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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教给孩子什么(2)


    在职业道德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的是读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读书归趋问题总是遭到近、现代某些人的深度曲解,以为古代读书人只能拼挤于一条“应试做官”的独木桥。对此,南宋哲学家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稀罕”。他认为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目的,这样至少能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举应试,也有利于“事君临民”。明代进士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说:“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明代大儒高攀龙在《家训》中说得很直率:“吾人立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清初学者孙奇逢说得更加明了:“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清末花隐老人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人的从业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滋养之功。古代家教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力图使读书的子弟践行一种学以致用的人生哲学。 
    虽然古代家教把读书做人视为第一要务,但同样也把子弟在应举进仕方面的成功视为一件光宗耀祖的盛事,只是子弟无论获得何等重权显位,家教依然没有放弃和放松对他们的监管和权威。宋代进士袁采在《袁氏家范》提出:“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唐代崔元炜的母亲说:如果听说在外面做官的儿子生活过得很清苦,就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在外面过得裘马轻肥、生活奢侈,就是“坏消息”;她正告儿子做官如果“不务清洁,无以戴天覆地”。这说明为官清廉与否,不仅事关社会的祸福,也波及家庭的荣辱,这是从“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中产生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通过家教口传身授、世代传承和发扬光大,已经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
    中国古代创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来承担,直接把家庭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及人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道德教化的组织机构。《三字经》中提出的“子不教,父之过”,就是社会向家庭分摊教化任务的明证。古代家教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全社会推行道德教化的家庭责任制。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