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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称他安分守己,却不被胡适欣赏?(2)


    成了清华的曾国藩
    冯友兰回国后,谋职颇不顺,只能在刚成立的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当教授。
    1925年9月,冯友兰给胡适写信,说:“近见报载教育部将设国立编译馆,未知果能办成否……若有机会,甚望先生为图之也。”信末落款为“学生冯友兰鞠躬”,可谓谦恭已极,但胡适似乎并未帮忙。
    推测原因有二:首先,求胡适谋职的人太多,他与冯友兰并无深交;其次,冯友兰口吃,胡适认为他英文糟糕。
    此后几年,冯友兰均漂泊不定。
    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入京,蒋介石派他的秘书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同年9月,冯友兰被清华大学聘用,冯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此后他长期在清华,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
    当时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均靠外资,故教员能按时领到工资,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做学问,是令人向往的职位。此前冯友兰已在燕京大学任教,但他嫌弃“教会学校(指燕京大学)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国人办的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的不同”。
    在清华,冯友兰展现出善于处事的长处。1930年,清华学生发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罗的亲信杨振声、张广舆等纷纷离去,冯友兰却扛过了“倒冯”风潮,此后梅贻琦当校长,冯友兰又成了梅的亲信,冯友兰也被人戏称为“清华的曾国藩”。
    被鲁迅称为“安分守己”
    1930年,冯友兰将刚完成的《中国哲学史》送给胡适,胡很快回信,对《老子》写作时间这一问题提出异议。
    冯友兰认为《论语》早于《老子》,因为:首先,“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其次,“《老子》非问答体”;其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认为这三点均不能算是证据(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胡适的说法是正确的)。
    冯友兰撰文公开回应胡适,对于第三点,竟称“我是引用傅孟真(傅斯年)先生说”,胡适认为冯这是“丐辞”。
    对于胡的质疑,冯友兰再度公开答复:“我并非考据家……我的贡献就是指出现在所有证《老子》一书晚出的证据,若一一看起来,都是不充分的证据。但合起来,却是很强有力的证据。”此辩法已近乎无聊。
    1930年后,冯友兰学术成绩不断,他在清华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为梅贻琦、叶企孙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胡适此前因《中国哲学史大纲》闻名,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后来居上,令二人关系微妙。
    1934年,冯友兰到英国讲学,经法国、瑞士、德国后到苏联访问,最后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国际哲学会议。回国后,冯友兰突被何应钦部下特务捕去,原来特务们得报告称有中共代表赴俄,带回重要信息,误认为冯友兰就是中共代表。经清华校方斡旋,第二天将冯放回,何应钦并电令相关人员道歉。
    一个多月后,鲁迅在给友人信中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联大校歌究竟是谁写的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由于清华实力最强(1937年时,联大全校共有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南开只有20人,清华占教师总人数的50%),故冯友兰出任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联大当时矛盾重重,学生在搬进新宿舍后不久,三位校长巡视,蒋梦麟认为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说学生应该接受锻炼,蒋反驳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则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蒋梦麟曾给胡适写信:“有时不免痛责兄(指胡适)与雪艇(王世杰)、孟真(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我发狠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冯友兰曾将联大形容为旧社会大家庭,下面各房都有私房,却都靠着大家长活。冯友兰等人艰难维持局面,体现出教育家的风采。
    北大文科不甘心被清华压制,罗常培等人多次写信邀请胡适回国重振北大,胡适未予回应。此时冯友兰亦出言不慎,一次有人拿论文《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请教冯友兰,冯说这个题目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指胡适)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冯甚至在课堂上也公开这样说。
    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还是联大校歌的词作者,此前人们多误认为是罗庸,但据《朱自清日记》,1938年10月30日,校歌委员会接受了罗庸所写歌词,可到1939年6月14日,校歌委员会又决定改用冯友兰写的歌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