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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问:如何才称得上是一位君子?孔子这样回答……

中国文化是德型文化,以尊德性著称,道德的提倡和践履贯穿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秉承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主张为政以德,加强道德修养,采用正己正人、推己及人的办法来从根本上达到执政为民、完善吏治的目的。
    “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德治的传统,《尚书·蔡仲之命》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效法上古三代明王,推崇周公之政和敬德保民思想,“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本人也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他毕生所致力于推行的就是文武周公的德政思想。《论语·为政》开篇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有把德政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政权的基础才会牢固。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采取严刑峻法来稳固其统治,对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主张德政与刑法应宽猛相济、德刑相辅,而在理念上还是重德而轻刑。在治国问题上孔子反对刑杀之道,而号召用道德教化民众,使之向善。与外在的威慑和刑杀相比,内在的德性修养更为根本。 在孔子看来,要想国富民强,实现国家大治,就要行德政,行德政就要有仁爱之心,就要做仁者,只有仁者才能爱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人就是行德政,孔子把爱人作为为政之首。“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果执政者爱百姓,为百姓谋福祉,反过来,百姓也会爱执政者,拥护执政者。孟子说得更为尖锐,他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子路问孔子如何才称得上是一位君子,孔子告诉他“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是“修己以安百姓”,如此则可与尧舜相比了。
    “政者正也”的为政之道
    儒家文化把个体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寻求主动性适应的和谐。先贤很早就悟出了这样的道理:靠外界的制约规范个体行为是被动的,而靠内心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主动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内在的正义力量要比外在的制约更有力量。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道德楷模和守节之士,形成了一股与天地参的浩然正气。坚持正义的行政准则,不仅是作为官吏的考核要素,更是对各级从政者道德修养的要求。 执政者应当如何履行职责呢?在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己不正,难以正人,所以作为从政者,首先要正己,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善,是仁。这是天道之大美、人道之终极。对于一个从政者来说,如果能以“正”为从政之要,那就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如果再进一步,能以“仁”为从政的终极关怀,那就可以称得上一个优秀的从政者了。若能以“仁”来驭政,则政通人和。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从政者若能正己,治理国政还有什么困难呢?若连自身都不能正,何以正他人?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可见,正己之重要。那么如何正己呢?孔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在交友方面,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要与正直、诚信、知识渊博的人交往,而远离谄媚、势利、奸佞的小人。在喜好方面,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要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以交了有益的朋友为快乐,而不以骄傲、游荡、宴饮玩乐为快乐。同时孔子告诫我们说,君子有三戒、三畏:“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即年轻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贪。“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即君子有所畏惧,畏惧天命、王公大臣,畏惧圣人之言。孔子还告诫我们“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些都是正己修身以达到仁德的要求,也是从政者在处理政务中要坚持做到的要求。这也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路径相吻合,即首先修己,其后安人、安百姓。 只有从政者做到端正自己,以身作则,国家才会呈现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和谐局面。
    “欲而不贪”的财富观
    孔子不反对追求财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欲富恶贫”是人的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倾向,他考虑到了“欲富恶贫”的人性前提,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孔子不反对个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正当利益,肯定财富“合益”的价值本义,但他更注重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物质财富是满足人之生存、社会之延续所需的条件,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是无限制的,必须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前提必须是正当的利益,即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即“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就是要以义驭利,在财富面前不能为所欲为,要讲德性、讲礼。“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合乎仁德的利益就是正当的,而一己之私利或小集团的局部利益必定不合乎仁德,他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义”“利”作为生命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只有“合义”地得到财富才是他所认可的,君子爱财,必须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若只考虑一己之私利,损公肥私,必将招致很多怨恨,结果只能是“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富贵诚然人之所欲,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作为从政者,必须具备这种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孔子主张以仁义之心节制个人对富贵的私欲,尤其是从政者不可以权谋私、以身发财。他告诫官吏“欲而不贪”,心怀仁德,有仁德的人是不贪权势和财富的。“欲仁而得仁,又焉贪?”《礼记·大学》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即以德从政,以德驭财。“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发展、成就自身,没有仁德的人则利用自己的身心去聚敛财富。如何处理仁德与财富的关系,是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财发身”还是“以身发财”,是判断“仁”与“不仁”的标准。从政者应当常怀律己之心,将财力用于完成自己的事业,而不应当利用自身的地位和权力,把自己沦为追逐财富、谋取私利的工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