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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让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更大范围内普及和传扬


    
    坐落在曲阜城市中轴线上的孔庙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孔庙东侧,便是以青砖灰瓦建筑为主体的“天下第一家”——孔府。出孔庙,沿神道向南行走不到一公里,孔子研究院赫然矗立。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曾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 2023年9月6日,满头银发的杨朝明在曲阜接受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专访。作为孔子研究院的时任院长,杨朝明对于当时情景记忆犹新。 “当天我从五个方面报告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杨朝明说,“第一个是世界意义,孔子是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的世界级哲学家,他的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孔子思想是整个中国和华夏文明的共同纽带,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第三,孔子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以孔子思想为丰厚的土壤。第四,孔子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治理,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很大意义,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富而后教、修己以敬、义利观、中和,都对治国有影响。第五,孔子思想还有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以及对青少年价值观进行培养的价值。” 在杨朝明看来,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应该从孔子开始;想要更好地了解儒学,则需要“正本清源”。 几十年来,杨朝明专注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工作,在儒家文献与中国早期文明、儒家学术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实践者和推广者,杨朝明通过不同的形式让儒学走进大众。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馆,矗立着一座巨型孔子塑像
    
     总书记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建筑巍峨壮观,古木繁茂参天。千年文脉,以此相传。
    采访杨朝明之前,记者先去了孔府、孔庙、孔林,虽然暑假已过,但到这里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景区里有不少文创商店,最畅销的伴手礼却是两本书:《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这两本书,都是由杨朝明主编。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作为时任院长,杨朝明向总书记介绍了研究院的情况。
    当天,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总书记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孔子家语》《论语》都是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所不同的是,《孔子家语》汇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论,再现了孔子与弟子、时人谈论问题的许多场景,还有经过整理的孔子家世、生平、事迹以及孔子弟子的材料。
    在杨朝明眼中,这两本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表达,因此他选择对两本书进行解读。《论语诠解》从仁者爱人、为人知礼、学以致道、仁义之交、孝悌齐家、处世之道、君子境界7个方面阐述了《论语》的思想精髓及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并对《论语》的很多言论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解读。《孔子家语通解》则是对《孔子家语》的通盘解说。
    杨朝明说,几千年来关于《论语》的解释出现了很多歧义,而歧义的出现多是因为原始资料的丢失。“与《论语》相比,《孔子家语》内容丰富,具体生动,首尾完整。这两本书相互印证,能让我们从整体上构成对孔子、对儒家的理解。”
    《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已数次再版加印,发行量总计已达50余万册,并被翻译成英语、德语、韩语等16种文字,发行到美国、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等10余个国家,已成为海外读者了解儒家文化的重要著作。
    
    孔子研究院
    
     从文献着手,深研孔子和儒学
    
    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杨朝明也坦承,关于孔子和儒家学说的讨论,也从未中断过,但这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
    和一般的文化学者不同,杨朝明的研究路径是从文献着手,考订文献真伪,进而深入文化内核,用他自己的话说,为孔子、为儒学“正本清源”。在这一点上,杨朝明深受老师李学勤的影响。
    1981年,杨朝明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从诞生过水浒英雄传说的山东梁山县来到曲阜,杨朝明开始接触到有关孔子的历史、文化、古迹与典籍。
    大学毕业后,杨朝明考取了本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齐鲁学刊》编辑部工作,负责“历史学”和“孔子与儒学传统文化研究”专栏,对孔子与儒家学说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1996年,杨朝明开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先生为我确定了以‘西周史’为中心的历史与文献研究重点。”杨朝明回忆,当时的研究中涉及很多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如商周时期的继承制度、《尚书·周书》诸篇的次第等,还有很多古籍(如《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都是古代文明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杨朝明从古代文献的重新梳理入手,将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影响孔子儒学形成的重要人物——周公。
    “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李先生指出,‘立新说是创见,破旧说也是创见。’”在老师的鼓励下,杨朝明冲破重重迷雾,细心参验相关资料,完成博士论文《周公事迹综考》。李学勤先生看后,给出了高度评价:“对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有创见的看法,论证详明,无牵强附会之病,尤属可贵。”
    由此,杨朝明对儒学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开始致力于对早期儒家文献、出土简帛文献及儒家学术史的研究,并提出“正本清源”的研究理念。
    “‘正本清源’的目的是要达到充分的文化自知,有了文化自知才能实现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自觉,进而实现文化自强。”在杨朝明看来,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走近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要说透彻传统文化形成的深度、高度,要弄明白“学术的中国”和“理论的中国”,讲清楚“历史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
    
