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视域下的个体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38 《走进孔子》 韩星 参加讨论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必然要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也必然要研究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一、儒家是一种集体主义吗？ 学界和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现代社会要建基于成熟且理性的个体之上，而传统儒家则强调社群至上，或者是一种集体主义。因此儒家不适应现代，应该被抛弃。说“传统儒家则强调社群至上，或者是一种集体主义”，这种讲法不是很准确。应该说“传统儒家强调社群，但不是一种集体主义”。这里我没有说“社群至上”，是因为儒家其实是以中道化解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二元张力，强调在尊重个体前提下的群体和谐。群体不是现今常说的集体。集体来源于西方机械主义，《人是机器》是法国一位机械唯物主义者拉·梅特里的作品，类似的实践以前苏联为代表，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而群体，我查百度是这样说的：“群体也被称为社群或者是共同体，是指因为共享共同价值观而聚集在一起的社会单位。”儒家历来讲群，指的是社群。《论语·微子》载孔子听了子路复述长沮、桀溺的说话后深深叹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批评隐士脱离人类社会，与鸟兽为伍，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社会性。所以“群”也是人禽之辨的标志之一。《荀子·王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人能群，即结为群体，形成社会；而人为什么能群？人能够讲名分，用礼义实现群居和一，这就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差别。可见，儒家的“群”是指人的社会性，通过道德礼义实现有差异性的和谐秩序，其实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因此，儒家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思想就是群己关系。“群己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问题，主要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与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政治哲学都有密切关系。  《人是机器》书影 比较而言，西方是以个体本位占主导，前苏联曾经是集体主义占主导。而儒家既不是个体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更不是集体本位或者集体主义，而是在这二者之间走中道，避免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极端。儒家文化提倡“群己合一”，即个人与社会的和合一体，至少有几个要点：第一，这个“己”是指身心（精神和肉体）合一的自我，不是机器，不是动物，不是工具。第二，这个“己”具有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度，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为仁（道德实践）这点来说，人是具有充分的意志自由的（由己）。为仁是人自主的道德选择，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自我主宰。人作为道德主体，其为仁的意愿及行为就是主体自身力量的一种体现。第三，正因为这样，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己”组成的“群”就必然存在所谓的“等差”，这种“等差”就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形成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的社会实际状态，儒家以孝悌、仁爱、忠信、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以人伦和礼义来规范“群”，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风善俗。第四，儒家群己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孔子的“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孔子到七十岁以后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顺心而为，自然合乎规矩法度。是一种不离世间法而又绝对自由自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化境。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即圣人境界。总之，儒家关于群己关系的思想与西方社群主义比较接近，可以避免走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极端。儒家以人文理性为主体，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具有包容性、普适性，可以随着社会变化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现代化，而不应该被抛弃。 二、个体价值的张扬会导致儒家传统的失落吗? 个体价值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张扬不会导致传统的失落或式微，但是如只讲个体，奉行个人主义，甚至极端个人主义，不讲群体，极端张扬，不但会造成传统的失落或式微，也会导致现代社会出现弊端，乃至危机。比如孝的观念，在儒家义理体系中没有多大问题，当然也有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孝道观念在传统社会出问题主要是在应用过程中，汉代以后孝治天下，宋明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观念，宣扬一种无原则的对老者逆来顺受的愚孝思想，对人民毒害甚深，以至有些人以极端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孝。《二十四孝》中为母埋儿、恣蚊饱血、卧冰求鲤就属于愚孝，明初民间出现割肝疗亲、杀子救母等极端行为也是愚孝。这些都是背离儒家恻隐之心、仁爱、尊重生命价值、人性人伦的，需要我们反思批判。现代社会由于血缘亲情淡化、核心家庭解构、个人主义盛行等，造成人伦混乱、家庭解体、孝悌失落，需要儒家孝悌之道来对治。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特别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学者确认儒学对于东亚经济、政治的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有重要影响。事实证明，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种种社会问题，如个人主义膨胀、家庭结构松散甚至解体、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物欲横流、人际关系冷漠，以及吸毒、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儒学对解决或克制上述社会病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方面新加坡做得比较好。他们在全国推行儒家伦理教育，在学校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倡导儒家价值观、东亚价值观，拟定了“爱、敬、孝、忠、和”五大家庭价值观，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有一定消解作用。