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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价值观念述略


    作者:郑万耕
    《易传》是对《易经》所作的解释。通过对卦爻象、卦爻辞以及筮法体例的解说,探讨《周易》原理,从而将《周易》升华为一部讲宇宙与人生根本原理的书,成为战国时期的一大哲学思潮。《易传》提出了许多义蕴精湛的哲学命题和思想,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阐述。本文拟就其价值观念作一粗浅分析,希望得到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一、保合太和
    “保合太和”是《易传》提出的最高价值理想。
    其《彖传》开篇就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对乾卦卦辞所作的解释。根据朱伯崑先生的研究,这种解释包括两套语言:一是讲筮法,即解乾卦之象和卦辞;一是表达作者的世界观①。其筮法语言,这里暂且不论。就其哲学意义说,意谓:伟大呀,乾元,使万物赖之以创始化生,并且统贯于天道变化的整个过程。这是对“元”的解释。下文“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是说,如同云行雨降,滋育万物,流动而成形,故其德为“亨通”。“大明”指日,“六位”,一说谓上下四方。是说,如同太阳有出有入,六位由此而成,并且因时而乘六龙驾御于天空。这也是对乾卦“元亨”之德的进一步解释。下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则是对“利贞”的解释。“乾道”即天道,指天时气候变化的法则。“保合”即保全。“大和”即太和,指最高的和谐状态。意思是说,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万物因而具有各自的禀赋,成就各自的品性;能够保全天时节气的变化极其和谐,风调雨顺,则万物皆受其利而归于正,这也就是乾卦所谓的“利贞”。如果具备以上所说的“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就可以促使万物繁庶,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所以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可以看出,这是以“保合太和”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理想。这与《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是一致的。
    《易传》所提出的“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就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说,《易传》提出了“与天地合德”说。《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意思是说,圣人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其德行就可以与天地、日月、四时的变化相一致。先于天时而行动,对自然加以引导开发,自然的变化也加以顺从;于天时变化既已发生之后而行动,又注意适应。这就是“与天地合其德”,即与自然相协调。其所谓“顺天休命”,“应天时行”,亦是此意。就人与人的和谐说,《易传》又提出了“天下和平”说。咸卦《彖传》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象传》则讲“君子以容民畜众”(师卦),“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卦);又云:“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交相爱也”(家人卦)。《系辞传》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能做到同心同德,家人和谐,“正家而天下定矣”。就人自身的和谐而言,《易传》则提出了“崇德利用”思想。《系辞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义”即义理,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如《说卦传》所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即是说,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深刻理解其神妙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器用,身有所安,也即改善物质生活,是为了提高道德境界。除此之外,皆不必追求。而穷尽事物变化的道理,就是最高的德行。照此所说,是认为,改善物质生活与提高精神境界,是人类生活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不能有所偏废。所以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广业也。”(《系辞传》)崇德广业,身心和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如豫卦《彖传》所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朱子《周易本义》注曰:“雷出地奋,和之至也。”照朱熹所说,雷出地奋,作乐崇德,天人协恰,就是最佳的和谐状态。
    然而,要达到此种最高的和谐状态,《易传》所强调的是“保合”。就人效法天道的层面而言,这里似乎隐含着一种观念,即通过人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全,不断地进行调控,使之得以长久保持,从而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和平”的“和之至”的局面。正如泰卦《象传》所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裁成”即加以裁制完成。“辅相”即遵循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以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使自然与人类相互谐调,共同发展。屯卦《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即象治理乱丝一样,理出头绪,使之由混乱无序变为有条不紊。裁成、辅相、经纶也即“保合”,都是强调只有通过人为的努力,方可达到最高的和谐状态。
    当然,《易传》所提出的“太和”价值理想,并不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也不是无原则的混同。相反,它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事物既存在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存在对立斗争的一面,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矛盾、对立、斗争、冲突的一面往往更令人触目惊心。所以,《易传》将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加以概括;并强调“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即阴阳,认为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完全是由于其本身存在的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甚至,“阴疑(拟)于阳必战”(《文言传》),阴阳相争,两败俱伤。也就是说,当阴阳两种势力相互配置得当,协调相济,形成一种优化组合,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从而使事物得以亨通;相反,如果配置不当,阴阳失调,刚柔乖异,就会使和谐的局面受到破坏,以至于发生冲突,从而使事物阻塞不通而出现危机。因此,《易传》要求圣贤君子,既要处理好同中之异,“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卦《象传》),和而不同;又要妥善处理异中之同,此即《彖传》所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总之,要以“保合太和”,使阴阳两种势力保持最佳的和谐状态成为其价值理想。
