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以儒融佛与调停朱陆之说评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5:10:32 中国少年国学院 佚名 参加讨论
二 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 马一浮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之说，既是宋明思想的延伸，也是对宋明思想的超越。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哲学问题;而那个时代的哲学问题，却又不是那个时代里可以解决的。宋明儒学问题的解决，同样不是宋明的时代可以完成。无论是我们将王阳明看作是朱陆矛盾的总结，还是将王船山看作是整个宋明时代儒学的终结，③ 都只是说他们试图对他们时代的问题做出过总结，而不是说他们完成了这个总结。当然，不仅王船山甚至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清初的学者都不能说完成了对于宋明儒学的总结，整个有清一代都不能这样说。某种程度上，中国晚清的学术是汉代儒学的复燃，但并非终结了宋明儒学。汉宋学术之争，可以说是作为古代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儒学内部的最大纷争，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术发展，差不多就在汉宋之间流转了一回。这个大的时代不结束，汉宋学术之间的流转是不会结束的。不过现代新儒学的情况不同，尽管现代新儒家自认为是宋明儒学的接续，但是他们的学术已经不再是宋明儒学的简单回归，亦不能看作是宋学的复燃或新宋学的兴起，因为时代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汉宋学术之间流转的时空条件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有些观点将现代新儒学看作是新宋学，并不确切。马一浮的思想，虽然与熊十力的思想一样，在内容上，也可以说是承继了宋明儒学的余绪，但是，他们毕竟是新时代的儒家，其思想有其鲜明的新时代的特点。当然，马一浮以及熊十力的思想在理论的内容上，还不能给人们较多的新的东西，这一方面与现代新儒家以承接传统的宗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主要还由于马、熊只是现代新儒学的初创者，他们还来不及创造出新的东西，不能够像第二代现代新儒家那样，在时间方面有更充分的主客观条件的预备，从容地往传统儒学里面随心所欲添加各种新的内容。 马一浮的思想在现代新儒学里面，是最为传统的。他的思想上的新时代特点，主要不是体现在内容上，而是较多地体现在思想方法和思想态度上。正是在这一方面，马一浮与宋明儒学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首先，马一浮在对待儒佛的思想关系上，是跳出了宋明儒学划定的儒佛壁垒的。马一浮一生在佛学上用力甚深，因此他的佛学修养今世学者少有能及。他精通中土佛学渐、顿、圆、空、有各教，诸凡中观、般若、法华、楞伽、大乘等佛典如数家珍，用之信手拈来。尤其对《大乘起信论》最有心得，对于华严、天台的思想，亦有精深独到的体会和理解。在马一浮的著作里，用佛家的话来阐解儒家思想的例子随处可见。以佛证儒可以说是马一浮思想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马一浮以佛证儒，同时也即是融佛入儒。在这个问题上，马一浮的思想虽然看上去不能完全摆脱宋明儒学所坚持的儒学的道统观念，但是，仔细分析起来，马一浮的道统观念与宋明儒学的道统观念还是有实质性差异的。宋明儒学的道统观坚持的是儒学在儒、佛、道三教中的正统地位，而马一浮则更多强调的是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代表，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道统，可以说是整个现代新儒家都坚持的道统，它与宋明儒学坚持的那个道统有密切的承继关系，但却又不是一回事。在对待儒佛道三教思想的态度上，马一浮实际上是没有宋明儒学那样的道统观念的，他注重的只是思想的真理性。在马一浮，儒学之所以能够统摄一切学术，包括统摄佛学，主要是因为儒学所包含的义理，与儒学的正统身份无关。当然，这个身份也早已随着辛亥革命而消失。因此，马一浮能够更为客观地对待佛学。如他对于孔子、孟子、释迦、达摩等儒、佛圣人，能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于道家的创始人老、庄，也是如此。甚至对于西方的圣人，同样如此。对于佛学思想，马一浮能够比较客观地评判佛学的得失，不以其失，掩其所得。如他说： 佛氏言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说缘生。缘生之法，生则有灭，生唯缘生，灭唯缘灭。故彼之言生乃仗缘托境，无自体性。《易》之言生则唯是实理，故不可以生为幻。此与佛氏显然不同。然不常、不断义则甚谛，故不得遗之。……佛氏实能见性，然其说生多是遮诠，故不可尽用，《易》教唯用表诠，不用遮诠。学者当知，遮则以生为过咎，表则显其唯是一真也。[2] 马一浮一直认为，佛学见性，与儒学没有不同。佛氏的问题只是在于以生(灭)为幻，这一点与儒家易教扞格。不过，马一浮也称赞佛氏说不常、不断有其过人之处，儒家应该吸纳，不可遗弃。马一浮自己亦多处以佛氏的常、断二义来证解儒家哲学的不易、变易。又如马一浮对于张载的思想十分推崇，泰和讲座首先拈出张载“四句教”作为讲学的宗旨。但是对于张载辟佛，并不盲从，有同意处，也有批评处。他说：“横渠辟佛氏，以山河大地为病，程子正指此说，此横渠说道理大头脑处。至于一切不用佛语，却未必然。”