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金江︱企业家的儒商气质与中国式现代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30 “儒学、儒商精神与中国 齐金江 参加讨论
企业家的儒商气质是儒家文化长期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儒家文化“以文化人”的理念，奠定了中华民族和合共生、多元一体的总基调，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在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认同力，进而形成一个互补互惠、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一个共建共享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共同体，一个蕴含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价值共同体，一个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向日本企业家塚本幸司介绍福建著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事迹，他说：“陈嘉庚先生在中国和南洋是很受大家敬仰的，他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教育事业，兴办了厦门大学等学校。嘉庚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做生意与做人一样，要讲德行。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在商场上遵守信用，体现了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儒商气质，希望塚本先生也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商。”（《习近平在福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46页）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企业家提出了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等五点希望，他指出：希望大家诚信守法。“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无信不立，企业和企业家更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企业家要同方方面面打交道，调动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没有诚信寸步难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还存在不少不讲诚信甚至违规违法的现象。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企业家要做诚信守法的表率，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于中华文化沃土，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流砥柱：孔子儒学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做出了历史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中国历史从文明产生以来，就渐渐显现出一个特点鲜明而持之不断的现象，那就是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出现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存在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之间始终不断发生着相互的交往，或融合，或分裂，或兵戈以对，或互换有无，你来我往，交流交融。在这个漫长聚拢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经济上互相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活动地域上交错，甚至血缘上渗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打不散，各民族逐步结合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中华民族，各民族都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成员。 1.“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凝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精神理念譬如：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安民利民的价值归宿、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与思想根基。 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经过炎黄、尧舜禹时期和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再到秦统一六国，虽然也存在冲突和矛盾，但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增进了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精神基因，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在最孱弱的时期也没有分崩离析，从而不断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孕育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易经》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合”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国语·郑语》还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是在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影响下，和谐与团结一直是民族交往的主流。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化解矛盾、消弭分歧，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绵延不绝的内生动力，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安民利民的价值归宿。安民利民，是历代为政者孜孜以求的政治夙愿。《尚书·大禹谟》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创立者，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尽心下》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安民利民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价值归宿，民为邦本始终是中华民族高扬的价值取向。 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说，“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表达了离开父母之国的不舍。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华儿女紧紧联系在一起，构筑起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钢铁长城，使得中华民族不管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还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都能屹立不倒、繁荣昌盛。 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六和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正是这种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使得统一、融合、团结，始终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 2.“大一统”的共同追求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生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之上的观念形态。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由56个民族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百年抵御外辱、民族抗争、救亡图存中实现了由自在到自觉的飞跃。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卷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并与之接轨，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深刻反思与积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容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认同发挥基础性、本质性的内部聚合与外部斥异功能，起到核心引领作用的是民族成员自觉而理性的国家政治认同，赋予国家政治整合、一体化建构以合法性，推进民族凝聚力向国家凝聚力的飞跃。