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贽之所以以“异端”的面貌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是由于当时的程朱理学已被道学家们教条化，成为无上的权威，禁锢着人们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李贽要站出来，贬斥这种僵化、教条化的程朱理学，反对那些道学家利用道学说假话、做假事，窃取名利，直指近世学者的弊病。他将自己的书信、杂述结集为《焚书》，又将重新评说中华数千年历史人物的文章结集为《藏书》，将上自孔孟，下至董仲舒、朱熹等人逐一非难，以此告诉人们，不能仅以所谓圣人、圣书为标准去评判事物，而要用自家的立场、独立的眼光去审视。之所以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著作敢于揭露道学家的虚伪，翻千年之旧案，颠倒万古之是非，后果只能有两个，要么被统治者焚烧，要么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李贽的那些看似足以乱道的“异端”思想，只是对正统的道学家而言，而实质上，对于圣教是有益无损的。 在李贽痛斥的道学家中，有一位叫耿定向。二人的结识是在李贽担任南京刑部主事期间。当时南京的六部百司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就几乎成了摆设，因此李贽这一官职颇为清闲，他也正好借此读书交友，求学问道。也是在此时，担任南京督学的耿定向在清凉山上建立了崇正书院，请他的学生焦竑主持书院讲席。李贽与焦竑是好友，故经常往来于书院，从而与耿定向结识。同时，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也来到南京，由于李贽与耿定理在学问和志趣上颇为相投，二人遂成为好友。 辞官姚安后，李贽寄居在位于湖北黄安的友人耿定理家中。在这里，他与耿定理、周思久等友人谈学论道，著书立说，寄情于学术研究。耿定向虽然也是王门人物、何心隐的学生，但官高位尊，思想偏于保守，对名教推崇备至，是位正统的道学家，对李贽的独立思想和狂傲个性多有不满。因此二人时常发生冲突。三年后，耿定理猝然去世。不久，李贽与耿定向反目。耿定向将耿定理的死怪罪在李贽身上，认为是他教坏了耿家的子弟，未能教弟子“以学孔子”。李贽愤怒之下，离开黄安。从此，二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反复互致书信进行辩驳。 耿定向在信中提到，道德是万古不变的，是圣人之所垂示，后人只能依仿圣人，不容改变。纲常名教既是“天则”，也是“心矩”。而李贽在给耿定向写下的一批书信中，表达了在对待纲常名教的问题上与耿定向的严重分歧。他说，圣人不是孔家的专利，“人人皆可以为圣”，连耕稼陶渔之人也不例外，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呢？因此，不能说孔学就是人人必须尊奉的“天则”和“心矩”，不能说纲常名教就是“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样”。他否定传统的权威，把孔子从神坛拉下来，把他还原成人。 在信中，李贽还对耿定向这位道学家的伪善，一一进行揭露。在离开耿家时，李贽给耿定向写了一封《与耿司寇告别》的长信，信中称耿定向为“贼德之乡愿”，这类人谨言慎行，规行矩步，也正是孔子所蔑视的。在题为《答耿司寇》的长信中，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位道学家的言行不一：“你耿定向从早到晚，不是买地收租，盖屋求安，就是读书求官，选风水以福荫子孙。凡此种种，你全都为自己打算，丝毫没有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一开口讲学，则摆出一副别人无不自私自利，唯有自己大公无私的架势。如此看来，你所说的，不一定要做到；而你所做的，又是你不敢讲的。你和圣人所说的‘言顾行，行顾言’的要求并不一致啊！”几句话便撕破了伪道学家的漂亮面纱。 除了与耿定向书信中的辩难，李贽还通过其他方式对耿定向之流的道学家进行辛辣的嘲讽。他在《焚书·赞刘谐》中讲了一个道学先生尊孔的笑话： 有一位道学先生，脚上拖着高底大鞋，甩着长衣袖、系着宽腰带，头戴三纲五常的帽子，身穿人伦的衣服，从故纸堆里捡来一两点破烂货，放在嘴边亲了三四下，便自称是仲尼的正传弟子。 正当他神气活现，招摇过市的时候，碰上了刘谐。刘谐是一个聪明、有见识的读书人，看到这个道学先生的样子，不禁讥笑说：“你这家伙，根本不了解我仲尼兄。” 那道学先生一听，勃然大怒，气得脸色都变了，指着刘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是什么人，竟敢将仲尼称之为‘兄’？” 刘谐大笑不止，说：“哦，怪不得远古时候的圣人整日点着纸烛走路呢，原来是因为当时没有孔丘啊！” 那道学先生顿时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李贽借刘谐之口，很好地讥讽了像耿定向这样迂腐的道学先生。在李贽看来，他们只知道盲目奉孔、尊孔，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所谓尊孔，也不过是人云亦云。就好像矮子看戏，前面被人挡着，看不到台上的戏，却还跟着喝彩，至于戏好在哪里根本不知道。孔学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调整，如果盲从古人，仅仅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则无异于刻舟求剑。那些道学先生墨守子曰诗云，硬要用古人的话压制今人，实在令人生厌。 关于李贽与耿定向的分歧，李贽的朋友周思久一语道破：“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耿定向，号天台；李贽，号卓吾）二人的辩难成为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一部分人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李贽，两者大有水火不容之势。李贽反对纲常名教，抨击假道学，提出圣凡平等的观念，道出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心声。因此，他的思想在年轻官员中间，更多地在民间，产生了广泛共鸣。《焚书》在麻城刻印后，当即抢购一空，轰动大街小巷。《藏书》一经出版，也引起很大轰动。虽然这两部著作遭到统治者的查禁和烧毁，但越禁，传播得越远，人们争相购买他的著作，甚至到了“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的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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