    《易传》所提出的“太和”理想,受到历代易学家们的重视和阐扬。帛书《易传》认为阴阳各有其长,各有其失,不可“亢龙”太过,“恒动不中”,“久静不动”,而主张“柔而反于方”,“刚而能让”,“知毋过数而务柔和”。只有“天地相衡,气味相取,阴阳流井,刚柔成□”,方能达到“和之至”的状态(《衷》)。宋代张载以阴阳二气的气化过程处于高度和谐的最佳境地为“太和”,并以《太和》作为其《正蒙》的首篇之作;明末王夫之则以阴阳二气相互吸引,不相悖害,浑沦无间,融为一体为“太和”,此即所谓:“阴阳异撰,而其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也。”(《张子正蒙注·太和》)强调“仇必和而解”(《正蒙》),“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周易外传·说卦》),认为只有和顺,才能继善成性,和顺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这样,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和谐”就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天地之大德曰生
    在《易传》看来,天地自然或宇宙的价值在于化生万物。此即《系辞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生”。生生不息,日日更新,不断有所创造,这才是天地最大的德行,方称得上“变易”,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传》)。惟其如此,方能富有一切。《易传》十分重视天地生化万物的功能,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如《系辞传》说:“天地絪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说:“夫乾,其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大生”,是说浑沦无所不包;“广生”,是说广阔无所不受。这里从乾坤两卦讲到配天地、四时,就其哲学意义说,也是赞扬天地自然生生造化之功。《文言传》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彖传》亦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解卦)“天地相遇,品物咸彰”(姤卦)。无一不是赞美天地化生万物,使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价值。
    到得宋代,道学家们将天地生成万物的价值观念推崇到了极致。周敦颐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命题,悟出了自然的生意,“观天地生物气象”;程明道则由此“欲常见造化生意”,明言“天只是以生为道”;邵雍则从中悟到了“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张载则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观念,从本体论的高度作了论证:“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复于地中,却是生物。”(《横渠易说·复卦》)有此“天地之心”作为生化万物的本体,方有生生不已,大化流行,而又生机盎然的整个世界。不仅如此,张载还拈出一个“仁”字,以“天地之仁”来界定此“惟是生物”的天地之心。此即所谓:“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经学理窟》)朱熹对此尤为赞赏,认为“横渠谓‘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此数句,是从赤心片片说出来,荀扬岂能到!”并特别强调“千万记取此(仁字)是个话头”(《朱子语类》卷98)。这样,既确立了天地生物之心的本体地位,又凸显了其人文价值,这是张载对易学价值观念,乃至对宋明理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所以,朱熹又进一步发挥张载此论说:“天地所以运行不息者,做个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于春,长于夏,至秋万物咸遂,如收敛结实,是渐欲离其本之时也。及其成,则物之成实者各具生理,所谓‘硕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继其生,而物之归根复命,犹自若也。如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斯可见矣。”(《朱子语类》卷71)“生理”即“生生之理”。此以生理解释“天地之心”,为天地生物之本,进一步确证了天地“只是生物而已”的价值本体。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传》所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价值观念,其影响是多么的深刻而广远。
    三、顺天应人,化成天下
    “顺天应人”,“化成天下”,是《易传》关于圣王价值的高度概括。
    革卦《彖传》曰:“革,水火相息。……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上兑为泽为水,下卦为离为火,水壮则火灭,火大则水息,故曰水火相息。革,即变革。水火相息,即显示出要有所变革。进行恰当的变革,其悔恨则消亡。这正如天地运行,四时阴阳消息一样,或阳长而阴消,或者阴盛而阳衰,方能形成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的交替。人类社会亦是如此,夏桀无道,汤王放桀,夏灭而商继;商纣无道,武王伐纣,商亡而周兴。这是顺乎天意得乎民心的。所以说,适时加以变革是极其伟大的。其兑卦《彖传》也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而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是说,兑就是喜悦。圣王内刚健而外柔和,使人喜悦地觉得守正有利,如此则既顺乎天意又合乎民心。如能以此种悦民之道引导民众,民众就会忘我劳作;以此种悦民之道使民奔赴危难,民众就会舍生忘死。喜悦之道的伟大作用,就是使民众能相互鼓励啊!这两条《彖》文,异常明确地揭示出:顺乎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是圣王所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它似乎昭示着,位高权重者必须对上天与民众保持某种敬畏。这种敬畏至少可以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至少可以避免对自然与社会的盲目践蹋、掠夺和破坏。
    其贲卦《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谓:刚强与柔韧相互交错,这是天文。文饰显明而使天下安宁,这是人文。观察天文,是为了弄清节气时令的变化;观察人文,是为了成功地教化天下民众。其恒卦《彖传》又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意思是说,日月在天所以能长久地照耀万物,四季变化所以能长久地成就万物。圣人能长久地坚持他的道,从而将普天之下都教化成功。观察这些恒久的东西,天地万物的情况也就清楚了。这两条《彖》文又明确地指出,圣王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化成天下”,创造并延续人类文明。
    然而,要真正实现此种“顺天应人,化成天下”的价值目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此,《易传》作者又从操作层面为圣王提供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或规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原则。在《易传》看来,人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如《系辞传》所说:“圣人之大宝曰位,何守位曰人”。具体说来,其中又包括:“容民畜众”(师卦《象传》),即圣王要具有广阔的胸怀,能够容纳、畜养各种不同的人才,广大的民众。“尚贤养贤”(大畜卦《彖传》),圣王不仅要崇尚尊重贤才,更要厚禄安养,重用贤才,使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厚下安宅”,作为圣王,必须关心下属或臣民的生活疾苦,使他们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从而忘我效命,这样圣王的地位也就巩固了。