国家凝聚力主要反映国民对国家的认识和对自身的责任、义务的认识，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勤奋的工作精神；国民之间的团结精神；各民族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热爱并建设好自己国家的意识。国家凝聚力反映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社会的有机、有效整合，形成向心力、亲和力、感召力。这源于全体国民对政治制度安排、政策决议及其所蕴含价值理念的合法性、科学性、有效性的积极认同和实践参与。由此可知，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是国家凝聚力生成的心理基础。国民对国家政治制度安排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政治信仰、意识形态、价值推崇的自觉认同、归属、服从与效忠，使国家凝聚力得以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更需要增强国家凝聚力。国家凝聚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与灵魂，是现代民族国家存续与发展、民族振兴与强盛的内在驱动力。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促进民族认同，进而产生民族凝聚力。从民族凝聚力到国家凝聚力的提升，这是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发展的过程，国家凝聚力是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具备较强的国家政治认同意涵，但是其基础性层面是民族文化认同，侧重民族团结及其凝聚力的生发。换言之，民族凝聚力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凝聚力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核心目标。国家凝聚力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强调民族文化认同对国家政治认同的固基以及民族凝聚力服务于国家整体的政治功能。国家凝聚力在社会组织、文化建设、物质经济等社会各层面形成的向心力、聚合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提供多维支撑与实体保障。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代表着人们同心协力干事业的强大力量，它既是社会稳定的标志，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从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处淌出的清泉，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展现出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 3.“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有助于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辐射力。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从秦朝到两汉，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从五代十国到辽宋金元，从明清到近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但从未间断，而且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流频度不断增强，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中国成立，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确立和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各民族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民族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更为频繁广泛，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帮助、互相借鉴，共同因素将不断增加，这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融合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基本动力。中央提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延续了历史的传统，符合中华民族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完全符合当代的中国国情。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利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认同，有利于增强包容性，促进民族团结；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取长补短，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加强各民族的交融，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共同性，缩小差异性，有利于增强四个认同，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和国家兴旺发达，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民族交往到民族交流，再到民族交融，是当代民族关系不断提升和深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有机团结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各民族、各地区，体现在历史上更体现在当代。 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民族团结。民族交往有利于民族团结，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是文化涵化的前提，也是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的过程。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和价值观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只有通过民族交往，民族之间才有可能相互认识、认知和理解，才会相互谅解和彼此尊重，才会促进民族关系的协调和整合。在我们国家，凡是民族交往频繁、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民族关系通常就比较和谐，民族之间团结也比较紧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不同地区、民族间的人口双向流动越来越频繁，扩大了民族关系的地理范围，增加了民族间相互了解、学习、合作的机会和领域，从而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密切了民族关系。 民族交流有利于共同发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往往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在接受过程中通过自觉的选择，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加以改造。民族之间接触交往，必然会相互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也就不可能避免。持续的文化接触、交流必然会引起的民族文化的改变。民族交往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提供了条件，而民族交流则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提供了条件。民族交流既包括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也包含文化、宗教、语言和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交流。在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自古至今从未中断。各民族之间自觉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增强了民族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互相间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了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平。 民族交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民族交融则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外部他民族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变迁现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是“交融”，也就是各民族之间共同性或一致性的增强，同时又保留自己的特色。民族交融并不是要消除民族差异，而是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增强共同性，在包容多样、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生共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民族交融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统治中国，都强调尊重差异性和增强共同性。