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被后人尊为“先师”“至圣”，他本人却说“吾少也贱”，不敢自称“圣与仁”。孔子为何这样说呢？他是怎样成为“师”与“圣”的呢？这要从孔子的家世和一生来说。 (一)孔子家世 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一个低级贵族家庭。父亲叔梁纥是一个武士，做过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无子；再娶一妾，生子曰孟皮，腿有残疾。当时规定，身有残疾者不能做家族继承人。无奈，年老的叔梁纥又娶了年轻的颜徵在，生了孔子，起名丘，字仲尼。 叔梁纥是子姓，为殷商后裔，在姬姓的鲁国属于异姓。但是，叔梁纥父子在鲁国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颇受尊重。原因在于，叔梁纥的先祖微子，是商纣王的庶兄，有仁德；周灭商以后，微子被封在宋，是宋国的始受封之君，即开国之君。微子的后代弗父何将国君位置让与其弟，有让国之德。弗父何曾孙正考父辅佐宋国三位国君，三次任命一次比一次恭敬，并且在鼎上刻下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告诫子孙要谦卑、尽职、节俭，正考父自身也声名洋溢，远近皆知。正考父之子孔父嘉为孔子六世祖，在宋国内乱中被杀，他的曾孙防叔避祸奔鲁，从此成了鲁国人。到孔子时，鲁国仍然传诵弗父何、正考父的盛德。大贵族孟僖子临终前嘱咐两个儿子要拜孔子为师学礼，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史记·孔子世家》)为什么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后？因为弗父何让国，让国是大德，所以被尊为圣人。可见，孔子远祖非同一般，虽后来家族权势与地位下降，但德声令名经久不衰。 至叔梁纥时，只属于低级贵族—士阶层。叔梁纥因多次立下战功，“以勇力闻于诸侯”，在鲁国比前几代稍有威望。可是孔子3岁时，叔梁纥便去世了。颜徵在只好带着年幼的孔子离开了陬邑，来到了鲁国都城阙里生活。 (二)孔母教子 当时的鲁国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周代文化与典籍。周初分封天下时，周公旦被分封到鲁国。因周公辅助武王灭商，后又辅佐成王制礼作乐、治理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所以鲁国“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等较为齐备，典籍、礼乐、祭器等比其他诸侯国更为完备。 即使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鲁国仍保有较为完备的文化典籍，保持浓郁的文化氛围。如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吴国季札出使鲁国，“请观周乐”。鲁人为他奏乐诗，季札听后赞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史记·吴太伯世家》）可见，当时鲁国礼乐文化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在实践中得到积极应用。保存下来的这些乐曲，正是孔子晚年删《诗》、制《乐》的重要资源。再如，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去掌管文献档案书籍的太史处翻《易·象》与《春秋》等书，不禁赞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当时的吴国、晋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虽强盛，在文化上却远不及鲁国繁荣。 鲁国都城浓厚的文化底蕴是吸引颜徵在来这里养育孔子的重要原因。颜徵在注重对孔子的教导，可是孤儿寡母迁居异地，生活充满艰辛。孔子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因出身几近于平民，家里贫穷，孔子年少时便学会做许多事，掌握了多种生活技能。如他所说：“我是擅长赶马车呢？还是擅长射箭？我还是擅长赶马车吧！”多层面的历练让孔子体会到生活的种种艰辛，形成了他坚毅刚强的性格，也激发了他改变困境、向往美好生活的志向。 孔子小时也玩耍，所玩的是“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的游戏，以模仿大人摆放礼器、祭祀行礼为乐。孔子能玩这些游戏，是见过大人这样行礼，受到礼仪方面的教育，并得到了母亲的允许与认可。练习行礼的游戏，暗含着孔子的兴趣所在，也隐含着颜徵在对孔子的期望。她希望儿子尽快掌握礼仪规范，长大后能成为知礼博学的君子。这份期望深深影响着孔子，对他的志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再加上鲁国都城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滋养，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年少时便坚定了向学的意志。 （三）好学不厌 孔子15岁立下向学的意志，学贯穿了他一生。他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治长》）自我评价最值得称赞的并不是忠信之德，而是“好学”的精神。孔子发自内心地喜欢学，以学为乐，并且善于学，总结了一系列好的学习方法。 1．学无常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学习得以不断精进的主要原因。他以优秀者为师，学习他人的优点和长处，而没有固定的老师，老师众多。如，孔子对以礼闻名的老聃充满敬意，后在鲁国国君资助下，终于到了都城，同礼于老聃，向苌弘学乐，考察了周王祭祀天地之处，观看了宣明政教的明堂和周朝的宗庙等，对礼、乐、制度等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回到鲁国后，孔子弟子更多了。 孔子除了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请教，还“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论语 ·述而》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与别人歌唱，只要这个人唱得好，便让这个人再次唱，并向他学习，与他唱和。孔子去太庙观礼，每事要问个究竟。郯子来鲁国，孔子向郯子请教少昊氏以鸟名官的来历，等等。