄百官之疑，陈相、许行之沮，皆瞑眩之类也。神气贯注后文，全篇可作一章读矣。(《孟子文法读本》卷三《滕文公》录吴闿生眉批) 瞑眩，意思是愦乱、作梗、烦闷；瘳，意即痊愈。所谓“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正如《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指出：“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如果不考虑今古文之争，今本《尚书》仅有这个“药”字，《孟子》也仅有这个“药”字，难道它只是巧合，而不是必然？孟子征引《尚书》唯一的这个“药”字，其用意是紧迫的，其立意是峻绝的。孟子不仅旨在告诫滕文公行仁政，教他狠下手做功夫，而且旨在勉励人人为尧、舜，为拒斥异端埋下伏笔，紧迫、峻绝之意溢于言表。说到底，《孟子》5·1引《尚书》最重，以致《滕文公》全篇可以当作一章来读。 七、“孟子第一义”的地位与源流 “性善”作为一个词语，在《孟子》里仅出现过三次(5·1，一次；11·6，两次)；但“性善”作为一个理念，既能总提《孟子》5·1全章，又能囊括《孟子》全书。这就是“孟子第一义”在孟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对此，程颐、朱熹做过精辟的定位。《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伊川先生语四·刘元承手编》指出：“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杨，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 《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伊川先生文五·答杨时论西铭书》指出：“《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 朱熹的《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指出：“孟子之言性善，始见于此，而详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识而旁通之，则七篇之中，无非此理。其所以扩前圣之未发，而有功于圣人之门，程子之言信矣。” 《朱子语类》卷五五《孟子五·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章》指出：“《孟子》七篇论性处，只此一处，已说得尽。须是日日认一过，只是要熟。” 在程、朱看来，一方面，始于《孟子》5·1，孟子创造性地亮出“性善”的旗帜；但《孟子》七篇当中，没有一处不是在诠释“性善”的道理。另一方面，孟子所以独出诸儒，原因就是发明了“性善”论。因为它“扩前圣之未发”，所以“有功于圣人之门”。 有关“孟子第一义”的地位问题，我们再看一组诠释。胡炳文的《孟子通五·朱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指出：“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无不自性善中推出。《孟子》七篇所以教人为圣为贤者，无不自性善中说来。” 高攀龙的《就正录·语》指出：“《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义。知到性善，方是物格。” 刘宗周的《孔孟合璧·孟子大旨》指出：“此孟子第一传宗语。道一者，仁也，性之所以善也。” 辛全的《四书说》卷五《孟子说上·滕文公上篇》指出：“孟子‘性善’二字，千古铁案，有功圣道不小。” 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卷一六《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孟子性善章》指出：“孟子有功圣门，大段在道性善，所谓扩前圣之未发也。” 张岱的《四书遇·孟子·滕文公上·性善章》指出：“一部《孟子》，无一句不是道性善，却于滕世子一句提宗，如震霆破睡，摘衣珠以贷贫，唤醒千古生人面目。” 王夫之的《四书训义》卷二九《孟子五·滕文公章句上·滕文公为世子章》指出：“孟子之学，以性善为宗。” 钱基博的《古籍举要》卷三《孟子》指出：“孟子道性善，尤重扩充。性善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扩充者，人皆可以为尧、舜也。由性善而扩充之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 以上说的“孟子第一传宗语”，“《孟子》无一句不是道性善”，“七篇根本在性善”，“孟子之学以性善为宗”，大体不出程颐、朱熹之彟矩，“孟子第一义”得以继往开来、薪火相传。 《周易·系辞上》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说性善“扩前圣之未发”，这是基于大处的定位；说“孟子第一义”与《易传》有关，这是基于源头的追溯。从《孟子》5·1单章研究看，“性善”“继善”之辨值得回顾并省思。 二程、朱熹就讨论过这一话题。《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先生语一·端伯传师说》指出：“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 《朱子语类》卷二八《论语十·公冶长上·子贡曰夫子之文章章》指出：“问：‘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孟子教人乃开口便说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概说性善。至于性之所以善处，也少得说。须是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处，方是说性与天道尔。’” 《朱子语类》卷七四《易十·上系上·右第五章》指出：“一阴一阳是总名。‘继之者善’，是二气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气化已后事。”又说：“《易大传》言‘继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虽曰已生，然其本体初不相离也。” 孟子说的“性善”只是《易传》说的“继善”，这是二程的观点；“继善”是指未生之前，“性善”是指已生之后，这是朱熹的观点。二说虽有不同，但都旨在从源头上推进“孟子第一义”的诠释。 一般认为《易传》是孔子的作品，所以“性善”“继善”之辨的实质是孔孟人性论之辨。陈淳较为认可朱熹的观点，还认为孔孟论性一本而来、殊无二致。其《北溪字义》卷上《性》指出： 孟子道性善，从何而来？夫子系《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阴一阳之理者为道，此是统说个太极之本体。继之者为善，乃是就其间说：造化流行，生育赋予，更无别物，只是个善而已。此是太极之动而阳时。所谓善者，以实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为性，是说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个性耳，是太极之静而阴时。此“性”字与“善”字相对，是即所谓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继”“成”字与“阴”“阳”字相应，是指气而言；“善”“性”字与“道”字相应，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谓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头处说，“善”乃重字，为实物。若孟子所谓性善，则是就“成之者性”处说，是人生以后事，“善”乃轻字，言此性之纯粹至善耳。其实由造化原头处有是“继之者善”，然后“成之者性”时方能如是之善。则孟子之所谓善，实渊源于夫子所谓善者而来，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书》及程子说已明备矣。至明道又谓孟子所谓性善者，只是说“继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语移就人分上说，是指四端之发见处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有关“孟子第一义”的溯源问题，我们再看一组诠释。薛瑄的《读书续录》卷一指出：“《易》言‘继之者善也’，此‘善’字实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虚言性有善而无恶也。