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君主如同学外语，重要的是环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1:11:52 《走进孔子》 梁涛 参加讨论
一 正当孟子在齐国得不到发展机会时，他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宋偃王要推行王政了。《孟子·滕文公下》记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慷慨陈词，举商汤、武王为例，声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离开齐国，带着学生兴冲冲地奔赴宋国。然而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孟子到宋国后，没有见到欲行王政的宋偃王，却看到他在王政名义下上演的一出闹剧，这是孟子所始料未及的。不过孟子到宋国之初，还是向宋大夫积极建言，希望能影响到宋偃王。据《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注：xiū，扰乱）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戴不胜，赵岐注：“宋臣。”故知他是宋国大夫。“子欲子之王之善与”的后一个“之”，是动词，前往的意思。孟子说：“你希望你的大王追求善吗？我明确告诉你方法。假如有一位楚国的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齐国话，那么是请齐国人教他呢，还是请楚国人教他呢？”戴不胜说：“当然是找齐国人教他了。”孟子又问：“一个齐国人教他，可是身边都是楚国人，都说楚国话影响他，即使每天用鞭子抽打，逼他学齐国话，也不可能学好。可是如果带他到齐国都城的闹市上住上几年，这时即使每天用鞭子抽打，让他讲楚国话，也不可能讲好了。”孟子用学外语说明环境的重要，可谓形象生动。  孟子研究院孟子像 我是初中开始学外语的，到博士阶段，学了十几年了。但学到的只是哑巴外语，能看、能读，甚至能翻译，而不能说。为什么呢？就是语言环境不好，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原来是学俄语的，自己临时抱佛脚，没有会说的能力，怎么能教好学生呢？后来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待了一年，日常会话没有问题了，但学术报告还不行，必须提前写好发言稿。所以环境对学习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我们如此，西方人也是一样。《读书》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海外汉学家，其中说到：“其学为‘汉学’，其人为‘汉学家’，杰出者如已故费正清先生、李约瑟先生……单听他们那一口流利的汉语……都不得不钦佩他们下的苦功夫。”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看到后，写了一篇《有关汉学家的汉语》，也发表在《读书》上，他说：“李约瑟先生我曾几次见过，还听过他几次讲演，从未听他说过一句汉语。费正清先生我曾去哈佛访问过他，他先是说汉语，但是辞不达意，乃至语不成声，几分钟之后便不得不全部改用英语了。这一辈老汉学家大多是不能讲汉语的，更谈不上‘流利’。即如目前健在的狄百瑞教授已年近八旬，是美国当今汉学家的泰斗了，但从来不讲一句汉语，甚至于来中国开汉学会议，亦只讲英语，再请人译为汉语。”何先生说的是实情，我与史景迁夫妇很熟悉，他们曾邀请我到耶鲁大学访问，史景迁夫人金安平女士是华裔，十几岁时从台湾去的美国，汉语没有问题，但史先生从来不说汉语。由于中美关系的原因，那一代汉学家基本没有来过大陆，没有语言环境，错过了学习汉语的机会。何先生还注意到：“年轻一代的洋人汉学家倒有不少人是汉语流畅了，然而功力恐未必能及老一代的。”年轻一代汉学家有机会来中国留学、访问，有了语言环境，汉语自然流利了。 学习语言如此，学习做人同样如此。孟子话锋一转，点出了主题：“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住在宋王的宫中。如果王宫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宋王还能同谁一起去做坏事呢？如果在王宫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宋王又能同谁一起去做好事呢？一个薛居州，又能把宋王怎么样呢？”薛居州是宋大夫，孟子认为，如果王宫中薛居州这样的好人多了，自然会对宋王产生影响，逐渐地使他也成为好人。可是如果王宫中多数不是薛居州这样的人，而是奸佞小人，那么宋王必然会向坏的方面发展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已经意识到，国家治理首先在于规范、引导王权，如果不能对王权进行约束，政治很容易会误入歧途。但是孟子约束王权，不是靠制度，而是靠士人的劝谏、教导。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不仅品质高尚，而且居于高位，能接近君王，并得到其信任，只有他们才有可能纠正国君的错误。所以对于一个士人，就要积极出仕，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进而实现其得君行道、“格君心之非”的理想。孟子主张约束王权，有其积极意义，但具体方法则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实中也很难行得通。