正是孔子学无常师，虚心向多人请教学习，才能学问日长、知识日丰，终成为通晓礼乐文化的博学多识之人。 2．精学多练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跟随当时著名的乐师师襄子学琴，连续数十天，只练一首曲子。师襄子说：“可以弹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掌握技巧。”又弹了几十天，师襄子再次让他学新曲子。孔子答还没领会此曲的旨趣。在孔子弹了几十天后，师襄子又如前说。孔子回答还没感受到作此曲的人。又弹了数十天，孔子突然仰首远望，说：“我见到此人了：他身材高大魁梧，脸色黝黑，目光深邃，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作此曲！”师襄子听后很佩服，说：“此曲正是文王所作《文王操》。”孔子学琴反复练一首曲子，精益求精，直到掌握其精髓为止。这种专一的精学态度，不仅让孔子熟练掌握了礼、乐、射、御等技能，而且精通了《诗》《书》《礼》《易》等古代典籍，思想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3．勤学一生 孔子一生勤学，即使晚年仍“读《易》，韦编三绝”，无数次翻阅《易》，致使最结实的韦编也多次断开，可见学习之勤奋。通过勤学，孔子对《易》有了深入认识，作了《易传》，使《周易》得以升华。可以说，孔子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不断进步，对夏商周三代文化有了深入认识，成为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学习的方法还有学思结合、学行结合等。学既是孔子的人生乐趣，也是进身之阶，是使孔子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通过学，孔子掌握了诗书礼乐等丰富知识和多种技能，成为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没有学，就没有学贯古今的圣人孔子。孔子好学的品质深深影响了其子孙后代，成为孔氏家族优良的传统和风气，是家族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动力。 （四）诲人不倦 孔子“三十而立”——30多岁就学有所成，对古代典籍有深刻理解，以博学知礼闻名于鲁国。有多人要拜他为师。于是，孔子收徒讲学，开办私学教育。直至去世，他一直从事教学活动，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的教学内容丰富，涵盖文化知识、行为规范、道德教化、政治伦理等多个方面。他既重视德的培养，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意在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些数字或许只是一个概数，意在说明孔子的弟子众多。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儿子、孙子等也与弟子们一起接受教育，家教与庠序之教相结合。 孔子“诲人不倦”，即使在周游列国的艰辛十四年内也没有停止对学生的教诲。在多年的教学中，孔子积累总结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有教无类 孔子认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他招收各个阶层的学生，且以贫困的平民为主。他招收弟子的要求极低，“自行束脩以上”，只要年满15 周岁到了束脩的年龄，有志于学便可以来，而不限制出身地位、富贵贫贱、国家地域等。这打破了当时“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教育，加快了学术向民间下移。 在这一教育理念下，孔子的弟子来源十分广泛。有颜回等贫穷者，有南宫敬叔等贵族子弟，有子贡等富商巨贾，还有子路等乡野之人。富者贫者济济一堂，五湖四海的人融洽相处，没有尊卑之等。难怪南郭惠子会问：“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荀子·法行》）子贡回答，孔子学问高深，端正自身，以身示范，等待前来求学的人，想来者不拒绝，想去者也不挽留。这就像良医之门多病人、正直树木之侧多不直的小树一样，孔子靠博学多识吸引了众多求学者。子贡这一回答可谓说出了孔子办学的特色。 弟子学有所成后，散游四方。他们虽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在成家生子后，也多将所学传于其子孙后代，将儒学作为家学的重要内容，在家族中传承下去。如颜子、曾子等，就以孔子所教内容家学，形成了自己的优良家风。 2．因材施教 孔子认识到人与人在性格、特长、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于是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态度与方法。如，对“听到后是否接着行动”这一问题，孔子告诉子路：“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后接着行动呢？”对冉求则说：“听到后要接着行动。”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子路率直，做事比较鲁莽，故而要让他先问问父兄的意见再决定，养成他慎重的习惯。冉求做事优柔寡断，所以要让他果断一些。孔子就是这样根据弟子的不同个性加以合理引导，让他们的能力发挥到最好。 孔子因材施教，还表现在注意扬长避短，充分施展每个人的天赋特长上。如，孔子认为子路有从政才能，可治理“千乘之国”，冉求略差一点，可治理“千室之邑”，公西华能说会道，适合接待宾客。根据不同的特长，施与不同的教育，使各自的才能和天赋得到最大发展，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在孔氏家族的家教中也发挥了显著效果，使家族中涌现出多方面的人才。 3．启发诱导 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等教育方法，是要引导弟子主动思考，积极寻找答案，触类旁通。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老师在前面循循善诱，教以文，约以礼，弟子们紧随其后，想停都停不下来，积极主动地学习。这是对孔子启发教育的恰当描述。通过启发诱导，调动起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学习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孔子还有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如教学相长、寓教于乐等。