然孟子言‘性善’，实自‘继之者善’来；因‘继之者善’，故性有善而无恶也。” 吕柟的《四书因问》卷五《孟子·续因问(鹫峰东所语)·滕文公》指出：“孔子系《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性则善便在前。孟子道性善便在后，却源流于孔子。世儒谓孟子‘性善’专是言理，孔子‘性相近’是兼言气质，却不知理无了气，再那里有理？有理便有气，何须言兼？都失却孔、孟论性之旨了。”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卷三《“道性善”章》指出：“朱子云：‘《易》言“继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此语极说得分明。” 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五章·二》指出：“故成之者人也，继之者天人之际也，天则道而已矣。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道生善，善生性。” 大体而言，《易传》以“道·善·性”为语法，《孟子》以“道·性·善”为语法，所以“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继善”是指未生之前，“性善”是指已生之后，这是《易传》与《孟子》的差异；“性善”渊源于“继善”，本体初不相离而非有二本，这是《易传》与《孟子》的关联。“性善”“继善”之辨，经由《易传》彰显并敞开了孟学本体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第一义”的溯源问题。 从《孟子》5·1单章研究看“孟子第一义”，如果说“性善”“继善”之辨涉及溯源问题；那么，“性善”“性恶”之辨涉及流变问题。与溯源问题相比，人们更关注流变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看四位学者的诠释： 性善反面，只对性恶一宗。盖凡为异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恶之说，是其正宗。善恶混，无善恶，知其说之骇世，而不足以统摄，故又遁此二宗，则惑乱益巧矣。善恶混者，故降善与恶同等，援善入恶，所谓“落水拖”也；无善恶者，故撦恶与善同灭，所谓“予及汝偕亡”也。总是极憎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说，后遁而为湍水，又遁为生之谓性，其话头有转换，宗旨只一而已。后来谓无善无恶心之体，便是这狐精狡狯，别无他法。(《四书讲义》卷三四《孟子五·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章》) 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子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言性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后之言性者，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二之，而戒学者以变化气质为先，盖已兼取孟、荀二义，而所云变化气质者，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是又不可不知也。(《潜研堂文集》卷二七《跋荀子》) 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传，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则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则法后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此驳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此讥孟子称尧、舜也。为荀氏之学者，调和而文饰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伪，即为也，乃‘作为’之‘为’，非‘诈伪’之‘伪’。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闵战国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后王，皆谓周王，与孔子从周之义不异也。”按：孟子之学，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学，述伏羲、神农、尧、舜、文王、周公者也。(《孟子正义》卷一○《滕文公上·一章》) 盖言性恶者，乱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检制压伏为多，荀子之说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各有所为，而孟子之说远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孟子微》卷一《总论》) 良史是有才、有学、有识之谓。一方面，“性善”的反面只是“性恶”，而“善恶混”“无善恶”的正宗都是“性恶”，这样的认知足见良史之才；另一方面，“性善”是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性恶”是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说辞虽然有所差异，教人以善则是一样，这样的认知足见良史之学；再一方面，“性善”“性恶”各有其价值诉求，但“性善”的立意更远，待人更厚，属于平世之道，这样的认知足见良史之识。唯有既不刻意尊孟, 更不故意贬荀，人们才能正确对待“性善”“性恶”之辨，真正理清“孟子第一义”的流变问题。 八、结语：作为范式的《孟子》单章研究 孟子研究包括三种范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谓孟子研究一般就是孟子思想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孟学史研究；最近几年来，笔者提出《孟子》单章研究的理念，并成功申报了致力于《孟子》单章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定义看，《孟子》单章研究是源于孟子思想研究的孟学史研究新范式。但是，它以孟子思想研究为精神源泉，以孟学史研究为表现形式，这同样不可忽视。 《孟子》有260章，其中既有考释价值显著的大章，又有考释价值微弱的小章。孟子思想研究、孟学史研究大多重视大章，相对忽略小章。作为范式的《孟子》单章研究，旨在覆盖《孟子》全部260个单章，汇集并整合各个单章在《孟子》中以及孟学史上凸显的核心问题与主要成果，并且逐一对其进行深度解读与综合评价。如果《孟子》全部260个单章都能得到深度解读与综合评价，那么，《孟子》单章研究必将成为孟子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文是对《孟子》5·1所做的单章研究。《孟子》5·1是考释价值显著的大章，其单章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笔者首先以时代为经，整理了4.6万字的资料编年；接着以问题为纬，归纳了3万字的资料类编；最后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为宗旨，撰写了1.7万字的学术札记。资料编年、资料类编、学术札记环环相扣而又循序渐进，目的在于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 “孟子第一义”和“第二节功夫”是朱熹对《孟子》5·1所做的精辟诠释。但是，这一章在《孟子》中以及孟学史上所凸显的许多核心问题与主要成果，有进一步进行深度解读与综合评价的必要。本文的研究表明：唯有在《孟子》单章研究的新范式之下，有些鲜为人知的文史考证问题方能引起深切的关注，譬如“迂道”“便道”之争、颜渊与公明仪之言的归属、“今滕”一段、“《书》曰”一段；有些众所周知的哲学诠释问题方能得到更深的理解，譬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语、“夫道一而已矣”一句、三子之言以及“孟子第一义”的地位与源流。既用力于文史考证，又用心于哲学诠释，就能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促使《孟子》5·1的单章研究在当代孟子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