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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则民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以《论语》中“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表达了对干部任用的态度,同时对领导干部自身的素养提出了相应要求。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谈治国理政时较常引用的一句古语,“举直错诸枉”这句话颇耐人寻味。
    “举直错诸枉”在《论语》中有两处论及。《论语·为政》篇载: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另据《论语·颜渊》篇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这里涉及孔子用人之道中相互关联的三个重要问题:举用什么样的人、如何用人和用人所要达到的效果。
    好直而恶枉,是天下人之常情。为“民服”必“举直”。直者,诚也,内不自欺,外不欺人,不为非道之事,求于仁义之理,合乎君子人格特质,是为政者的重要品质。“正直”是古之王者中“道”精神的体现,此所谓“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正直”是人的生存之道,是立身处世之本。“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人在世上生存要靠正直诚实,与“直”相对的枉曲、虚妄、奸诈之人,尽管也可生存于世,甚或谋得官职,作威作福,但那只是侥幸免于祸害罢了。天下无道之时,枉曲之人,如春秋末期“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的盗跖,作恶多端,尽管“竟以寿终”(《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但最终为人所不齿;而正直之人也会遭受横逆,伯夷、叔齐正直善良却饿死于首阳山上,尽管如此,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乃累世称颂的贤人、善人、真君子、大丈夫。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措得当,则服人心,故应举用正直正派之人为政。鲁君哀公之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贤者有仕者却在下位。哀公苦于群邪秉政,民心厌弃,乃问及晚年孔子。孔子对之以举措之道:将正直者提拔起来,置于枉曲者之上,使贤者得以尽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民众就会心悦诚服;反之民众则会抵触排斥。况且,好直而恶枉,是人之常情。所举之人正直与否,关乎民心向背,直接影响民众的心态和对政令的认同度,进而制约为政之效。“举直错诸枉”,正直者为政,政令得其正则顺应天下之人情常道,合乎民心民意,必然赢得民众的信奉而使从善者如流。相反,若德不配位,“举枉错诸直”,则有悖于天下之人情常道,或图谋私利,或残虐民众,难以使民众心悦诚服。所以只有正直者居上位,统摄枉曲者,其位方正,其政方行,其民方服。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且“不仁者远矣”。子夏高度赞赏孔子“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之论,并认为“举直错诸枉”,能使“不仁者远矣”,即人人皆化而为仁,不见有不仁者。子夏列举历史上选举政治的成功案例:舜选举皋陶,商汤选举伊尹,均在众人中选用贤能者担当治国理政重任,其效果都使枉者直,人皆化为求仁者。“举直错枉”之效可见一斑。适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为政之道在一“正”字,为政者率先垂范,民众自然会归于正道。相反,“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自己偏离正道,就不能使他人正直起来也难以成就仁德。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孔子语,见《大戴礼记·王言》)在朱子看来,“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朱熹《论语集注》)。“举直错枉”,需要有辨识贤才和佞人的大智慧,是智者之能事;“使枉者直”,符合修已安人的仁道精神,是仁者之善举;“举直”则直人、服民、远不仁,是天下治平之要务。如今,孔子“举直错枉”的用人之道,仍具有超越时空的时代价值。“正直”依然是为政者必备的德行品质;为政以德,正人先正已,则是为政者当务之急。为政者唯有持君子之守,养浩然正气,知人善任,选贤与能,任人唯贤,方能举直而直人,举直而服民,举直而远不仁,弊绝而风清,不断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果如此,则民之福祉,国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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