     千场讲座弘扬儒学与传统文化
    
    众多头衔之中,杨朝明最喜欢“老师”这个称号。“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哲学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圣先贤为后人留下的最丰厚的宝贵精神遗产。”杨朝明说,“老师”就是这一精神遗产的传承者、弘扬者。
    
    杨朝明参加央视节目《开讲啦》
    1999年,杨朝明开始在曲阜师范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先后成为该校的博士生导师和儒学学科负责人。如今,他的学生中也出了十几位博导、教授。
    2010年,杨朝明担任孔子研究院院长。在研究院期间,杨朝明非常重视儒学研究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他以中国早期儒学、曲阜儒家碑刻文献、文庙释奠、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等为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他还非常注重学术队伍的建设,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不遗余力。
    2022年,因为年龄原因杨朝明卸任孔子研究院院长一职。此后,他接受山东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为了让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更大范围地得到普及和传扬,杨朝明身体力行,尽自己所能鼓与呼。据不完全统计,杨朝明近年来先后为社会各界开设讲课、讲座超过1000场。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杨朝明在“代表通道”上亮相,分享了自己在孔子故里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心得。
    “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断地去创新形式,让传统文化更好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润物细无声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走进青少年,走进我们生活。”杨朝明说,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师”的心愿。
    
    
    
    
    
     儒学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一份伟大礼物
    
      
    
    
    杨朝明(右)接受专访后与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合影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干
    
    记者: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杨朝明:如果把中华文化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那么儒家文化就是它的主干。这个大树的主干为什么这么粗、这么壮?是因为它的根扎得深扎得牢,在不同时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养分,各民族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特别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孔子及其以后的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继续发展与弘扬传统。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实际就是在表达对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认知。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具体到儒家文化是如何体现的?
    杨朝明: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主干,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儒家文化的特性。比如说,连续性。儒学的创立者是孔子,他的学说影响了他以后的数千年。但孔子也是吸收了他以前数千年的文化,进行总结、集成、发展和提升之后,形成了自己的学说。比如说,创新性。儒家经典《大学》中,解释“大学之道”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谓“日新”就是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皆在表明儒家文化对创新的追求。再比如,包容性。儒家学说的包容性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开放性上。儒家思想是在不断地吸收各种思想成果、对世界不停地进行认识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献
    
    记者:我们注意到,关于儒学典籍,不断有新文献出土,这对儒学研究有什么样的意义?
    杨朝明:研究中国儒家文化和早期文明要想有突破,必须对出土的材料有了解和掌握。早期文献的发现,会打破很多原有成见。比如《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木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英国藏敦煌写本等新文献的面世,直接给《孔子家语》研究带来新契机、新局面,学者也得以重新研究该书。
    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就是把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以地下的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的材料。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献。文献本身的真伪问题、成书年代问题、学派属性,等等,把这些内容弄明白了,才有可能去研究历史。如此,才可能有文化自知,才能形成文化自觉,之后才能树立文化自信、建立文化强国。近40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发现,都要求我们要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理解我国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创造。
    记者:您一直强调对孔子和儒学的“正本清源”,我们究竟该如何去理解儒家传统?
    杨朝明:儒家传统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优秀的传统,当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大家熟悉的“三纲五常”。其中“三纲”本来是指天地法则,但是现在我们一提到就觉得很可怕,这就是对儒家传统的曲解。“纲”是什么呢?是引领。君为臣纲,讲的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这是君为臣纲的本意;父为子纲,是指父母对于子女的引领,养不教父之过;夫为妻纲,是说男人娶了妻子,就有义务去扶持,要有担当。
    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缺少具体语言环境,传统理解很容易让人认为孔子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强调君权与父权。但事实上,我们认为孔子强调的是“正己”,就是每个人在不同位置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个人行为符合自己的身份。
    “正本清源”,就是对儒家学说的形成、特征以及我们应持的态度,作出客观的、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估计,这就是我们要“救出孔夫子”的工作,也是我们研究者的使命。我认为对孔子遗说和儒学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将研究放在中国上古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以前,人们对我国古代尤其是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的水平估计不足,而大量的出土材料已经使原来不少朦胧、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生动起来,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二是要将孔子回归到他所处的时空中去研究。按照“知人论世”原则,让孔子真正回归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结合西周以来鲁国的礼乐传统,结合春秋时期鲁国的文化品格来探索孔子的心灵世界。三是既要克服疑古思潮造成的巨大束缚,也不要盲目信古,充分利用考古新发现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认真比较综合分析,从而补偏救弊,不受既有观念束缚检核既往成果,做到言之有据,无征不信。
    