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均主张学习和采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语言文字、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元武宗加封孔子尊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史》卷二十二)，是当时孔子的最高的封号。清朝也同样尊奉儒学和孔子，清顺治二年，世祖福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皇朝通典》卷四十八)。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融推动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融汇贯通，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逐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逐步增多，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有利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兴旺发达。 5.“修齐治平”的共同要求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致广大而尽精微”，“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打铁还要自身硬”，中国要想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具体而言就是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还不高，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牢，就难以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新时代，伴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不断取得实效，中国将会在多个方面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开放的国际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良好外在环境。“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反复强调的对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强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中华民族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既取决于我国的自身努力，也受制于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大背景大气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客观上制约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成效。世界好，中国才能更好，中国好，世界才能更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正是基于这些深刻认识，中国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置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视野之下，谋求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努力创造良好外在环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目标是高度契合、深度融合的，在实践实现过程中是能够密切配合、有机结合的，两者在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了完美统一。因此，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深刻认识、牢牢把握这种相统一，做到统筹兼顾，努力实现两者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更好地融汇于中国责任和世界情怀之中。 二、希圣希贤：企业家儒商气质与中和诚信的内在修养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企业家提出了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等五点希望，他指出：希望大家诚信守法。“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该句出自《孟子·离娄上》。“诚”的观念渊源于《论语》“忠信”思想，即尽心真实之意，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忠信”即“诚”是一种“善德”。孟子以“诚”的观念把“人道”和“天道”连接起来，就赋予“诚”这种本是人的善德以“天道”的根据。《孟子·离娄上》对此有一段全面的论述，即：“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论述的“诚”有诸多前提背景，“获于上”是政治关系，“信于友”是平等的伦理关系，“悦于亲”是基于血缘脐带的亲情关系。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最终的关键是“诚身”，亦即是“明乎善”。因此，“明乎善”也就是作为“人道”的“思诚”观念中基本的指向内容。《中庸》中有一段和《孟子》论述基本相同的文字，可以相互印证发明。如《中庸》所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这段话可以看做对孟子的“至诚能动”观点的发挥与解释。孟子关于“天道”与“人道”、“诚者”与“思诚者”的论述，从道德论的角度为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思维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庸》继承、延伸和丰富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论述“中庸”的性质、特点、功用以及“中庸”是“至德”的成因等方面，做了分析说明。《中庸》在论述“中庸”之为“至德”的时候，把它的伦理思想前提集中表现在开宗明义的三个命题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上。《中庸》开篇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认为：人性本源于天；率性而行就是道；若不能率性而行，则通过教化来使其修道。率性而行而与天道相合，但是有时仅仅率性还不够，还需要作一番“修道”的努力才能合乎天道。“天命之为性”的命题，精辟地揭示了人性存在的内在依据。“天”以“命”的形式，与人的“性”相贯通，从而把人性提升到形而上的本体高度。“天、性、道、教”四个范畴构成了整个儒家的人性思想体系的框架，其核心就是性，精炼地概括了儒家的人生观，阐明了其道德理想、修养途径和哲学基础。“这种心性本体化的内容便超越了孔子自行设定的罕言性命天道的学术边界和思想范围，为儒家中和哲学打开了一片心性天地”[董根洪：《儒家中和哲学通论》，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77页。]。“中庸之道”虽然难以形成和做到，却并不是高不可攀，无法施行的。《中庸》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因此，具有“中庸之德”的君子，从现实的人伦关系出发，从眼前当下做起，从夫妇、家族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开去。“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在一般人的平常的生活中，一样可以构筑其“中庸”的精神世界。 朱熹在《中庸章句》之首引程子的话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巩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得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这里所说的“始”、“中”、“末”，实际上是程子将《中庸》分为三个部分。他虽未对章节作明确划分，但根据《中庸》的内容来看，第一部分，其“始言一理”，乃指的是第一章，这一章乃“一篇之体要”。第二部分，“中散为万事”，是指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前半部分。第三部分，“末复合为一理”，则是指第二十章后半部分至篇末。中庸之道的主题主要体现在第一章中，也即《中庸》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形同绪论，对于天、性、道、教、中、和等概念都有定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一气相承，乃《中庸》一书的纲领所在。言简意赅，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依循着上天赋予人的善良的天性发展下去，就合于中庸之正道了。修好了中庸之道，便可以教化天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之道的修治贯穿于人的一生之中，是“不可须臾离”的。如此，就需要有一种强力进行自我约束，这种精神就是“慎独”。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要诚其意。“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无论任何人，无不具有喜怒哀乐之天性。并且也不能不依天性发抒其情。