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对王权进行限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能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道路。限制王权，要么依靠贵族的力量，如英国颁布《大宪章》；要么依靠市民的力量，如法国进行大革命，经过斗争，使不同社会力量彼此达到平衡，最终实现民主、法治。但是从孔孟开始，儒家走上了一条通过出仕推行政治理想的道路，他们所代表的士人阶层，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是依附于王权之上，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向君王劝谏、尽忠而已，而无法从根本上对王权进行规范和限制。相反，到了近代，随着帝制的垮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学魂不附体，成了游魂。这说明儒家不但没有实现对王权的规范和限制，而且王权一旦消亡，儒家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儒学重视教化，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社会环境，进而教化君主，用文化影响政治，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但文化可以影响政治，政治同样可以影响文化，特别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一旦发起疯来，对社会、文化的伤害更大。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学，必须认真思考、面对的问题。儒学要重新发展，必须要经历一次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二 孟子虽然对宋偃王已产生疑虑，但还是希望宋国的政治能够向好的方面发展。他看到宋国的税收较高，对商人盘剥较多，便提议实行十分抽一的田税，免除关卡和市场的征税。可是此时的宋国正在积极备战，只担心收的税少，哪能听见孟子的建议呢？于是派大夫戴盈之应付道：“您的建议今年还办不到，请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彻底实行，怎么样？”面对这种狡辩，孟子没有据理力争，而是讲了一个偷鸡贼的故事，对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假如有个人每天偷邻居家一只鸡，有人告诉他：‘这不是君子的作为。’那人却说：‘请允许我少偷一些，每月只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就不再偷了。’如果知道这件事不符合道义，就应该尽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参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宋国时，还结识一位叫勾践的宋国人，此人与越王勾践同名，却热衷于游说君王。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许多士人都将游说当作进身的阶梯。宋偃王提出行王政后，引得天下士人纷纷前来，想通过游说君王获得一官半职，捞取实惠好处。勾践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也跃跃欲试，想一展身手。孟子认可游说诸侯吗？当然认可。孟子一生像他崇拜的孔子一样奔走于各国，就是在游说诸侯。但孟子瞧不起那些利禄之徒，认为游说诸侯不应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应宣传拯世济民的思想主张，所以一定要有更高的人生志向。孟子对勾践说：“听说你喜欢游说君王，我告诉你游说应该遵循的原则吧。别人理解我，我安然自得；别人不理解我，我依然安然自得。”宋勾践问：“怎样才能安然自得呢？”孟子的回答非常有名，我们引在下面：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嚣嚣”，赵岐注：“自得无欲之貌。”指安然自得的样子。孟子说：“尊崇德，爱好义，就能安然自得了。因此，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义，显达时不背离道。穷困时不失去义，士人就能保持住自己的操守；得志时不背离道，百姓就不会失望。古时候的人，得志时，恩泽广施百姓；不得志时，修身立于世。穷困时，独善自身；显达时，兼善天下。”所以对于士人而言，重要的是要有“尊德乐义”的信念和理想，这样才能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为什么有些士人、知识分子会不顾廉耻，出卖人格，在统治者面前摇尾乞怜，甚至成为其帮凶呢？一是不甘贫穷，二是难耐寂寞。读书人本来就聪明，比他人付出的又多，对自己的期望自然也高，可是一旦其学说不被社会所认可，穷困落魄而不被人所知，便会心理失衡，怨天尤人，感叹社会不公。如果没有超越的精神信仰，就很容易丧失原则，揣摩逢迎，靠出卖良知换取荣华富贵。一旦获得高位，又会身不由己，患得患失，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来。孔子当年就注意到士人的这一弱点，提出“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个人的穷达祸福是由外在的命运决定的，不必怨天尤人，只要努力为学，真诚地完善自己，就可以被天所理解。即使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理解我，还有天会理解我。世无人知，唯天知之。