     经典走向大众,需要有人解读
    
    记者:传承发展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把握什么原则?
    杨朝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反过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也是得益于这一深厚文化的滋养。因此,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要牢牢把握“坚持守正创新”的思想真谛。守正,就是要看清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脉络,把握住儒家思想的精髓,找到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创新,就是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和特质,以大众能接受的方式发扬光大。
    记者:儒家经典该如何走向大众呢?
    杨朝明:儒家经典要真正地走向大众,还需要有人进行解读。这要求我们儒家学者的研究工作既要“登峰”也要“落地”。“登峰”就是要“正本清源”地去了解中华文化,“落地”就是要接地气,要做好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实践者和推广者。
    10年前,在孔子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是对我们全体社科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这些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上深层研究儒家经典的文本、流传等,一个是如何更好地去“落地”。
    记者:目前您正在开展哪些研究工作?
    杨朝明:我正在研究中国历代的《儒林传》。从《史记》开始,历代正史中都设有《儒林传》,记录着儒学的盛衰、儒士的荣辱和儒学的师承源流。如果把正史中的《儒林传》串起来,就是一部官方的儒学史,可以一窥儒学的发展历程。这对我们今天如何传承儒学、发展儒学,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启示。
    记者:推动儒学的研究、普及,四川也做了不少工作。
    杨朝明:不错。从历史看,后蜀广政元年开始的蜀刻石经,是我国古代唯一附有注文的石经,首次全部汇集儒家经典“十三经”,对当时儒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2022年,四川大学编纂的《儒藏》也完成出版,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收书最齐的大型儒学文献丛书,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传承发展。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正是四川乃至中国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另外,从汉代的扬雄开始,每一个时期四川都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儒学学者。这些都为四川做好“两创”工作,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发挥儒学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记者:古代儒家思想是怎样在海外传播并产生影响的?
    杨朝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大约从汉代开始,儒家经典、儒学思想就走出国门,先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17世纪开始,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传到了欧洲。这一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而儒家提倡的人文精神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记者: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儒学对当下全球治理具有哪些方面的价值?
    杨朝明:儒学的天下观念对如何理解世界是一种非常好的思考。儒家认为,天下万物皆有其理,人类社会也应该依照这个理来组织和管理。
    中国的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儒家文化从修身、齐家出发,从家庭里面培养爱和敬,再将这种伦理推演到社会,变成一种政治伦理和世界伦理。有一位英国作家说:“因为有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谐,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国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在世界经济重建中,中国文化应该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儒学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一份伟大礼物。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儒家的先贤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未来,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儒家文化,发挥其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儒者行天下
    
      
    
     “当回首春秋末期的乱世时,我们看到的依稀是一位荒野中的赶路人,一位风雨中的狂歌者。在他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孔子似乎总是痴心不改地追寻着、探索着,他给我们留下了智者的教诲、仁者的训导……”这是杨朝明描绘的一幅孔子“画像”。
    
      
    
     “时隔2500多年,在不少人心中,孔子的形象业已变得模糊。”杨朝明说,他的责任就是告诉大众一个“本来的孔子”。
    
      
    
     采访中,杨朝明一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只有真正理解它、了解它,才能把握它的精髓。只有通过文化自知,才能实现文化自信。
    
      
    
     采访后的第二天,记者旁听了杨朝明的一堂课,课堂上他首先讲的还是为什么要“文化自知”。
    
      
    
     杨朝明的学生房伟告诉我们,这些年老师为推进儒学研究和普及,不断著书立说、编写教材、开坛授课。
    
      
    
     网络上,杨朝明的几位学生,专门为他开辟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儒行杨朝明”。
    
      
    
     何为“儒行”?“‘儒者行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子一样,到各个地方去讲授、推广儒学。不同的是,孔子当时不被人理解,是苦闷的,如今很多人渴望了解孔子和儒学。”
    
      
    
     在杨朝明看来,儒学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包含了我们的价值信念与民族精神。
    
      
    
     传统文化对于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杨朝明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像一条河流,自源头始发,从前天、昨天流到今天,又流向明天。而这条文明之河,则是在一代又一代儒学研究者的守望中传承发展,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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