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中”，为“大本”。由于这个性得之于天道，而不杂于人欲，所以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这个“中”就是性的本色。“发而皆中节”之情谓“和”，谓“达道”。这就揭示了修道的内在目标。“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指出了“致中和”或修道的外在目的。即把自己修成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内外之道的理想人物，达到“致中和”和“万物育焉”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第二部分的内容丰富，主要引用孔子关于中庸的论述。由君子与小人的中庸观不同说起，慨叹中庸之美，行之者却甚少。其中讲到中庸的实践，先由“修身”、而“齐家”，续由“修身”而“治国”、“平天下”。由“修身”而提出“知人”、“知天”。由“知人”又提出“五达道”、“三达德”。《中庸》第二十章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达道”就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基本人际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通过处理这五种关系以达到天下和谐的目的。调节这些关系，靠人的内心美德和智慧，这就是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然后，由“知天”而提出“生知”、“学知”、“困知”以及“安行”、“行”、“勉行”的问题。“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故闻道有早晚，行道有难易，然而能自强而不息，则所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礼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这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天下和谐的九项工作。要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之心，充分体现中庸的理想人格。第三部分，主要论述生个“诚”字。中庸是儒家学说的精髓，而“诚”乃“中庸的精髓”。《中庸》第二十章上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段话朱熹的解释是：“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得行以下之事也。”这里所谓的“诚者”，是指圣人的境界。其实，圣人只是一种理想，圣人之言，就是道，因而圣人是道的人格化。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不是圣人，就做不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就必然要“择善而固执”，才能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达到和。 《中庸》进一步申明君子的修道之目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程子说：“五者废春一，非学也。“《中庸》第二十一章还指出：”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朱熹认为，“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然而无论是圣人，或一般人，无论是有“不勉而中”或“择善而固执”的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诚”字。“诚则无不明”，“明则可以至诚”。《中庸》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分别言圣人之德和君子的一曲之诚。圣人之至诚，乃是将上天赋予的人性，发挥到极致。诚于中而形于外。唯有尽其性者，才能尽人之性，所以至诚的圣人，自然会成为人的表率。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如此，才能赞助天地造化之功，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之功的人，“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与天地并立为三才。但这乃是自诚而明者的事，即圣人之诚。然而，至诚的境界太高，非圣人无法做到，其次可以求一曲之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能化”。曲能有诚的人，积于中而发于外，可以感动变化人心，至诚如神。《中庸》第二十五章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天地音的一切运行，都由诚来推动而完成，所以说，不诚无物。诚能成己成物，然而要想成人成物，必须先要成己，使本身才德俱全，从自己的修养上下功夫。成物则是向外，由内而外，内外配合，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中庸》第二十六章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微，微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这段话的关键乃“诚能无息”，至诚可以完成宇宙、完成人生。《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上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而，无论是天道、人道，都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转，永远不会信息，所以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就会达到一是博厚，一是高明。从天道言，博厚可以载物；从人道言，博厚可以致远。从天道言，高明可以覆物；从道言，高明可以涵容一切。而天下万事万物的变化和成长，都需要时间，所以说，“修久所以成物也”。可见，《中庸》一书乃以“诚”为其重心。 中庸之道具有“弥纶天地之道而与天地准”的气魄，它又是一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的儒家学说，立足于现实，并且具备包容一切和适应各种变化的功能。因此，中庸之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身具有现实性、包容性、普遍性和适应性。《中庸》的理想境界为：“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其德之高，可与天齐。并且在《中庸》中，不只一处表述了这种“配天”的思想，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中庸章句》第二十六章。]等等，圣人与天同体。然而，《中庸》的主要落脚点仍是社会现实问题。如《中庸》第二十章，主要是谈治政的问题。它提出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以及“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的道理。因而，《中庸》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仍是在《中庸》的这一章中，又提出了“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就是着眼于现实，所提出的九项施政大纲。《中庸》第一章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中庸之道以“道不远人”为原则，“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章句》第十三章。]这一点正体现了中庸之道切合现实的精神。钱穆先生说过：《中庸》是从人事而涉及宇宙万物之大真理，大运行。也是立足于现实。中庸之道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同的思想可以同时并存，并且还可以异质互补。《中庸》继承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庸》第三十章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继承了自尧舜以至周文王、武王时期的优秀文化传统，创建了儒家学说。象天地那样广大，可以“持载”万物，包容万物；又象四时交迭而行，日月更代而明；天地间万物同时生长，相容而不相害，小德川流，浸润萌芽，大德敦厚，厚生万物。宇宙是如此和谐，显示了天地的宽宏博大的气象。这无疑是对孔子他创建的儒家学说的赞誉，它可以包容万物，包容天地。中庸之道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其普遍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中庸之道表现在一切事物上。“君子之道，贵而隐”，道的用处广大，无物不具，无物不有，充满了整个宇宙空间。但若追究道的本体，却又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微妙得无法捉摸。其二是说，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可以表现为“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第十二章。]由此可知，中庸之道，上天下地，无不周道。然而它又是从夫妇一伦的生生不息开始，因而它又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在《中庸》中，表述中庸之道普遍性内容的俯拾皆是。如《中庸》二十七章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二十六章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博坦陈配地，高明配天……”。