    第二,调控原则。《易传》认为,要实现其“化成天下”的价值目标,还必须充分发挥圣王的主观能动性。此即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传》),对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积极加以调控,方能取得成功。其中又包括:“观民设教”(观卦《象传》),“振民育德”(蛊卦《象传》),即巡视四方,设立教化,培育道德,振奋精神。“遏恶扬善”(大有卦《象传》),即遏止邪恶,发扬善道。恶惩善劝,则天下群生安定。“明罚敕法”(噬嗑《象传》),必须严明刑罚,整饬法纪。“节以制度”(节卦《象传》),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对各种关系和事物加以节制,使之有条不紊,顺利进行,不伤财,不害民。“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卦《象传》),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取有余而补不足,尽力做到分配公平。如此,则可以“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卦《彖传》),天下也就得到治理了。
    第三,自身修养原则。在《易传》看来,圣王素质的高低,修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化成天下”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易传》对圣王自身的修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主要包括:“惩忿窒欲”(损卦《象传》),“迁善改过”(益卦)。“恶盈好谦”(谦卦《彖传》),即厌恶骄满,喜好谦虚。谦逊恭敬则可以得众,万民皆服,其位自存而不失。“崇德广业”(《系辞传》),圣王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扩展自己的功业,从而使天下化成。“革故鼎新”(《杂卦传》),即要求圣王必须具备变革意识,不断改革旧事物,开创新局面,从而使自己的治国大业蒸蒸日上。因此,又必须能够“居安思危”,保持一种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做到“与时偕行”,随时变易,与时间共同前进,“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传》)。
    照以上所说,在《易传》作者看来,只要遵循了这些原则,采取了这些措施,圣王“顺天应人,化成天下”的价值目标,大概就可以得到实现了。
    四、致命遂志
    《易传》将贤人君子的价值追求表述为“致命遂志”。
    困卦《象传》云:“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注曰:“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孔颖达《周易正义》曰:“泽无水困者,谓水在泽下则泽上枯槁,万物皆困,故曰泽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难,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意思是说,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弥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实现自己的志愿和追求。此种说法,与《论语》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以及“孔颜乐处”之说颇为接近。所以,自幼“寻孔颜之所乐”的程颐注困卦曰:“如卦之才,则困而能亨,且得贞正,乃大人处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随时善处,复有裕乎?”又曰:“下险而上说(悦),为处险而能说(悦),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悦)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自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程氏易传》)又曰:“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苟不知命,则恐惧于险难,陨获于穷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程氏所说“乐天安命”、“乐天安义”,以及“行吾义而已”,也即《易传》所谓“致命遂志”。这就是《易传》及其易学所提倡的,贤人君子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
    为切实实现此种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易传》还对贤人君子,提出了一系列人生基本原则。首先,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是说,君子既应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努力向上,顽强拚搏,永不懈怠;又应效法地道,胸怀博厚,能包容各方面的人,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并使他人与万物各遂其生,各畅其志。其次,要独立不惧,立不易方。大过卦《象传》说:“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意谓,泽水没舟,舟沉水底,象征有灾难之义。君子观此卦象,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无所畏惧,天下非之也无所顾忌;隐遁于世,其操不改,举世不被理解也毫无怨悔。恒卦《象传》又说:“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方,犹道也。是说,雷动风行,相须相助,乃天地间恒久之象。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于是立身有道,长久其德,持之以恒,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易。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严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坚韧不拔的大丈夫精神。其三,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系辞传》以精研义理达到神妙的境地,“穷神知化”即穷尽万事万物的神妙变化,为圣贤的最高境界。《说卦传》要求贤人君子:“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意思是说,和顺于天地万物的准则,随事而各得其宜,穷尽事物之理与所禀之性,以至于生命的终极,即充分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规律,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其四,要正位凝命。鼎卦《象传》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是说,君子观鼎卦之象,从中得到启示,则摆正位置,确定本分,恪尽职守,尽心竭力,兢兢业业,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致命遂志”的最高价值追求。
    总起来说,在《易传》看来,天有天的价值,人有人的价值,物有物的价值,天地人物无不具有自己的特有的价值。天地自然的价值在于生化万物,这是一个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其特点在于自然而然,无所主宰,无有休歇,显示出一种客观必然性。圣王的价值在于顺天应人,化成天下;贤人君子的价值在于致命遂志,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经纶裁成的过程,其特点在于刚健有为,穷理尽性,与时偕行,它要求人们具有革故鼎新的胆识和能力,表现为某种主观能动性。而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保合太和”,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等等。这些不同的方面相资相济,和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融为一体,就是“太和”,即最高的和谐状态。只有和谐,方能使天地万物得以存在和发展,使人类社会得到稳定、发展和繁荣。此种价值观念为中国古代价值学说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发扬。
    【注释】:
    ①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100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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