在孔子那里，天是超越的价值源头。有了对于天命的信仰，君子就可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周易·大过·象》），“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周易·乾·文言》）。真正的君子要学会与世俗保持距离，不被世俗认可也不内心苦闷。所以人是要有精神信仰的，没有精神信仰，便很难具有超越世俗的勇气。在孟子这里，这种精神信仰就是道，就是义。以道义为原则，以行道为目的，这样才能超越世俗，达观地对待个人的现实际遇，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不失义”就是要“独善其身”，“不离道”就是要“兼善天下”。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来成为传统社会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也是我们现今做人的基本原则。  《孟子》书影 三 孟子因为听说宋偃王要行王政，便兴冲冲地来到宋国，结果发现是一场误会。前面说过，孟子不反对诸侯称王，但主张应行仁政而称王，所以在孟子那里，王政就等同于仁政。《孟子》一书中，“王政”共出现五次，均是就仁政而言。但宋偃王称王是真，行仁政则是假，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他不仅不行仁政，反而行暴政，是想通过暴政、霸道而称王。宋偃王姓戴，名偃，是宋辟公的儿子、剔成君的弟弟，但他赶跑了哥哥，夺取了王位。典籍中也称他为宋君偃、宋康王、宋献王。据学者考证，这是因为戴偃是宋国的末代国君，没有正式谥号，故后人对他有不同的称谓。宋国是小国，又处于齐、魏、楚等强国的夹击之中，本应低调自处，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机会。无奈戴偃是一个野心极强的人物，他相貌伟岸，“面有神光，力能屈铁伸钩”（《东周列国志》），即位不久即自称为王（前328），此时距齐威王、梁惠王的徐州相王（前334）仅六年，秦、韩、燕、赵等国尚未称王，如此高调行事显然是不明智的，容易引起诸侯的嫉恨，成为众矢之的。但宋君偃不管不顾，只想与诸侯一争高下。当时宋国都城城角上的小鸟孵出一只大鸟，宋偃王让太史占卜，太史说：“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小鸟生出大鸟，预示宋国必能称霸天下。宋偃王大喜过望，于是出兵灭掉滕国，又攻取了齐国薛邑，夺取淮北的土地。（参见《战国策·宋卫策》）由于当时五国合纵伐秦，中原一带空虚，无暇顾及宋国，使其有机可趁，但宋偃王错误地认为是诸侯惧怕自己，于是又向一直压制宋国的齐、楚、魏发起进攻，夺取了不少土地。一些明智的大臣担心引来诸侯的报复，劝其不可滥用武力。但此时的宋偃王已极度膨胀，听不进任何意见，对进谏者一律射杀。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用皮袋盛血，悬挂在高处，用弓箭去射，称为“射天”。他用鞭子抽打土地，砍掉土神、谷神的神位，一把火将其烧掉，表示自己已经可以降服天下鬼神，人类更不在话下。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他剖开驼背人的背，砍断早晨过河人的腿，使百姓人人自危，不敢再反对自己。（参见《战国策·宋卫策》）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宋偃王终于遭到诸侯的报复，人们称其为“桀宋”，说“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史记·宋微子世家》）。齐湣王十五年（前286），齐出兵灭宋，瓜分了宋地，宋至此灭亡。清代学者如周广业等人，注意到《孟子》与其他史书中宋偃王的形象有所不同，《孟子》中的宋偃王有行仁政的愿望，而《史记》《战国策》中的宋偃王是一个荒淫暴虐、类似于桀纣的昏君，二者反差很大，于是认为史书可能存在污名化，历史中的宋偃王可能没有如此不堪。虽然史书的夸张、失真普遍存在，但这种看法显然是误读了《孟子》。如前所述，宋偃王关心的不是仁政，而是称王，其所谓王政是称王之政，而不是王者之政，虽然不排除可能推行一些仁政来沽名钓誉，但其主要目的则是称王。宋是殷商之后，在诸强争雄的战国时代，却想恢复殷商的王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其走向穷兵黩武，最后身死国灭，乃是必然。孟子曾设想通过朝廷大臣来约束、影响宋王，但实际情况是，宋王控制、左右了身边的大臣，当其杀伐决断、一意孤行时，即使多几个薛居州，也是奈何他不得的。孟子想通过环境影响君王，只是当时条件下可以想到的方案，因为思想家也是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的。  《战国策》书影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孟子主张性善，当他面对宋偃王这样的暴君时，又该做何解释呢？当然，孟子可以说，即使残暴如宋偃王者也是有善性的，只是个人的欲望、野心“陷溺其心”，使其丢失了本有的善性而已。但是一个思想家如果不敢正视、面对人性中的恶，其性善主张必然是缺乏深度和解释力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宋偃王荒淫、无耻的桀纣之行，显然是不能仅用“陷溺其心”来解释的，所以孟子“道性善”虽然对于儒学乃至中华文化贡献很大，但其理论是不完备的。我们研读经典，学习孟子的思想，还要考虑其他的学说，比如荀子的性恶心善论，统合孟荀，进而对儒家人性论做出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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