“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中庸之道充满时空，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正是因为中庸之道的普遍存在，对于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而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既然道是不可须臾离的，自然是“道不远人”[《中庸章句》第十三章。]。中庸之道的内涵，既是万物变化的所以然，是是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它存在于万物之中，演变于宇宙时空之间。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总体之道。 中庸之道包含有“执中达权”和“时中”的内容。《论语·子罕篇》载孔子的一段话：“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即是说，可以同他一块求学，未必可以同他一起依道而行；可以同他依道而行，未必可以同他一块通权达变。可见，孔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既要事事依道而行，但又不可拘于常规，随时通权达变的合于道。《中庸》第二章载孔子的话：“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朱熹说，时中乃“随时处中”。这样就把“中”的原则性和“时”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中庸之道的这一物质，可用以指导人们不论时代、地域和各种条件都可以在遵循中道的情况下而加以变通。 《中庸》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融为一体。突出体现在《中庸》所主张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之中。《中庸》第二十章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从《中庸》所重视和推崇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来看，它是以道德的修养为其根本，“为政”是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之上。而修身则以“仁”为出发点，《中庸》对“仁”的解释就是爱人。“亲亲”是指亲其所亲，即孝敬父母，乃是儒家伦理的基础。在《中庸》的这一章中，还提出了“五达德”、“三达道”以及“九经”等内容。把治理天下的九条途径与道德修养直接融为一体，甚至把“修身”、“亲亲”直接作为政治的条目之一。显然，很难将《中庸》所主张的社会伦理思想与政治原则区别开来。 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中和观上。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哲学范畴和具有特殊意义的伦理、政治范畴。并且，中和思想贯穿于儒家的其他伦理思想、政治原则之中。《中庸》第一章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可知，中和乃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人能循此中和原则，推而及之，可以与天地化育同功。中和也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它使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打成一片。 中和，即运用中道，强调求和，运用于社会生活，“礼之用，和为贵。”冯友兰先生说，整个宇宙是一个“和”，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和”。中和是事物内部对立因素的统一，万物因中和而生存发展。中和是一种和谐。儒家就追求普遍和谐，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的身心和谐。普遍和谐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缓解和解决当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智慧和源泉。 中庸之道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以家庭和谐为基础，以“亲亲为大”。由家庭和谐，导向人际友爱和国家的稳定。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和谐，儒家用“仁”和“礼”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主义道德最基本的内涵。处理当今时代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虽然不能简单地运用儒家的思想作为行为准则，但是作为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都存在着与古代相同的东西，如家庭中的血亲关系、夫妻关系，人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等等，因此，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虽古今异势，但仍存在着某些相通的准则。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优秀传统，如仁者爱人、好善而恶恶、礼之用和为贵、真实无妄、孝敬父母、兄友弟恭等等关爱家庭、公忠体国、关心社会和民族的优秀伦理思想，今天我们仍可以借鉴或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社会道德的需要。这就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 “天人合一”是《中庸》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庸》以“中和”作为天地万物之大本，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们要行中和之道，使天地万物繁衍生息。这就是“天地位，万物育”。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把人看作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然对立。中庸之道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同时，又不否认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能动性，但又把这种能动性与对自然规律的尊重结合起来。《中庸》第二十二章就提出了“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人可以辅助自然的变化，利用万物改造自然，达到天人和谐即保持天人平衡的理想境界。这种“天人合人”体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天人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需要有道德的参与。孔子主张以“仁”待人，同时也主张以“仁”待物，《中庸》所谓的“成己”、“成物”，“成己，仁也”。成己是仁，而成物是仁心的爱物。由于有了一体之仁，方能尽物之性。所以《中庸》第三十章说：“万物养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但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来看，由于人的原因，过度对自然的开采与掠夺，造成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生态失衡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日益显见的威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人们对待自然的道德观念发生偏差的结果。中庸之道的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生态伦理观提供了智慧资源。 中庸之道还重视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要达到这一点，主张妥善处理义与利、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利关系就是道德与人的利益与需要之间的关系。儒家并不一般地否定利，但是，他们认为，和利相比较，道德是有更高的价值。为利抑或为义，反映着道德品质、道德境界的高低。儒家以弘扬道德为己任，因而在对正当的利益加以肯定的同时，更强调以道德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欲望。反对非义之利，反对对利欲的放纵和对物质的片面追求。儒家认为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有价值。《中庸》在对待人自身的身心和谐问题上，提出了一个“诚”字，建立起“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人身的修养理论，以使自己达到“从容中道”的圣人。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伦理型文化，以和谐、用中为基调的“中庸”，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精髓。“中庸”是儒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丰富的伦理学和哲学范畴，并且已经渗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庸精神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和平统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执中道，行中庸，致中和，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个人和社会。