通过这些教学方法，孔子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了弟子和家族内的子孙们。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由此在社会上传播开去，同时在家族中传承发展下去，成为家学的主要内容。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也成为家教的重要部分，在家族中形成了重教风气。 （五）整理“六经” 孔子开创私学、教授弟子，没有现成的教材，便自己整理典籍文献，编订教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周王室衰微，礼乐制度废坏，典籍缺失已经很严重。孔子担心这些文化典籍逸失，从中年就开始有意对典籍加以收集、整理，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孔子晚年终于将鲁国丰富的典藏及周游列国获得的丰富资料整理、编订完成，结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被称作“六艺”或“六经”。“六经”是孔子教育弟子所用的主要教材，是影响中国文化发展数千年的儒家元典。 《诗》又称《诗经》，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古者诗三千余篇”，至春秋时期繁多而杂乱。孔子对这些诗加以整理，主要表现在：删除重复篇章，仅留下305篇；进行篇章的调整，“《关雎》之乱以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史记·孔子世家》），把《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作为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给每首诗都配以乐曲，“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经过孔子的整理，乐归于正，《诗》的各篇皆有其所，《诗》的精华部分得以保存下来。 《书》，又称《尚书》，属于政治类的历史文献。孔子之前，有虞、夏、商、周四代的史料。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广泛搜集、整理古代文献资料，然后对夏、商、周的史料进行选择和编排，成为《书》。 《礼》指的是《仪礼》，记载了周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周灭殷后，周公“制礼作乐”，在殷礼的基础上制作了周礼。孔子好礼，对三代之礼都有探究。《礼记·杂记》记载：“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即鲁哀公曾派孺悲跟孔子学习士丧礼，于是有了《礼》中的《士丧礼》一篇。《史记》也记载“《礼记》自孔氏”。可以说，孔子对《仪礼》有修起之功，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典章进行了整理与传授。 孔子重视乐，教育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与礼构成礼乐之制，又能怡情养性，助人达致完美的境界。孔子擅长乐，曾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子，与鲁国太师谈论乐，在乐方面造诣很深。他“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晚年回到鲁国后，对《乐》进行整理修定，使“乐正”。可惜的是，《乐》现已不存。 《易》指的是《易经》。孔子之前有《周易》，为卜筮之书，深奥难懂。孔子注意探讨《周易》蕴涵的义理，为《易》作了注解，“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即《易传》，赋予《易》更多哲学意味，使它更为易懂，能被大众所接受。 《春秋》是孔子依据春秋时期鲁国史记而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言辞中暗含着孔子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不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端正人心、劝善惩恶而作。《孟子·滕文公下》对它评价：“《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可以通过它来“拨乱世，反诸正”，针砭时弊，规范世人。两千多年来，几经变化的春秋学就赖于孔子《春秋》而传。 可见，经过孔子的整理与重新编撰，这六种典籍的内容得以升华，具有了广泛的普世价值，被后世尊为“经”。“六经”的整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使古代文化典籍得以有效保存下来，并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其次，“六经”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儒家弟子必读的经典，是儒学得以发展的根基，并从汉代起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依托。最后，“六经”作为孔氏家族家庭教育的“教材”，是家学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孔氏家族“道德文章”传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是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 总起来看，孔子在鲁国丰富文化的滋养下，通过好学不厌，成为思想深邃且博学多识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同时，作为孔氏圣人家风的奠基者，孔子的学问成就了孔氏家学，特别是他整理的“六经”成为孔氏家学长久不衰的精髓；孔子的言传身教成就了孔氏家教，其教育中所积累的教育方法多成为家教的方法；孔子的品格和思想决定了孔氏家风的内涵和特色。于是，有底蕴深厚的家学为基础，有科学合理的家教为引领，优秀的孔子至圣家风应运而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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