中国大陆也针对改革开放出现的类似问题重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家风家教，民间传播《弟子规》《孝经》蔚然成风，对于改变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1989年版中学四年级课本《儒家伦理》书影 三、从儒家传统中能否发掘、诠释出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价值？ 儒家传统并不是过时的、可以放进博物馆让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东西，它是活在当下的传统。比如我们现在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其实是12个价值观，都能从儒家传统中发掘、诠释出来。如富强，儒家富强观基本主张是藏富于民，与法家富国强兵不同。《论语·颜渊》载孔子的学生有若在回答鲁哀公如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时，便主张将赋税减半。他告诫鲁君说：“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还有孔子提出富而教之，孟子提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又如民主，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由于历史局限性，民本不得已与君主制结合，但一直存在着君主与民本的对立统一，民本思想几千年来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专制、驯化着君主，也潜含着走向民主的种子，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传统的“五常德”仁、义、礼、智、信，也可以说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都具有普遍价值，而仁道最为重要。“仁”为总德统摄四德，仁是普遍之德、众德之核心。我曾经写过文章，认为仁道可以成为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以弥补西方人权理论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弊端，为人权理论奠定深厚的价值基础。仁道可以是中国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也可以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还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而这很大程度上要由儒学来负责。其实中国古代科技一直是很发达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充分肯定了15世纪前中国古代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同时指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实指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这与明清以后文化专制统治阻碍了科技和思想的自由发展有关。现今人们所说的科学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探索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等。这些在儒家传统中都可以挖掘出来，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人文理性精神。这种理性是李泽厚先生揭示过的一种实践理性精神。今人常说的“真理”在中国古代相当于“道”，儒家“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杨伯峻翻译说：“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就是以真理为人生最高价值。孔孟也具有质疑精神，孔子告诫弟子“多闻阙疑”（《论语·为政》），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中国科学技术史》书影 四、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反思、双向批判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不能陷入二元对立，而是需要双向反思、双向批判。文化有变易性和连续性，是“常”和“变”的统一。“常”即“常道”，“变”即“变易”。文化必然随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是不断发展的，尽管发展有迟有速、变化有渐有骤，但变化是一直都有的。文化的每一变化，又都是在原先文化基础上的更新发展，这在量变中不用说了，即使文化发生了质变，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决不可割断历史，割断传统的血脉。在建设新文化时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新发展，使一部分传统文化中超越时空的“常道”，如前面讲的仁道，发扬光大起来，以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者现代转换。“复兴”不是“复辟”，不是“复旧”，不是照搬，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西方近代文化的序幕就是“文艺复兴”，“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学术思想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应该始终注意文化变革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既不要割断历史，全盘西化，也不要照搬过去，故步自封。双向反思、双向批判，一方面是以传统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反思现代性问题，批判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弊端，提出对治之法、解决之道；另一方面是站在现代社会普遍价值的高度，反思传统的异化，批判传统的痼疾，清除传统的污渍，如传统文化中的愚忠愚孝、人身依附、压抑个性、钳制思想、官本位、等级制、血腥争斗、缺乏人性人道精神等。当然，个人主义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值得反思。个人主义或者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如果背离了中庸之道，陷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把个人与群体、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对立起来，就会出现弊端，造成社会的混乱。东亚“四小龙”现代化模式更注重团体感和纪律性，可以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塑造了这种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新道路。 五、儒家与现代性的相关问题 儒家与现代性或者儒家的现代化问题是百多年来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学者探讨和争议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儒学是否与现代性相冲突？儒学是阻碍还是促进现代文明？儒家与现代性在理论上有什么差异？儒家与现代性是适应、融合抑或相互解弊？等等。问题很多，观点歧义。第一，完全否定儒家现代性的观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就是典型地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西方宗教优越论的基础上，以西方文化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一方面宣扬基督教伦理，肯定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能够为发挥资本主义精神带来积极动力，帮助激发自觉的劳动精神；另一方面，否定儒学的现代性价值，认为儒家重礼仪、讲和谐的过分的“理性化精神”，不能激发起自由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因而中国没有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正是儒教这种“理性化精神”成为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障碍。