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其中庸精神的合理内容及实质，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世以来人们对中庸的阐释和认识出现了一系列的误解和误读，有意无意地曲解了中庸之德：有的认为中庸就是做事圆滑、和稀泥，谁也不得罪，当个和事佬，以致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很少把中庸视为美德；有的视中庸为伪君子的饰物，行恶者的盾牌，息事者的借口；有的视中庸为无是非观的乡愿哲学，甚至成了恶行的遮羞布。所以，弘扬中庸精神必须为“中庸之德”正名，从而纠正被扭曲的“中庸之德”，树立中庸的正面形象，更好地发挥中庸之德的社会道德教化作用，促进人人和睦相处，构建和谐社会。中庸精神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也蕴含着潜在的、基础性的平衡器作用，其主旨在于通过修养人性，消除极端情绪和极端行为，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创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1. 企业家儒商气质的关键特征是“致中和”。《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定义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喜怒哀乐”是人感情上的四种表现，这四种表现都都偏于某一方面，不是“中”。但是，当他们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无所偏倚，就叫做“中”。“中”是天下之大本。郑玄说：“中之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由此出也。”[《礼记正义》]人的情感状况与控制过程中，“未发”之情是自然状态的“性”，所以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所以称之为中；已发之情要合乎“度”，才符合“中和”之道。一旦达到“中和”的境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效果。《中庸》认为“中庸之德”是不容易形成，甚至是不容易做到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有所不能焉”。 2. 企业家儒商气质的核心价值是要做到“诚”。“诚”是连接天人之际的道德范畴。《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天道之本然，也就是天道本来的状态；而“诚之”则是人道之当然，也就是人道应当效法天道的本来状态。由此可见，《中庸》的诚分为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诚”是天道，是“天之体”和“天之用”的统一。《中庸》明确提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所谓“不贰”，即始终如一，也就是“诚”；“天之道”即诚者，并不像朱熹所说的“天理之本然”，是一种本体，而是天之“用”，是天地之道运动变化的属性，或者说是一种与天地同存的属性。所以《中庸》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诚又成为宇宙万物的本质，万物是诚的流行发现。《中庸》认为诚是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是沟通天人，连接物我的桥梁。“诚之者”，就是诚于自己，诚于自己的人性，也就是努力求诚，以合于天道，这是一个“择善而固之”的持久过程。《中庸》强调人都可以体认和把握中庸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对善的执著，人的道德修养只能通过人自身的修养来达到。《中庸》认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是生来愚笨柔弱之人也能够做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询问，细心的思考，清楚的辨别，踏实地实行。要有坚强的意志，锲而不舍的精神，突出人为修养的主动性，把知识学问与道德修养统一在人生的全过程。 3.企业家儒商气质强调“慎独”在道德修养中的领先地位。《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的道德情感和信念随时随地深藏于心，不能片刻离开。所以，尤其是在闲居独处而无他人察觉时，更应该时刻警惕谨慎，使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道德的规范。因为，再隐蔽的东西没有不被发现的，再细微的事物没有不暴露出来的，所以君子要“慎其独”。“慎独”作为一种修养方法，又要借助于理性进行自我反省。而“慎独”则要依靠内心信念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注重严格自律，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性。“慎独”和“内省”的道德规则是“五达道”，即《中庸》所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五达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种伦理关系。在五达道之后，《中庸》还提出了“三达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谓达德，就是通行于天下古今的美德。《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学问”。《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从知行两方面，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等，生知安行属于圣人；学知利行属于贤人；困知勉行属于一般人。《中庸》认为人性来源于天命，因而是其本质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禀赋不同，修养方法各有差异。只有终其一生自强不息，才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孔子看来，“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由此可知，“中庸”本质上乃是一个关于“德”的概念，是关乎人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完善的概念。以“至德”来理解中庸，才真正能切中中庸的根本意义。以往讲中庸，往往仅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解，而对孔子“中庸之为德”这一命题未予重视，显然只是抓住了“中庸”一偏而已。《中庸》乃儒家学说的精髓。这部书，本来是小戴《礼记》上的一篇，在南北朝时便把这篇从《礼记》中抽出，并且开始加以注释，发扬。后经宋儒的推崇，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于是《中庸》一书风行开来。《中庸》虽经两千年的历史陶治，但今天读来仍是新的，其内容博大精深，而又无微不至，其大处，“天下莫能载焉”，其微处，“天下莫能破焉”[《中庸》第十二章。]这样的书人人可读，但又不是人人可以读得懂。中庸之道，是人人可知之理，但又不是人人尽知之道。因而这部书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使历代学者都孜孜以求，对中庸进行探微或作出新解。《中庸》的思想同《易经》不一样，《易经》主要讲天道，讲宇宙间的变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大传》第一章，天道是生生不已的动能。《中庸》主要讲人道，而人道又来自天地之道，故《中庸》开篇乃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宇宙间的变易，自然而行，化生万物。而中庸之道，其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人若诚于自己的人性，则可以尽物性而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之“诚”，贯通天人，使天人合一。故《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中庸》的作者把本属于心意的、道德的诚字，推广到天道上去。并指出唯有至诚才能不息，而这不息的精神才能持久，这正是天道的生生不已。然后诚又一线贯通“慎独”、“致中和”、“致曲”、“明善”、“三达德”、“五达道”与“九经”。中庸之道可一言一蔽之，曰：“大哉，圣人之道！” 新时代儒商注重修身慎独，谋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庸》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修身是儒家“内圣”的根本，知人是“外王”的基础，进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要达到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即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首先要搞好自身的道德修养，养仁爱之心，行忠恕之道。《中庸》第十三章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愿，亦勿施于人。”它所倡导的对人如己、推己及人，以求人与人的理解、尊重、信任，也是我们今天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精神与原则。慎独就是“不自欺”（陆九渊），“处世当无愧于心”（袁采）。要时刻反躬自省，“吾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洁身自好，存正祛邪，注重修身养德，增强防腐拒变的“免疫力”。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本领。要勤于学、敏于思，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新时代的儒商要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历练，在实践中增加才干，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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