[3] 马一浮著作里面引佛证儒、评论儒佛的地方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从前面的一些分析中可以看出，马一浮对于释迦、达摩较之对于老庄有更多的认同感。如他说老庄只是破相，儒家则是显性，而以佛氏的“会相归性”来证儒家的显性。不过这并不表明他看轻老庄，只是强调儒家明心见性之重要。实际上，马一浮认为儒家哲学的终极价值目标是要人显发自性，因此，最关键的不是认同儒、佛、老庄，而是要自觉自证，自己做主： 儒、佛、老庄，等是闲名;生没真常，具为赘说。达本则一性无亏，语用则千差竞起。随处作主，岂假安排。遇缘即宗，不妨施设。若乃得之象外，自能应乎寰中。故见立则矫乱纷陈，法空则异同具眠矣。[4] (P695) 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做主，不假手他人的安排，则论什么儒、佛、老庄，说什么三教异同，都只不过是说闲话而已。马一浮这样的思想，不仅真正体现了儒家易简思想的精髓，而且事实上已经将宋明儒学未能最后逾越的儒佛壁垒完全扫空，确实体现出现代的思想态度和观念色彩。 其次，在对待朱陆异同的问题上，马一浮的观念和思想态度也是如此。马一浮的思想与浙东学术的渊源很深。尤其是杨慈湖和王阳明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在马一浮的著作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对于慈湖的主静，阳明的知行合一，马一浮赞不绝口，如他曾经说：“成己，仁也;成物，智也。物我不二，仁智相成，在儒方为尽性，在佛氏谓之成佛。故至诚者合仁与智为一体，佛者和文殊、普贤为一人。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见得此意。”[4] (P385)不过马一浮在朱陆的分歧上，并无偏向，而是提出调停之说，认为程、朱、陆、王各自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因为第一，从义理上讲，朱子释格物为穷理，阳明以致良知为格物，他们的看法只有渐、顿之分别，并无实质之差异，都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程朱的“道问学”与陆王的“尊德性”，归根结底，只是途辙各异，而最终的目的相同，因而是殊途同归的。儒家易简的思想实质即是认为易之运动，是由不易而变易，由变易而不易，由一本而化万殊，由万殊而归一本。在佛家，这叫做“一心开二门”，“以一法界总收一切法，”“出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4] (P694)所以朱陆之分别，恰如《大学》与《中庸》之分别，是程朱取渐，陆王从顿，而“《大学》摄终，《中庸》兼顿，合即成圆。”这也这是儒佛之间的分别。而这些分别，在儒家，却是可以为“易教所摄”，最终是圆融无碍的。因此，如能以易教的观点看待这些分别，庶几“诤难可消，醍醐不失。”[4] (P695)第二，儒学的义理之学，本质上就是反对讲宗派、立门户的。马一浮说： 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所谓同人于宗，“吝”道也。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功夫。若能见地透彻，自然无碍矣。[4] (P766) 先圣先儒先贤之所以思想观点不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针对当时的问题而说，这在佛家又叫做“对治悉檀”，是对诊下药。因此，如果坚持儒家的义理，那么一切分别便不存在。不仅朱陆如此，儒佛如此，而且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也都可以作如是观。所以马一浮极其鲜明地表示了他的观点：“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4] (P766) “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这是何等的大气，何等的学术胸襟和雅量!马一浮这里表示的不仅仅是要跨越两千年汉宋之争以及数百年朱陆纷争的藩篱，破除历史上的一切宗派门户之见，而且表示的是他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看法，以及关于现代儒学重建或复兴的根本性态度。从他的这种看法及态度我们可以结论：第一，马一浮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十分传统，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甚至朱王的思想，却是超越历史的及非常现代的。马一浮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儒学的现代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摆脱历史的种种纠葛，放下历史的种种包袱，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这就表明不仅儒学本身的发展需要超越历史，人们对于儒学的态度和看法也要超越历史。第二，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就是把握一个非常简单易行而又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那就是“体究自性”。“体究自性”，即是理气，也是体用，更是知行。如果人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不仅儒学复兴目标可期，人类的康济之途也就不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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