列文森在其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就继续韦伯这一思路对儒学与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即使到了近代，在西方的冲击致使传统中国社会趋于解体的历史环境下，儒学也没有能够完成其文化形态的转变。因此，儒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实质而徒具象征意义的“躯壳”，已随中国的封建时代一起“走入历史”。在书中，他用“博物馆”的比喻来说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近代已经衰落，只是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而被“妥善地锁藏在玻璃橱窗里”，供人观赏，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其在现实文化中的价值与作用消失了。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书影受这一观点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儒学持续批判，也自己否定儒学的现代性和现代价值。杜维明先生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一书中概括主要有两种批判形式：一种是“明枪”式的批判，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精英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一种是“暗箭”式的批判，如袁世凯、张勋之流的明捧暗贬，及一些政客、文人为达一己之私，仅凭道听途说，对儒家的“莫须有”诬陷。“明枪”式的批判，对于厘清儒学的糟粕，扫除数千年的历史积垢，恢复儒家的人文精神，实有极大补益。而那种“暗箭式”批判，只能助长儒家传统中的病灶，诱发人性中非理性欲望的横流，无补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大业。我们欢迎“明枪”式的批判，拒绝“暗箭”式的批判。这样，大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新派学者沿着五四反传统的道路继续向前，竭力强调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强调要通过批判儒学来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道路。典型的观点如儒学的农耕社会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纲常礼教”倡导等级尊卑，束缚人性，压抑人情，阻碍实现现代化；儒家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儒家血缘本位和家族本位的伦理思想，压制个人权利和民主思想，等等。第二，对否定儒家现代性观点的回应以海外现代新儒家为例，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和徐复观《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古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于是牟宗三先生提出通过良知坎陷从儒家心性之学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的解决思路。很多学者通过研究阳明学及其海外传播，认为阳明学具有现代性，在王门后学中已经有明显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道路。例如阳明学传到日本，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推动日本摆脱幕府统治，对促进日本思想解放、个性自由、打开国门、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作用。第三，对儒学与现代性的辨析儒学现代化的最大困境始终是儒家价值体系与现代性需要之间的紧张，特别是与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观念之间的张力，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儒学价值体系，通过对儒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掘、诠释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的现代因子，并与现代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展开比较对话，重构儒家现代价值体系，在确立儒家和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吸纳现代化国家的思想文化，为我所用。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倡导儒家与多元文明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让儒学走向世界。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仁、义、礼、智、信与西方一些观念一样具有普遍价值，可以互相参照学习。如“仁”是儒家核心价值之核心，是儒家其他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仁道”更应该是处理人际关系，乃至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宗教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南乐山提出了“全球儒学”概念，他认为儒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生命体，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再到新儒学，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学。“全球儒学”就是儒学经过诠释、重构走向现代世界的儒学。儒家价值观也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性、救治现代病的价值标准和道义力量。可以以儒家的价值理性救治现代社会工具理性过分膨胀，把人工具化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人文精神，救治现代社会人为物役的“生活唯物主义”；以儒家修身为本、追求理想人格，应对现代社会人存在本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以儒家的道德精神救治现代纵情声色的动物性生存；以儒家天地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应对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而造成的环境危机；以忠恕之道推动不同文明和平相处、互相借鉴，救治文明冲突。儒家的价值观对于我们校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测定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定位坐标、重建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家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阐发。 作者简介：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暨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等。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经学研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儒学新诠》等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