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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立到整合:永嘉学派独特价值迎接时代挑战


    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中,永嘉学派的研究历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从永嘉学派诞生之日起,对它的研究和评价无不以程朱理学为参照系,似乎永嘉学派的理论特色只能从与理学的比较中才能彰显;在历史上,只有当人们发现理学不能应对时代的新挑战时,才意识到永嘉学派的独特价值。这种研究路线延续至今,基本上仍居于主流地位。可喜的是,新的研究风气正在渐渐改变这一格局。
    一、作为理学对立面的永嘉学派
    从明代开始,永嘉学派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永嘉学派的研究甚为寥落。直到程朱理学在西学冲击之下摇摇欲坠的近代,永嘉学派才渐渐回到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中。首先是在永嘉学派的发祥地温州,在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发起下,温州籍士大夫陆续整理出了一大批书籍,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对永嘉学派思想特征的理解,主要是将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对立起来,突出永嘉学派对制度的重视。
    晚清的朴学大师孙诒让对宋代的永嘉学派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来自于他对清末文化危机的焦虑。建国以后,研究者普遍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立模式来解释永嘉学派及其与理学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周梦江认为,叶适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理学的、特别富于批判精神的思想体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分析理学与永嘉学派在思想上的分歧,仍然是永嘉学派研究的主流。
    二、将永嘉学派整合到儒家道统的努力
    随着研究的推进,另一种研究倾向也逐渐显示出来,即:永嘉学派是否是理学的对立面?永嘉学派与理学的统一性在哪里?甚至有论者提出了永嘉学派乃是理学一枝的说法。如何炳松在《浙东学派》一书中就已经将浙东各学派的源头统一为程学,这便暗示了永嘉学派与理学潜在的同源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永嘉学派与理学统一的一面,进而提出永嘉学派是儒家“内圣外王”道统之内的一系的新观点。如杨太辛在1996年撰文指出:“概言之,浙学言事不离理,朱学言理不离事;浙学重事功而不能以事功限浙学,朱学崇性理而不能以虚无留朱子。这就是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这样的研究能够纠正此前一些对永嘉学派义利观的片面武断的看法,从而把永嘉学派与理学之间被有意无意放大了的分歧,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尺度。
    三、叶适与理学关系的研究
    在永嘉学派传世的著作中,以叶适的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尤其是《习学记言序目》一书,为后人系统研究其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近年来通过分析认识论来探讨叶适与理学的关系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成果。董平在1993年指出,叶适的知识论拒斥了非经验的、形而上的知识对象,其知识范围被限定于经验领域。在董平的论文发表之后,学术界对叶适认识论的描述,其措词逐渐由“朴素唯物论”过渡到“经验主义”。杨泽波则从叶适看到了存在于孔、孟之间的心性之学的分歧,对叶适“内外交相成之道”做了更深入的分析。符丕盛在分析叶适的认识论时特别拈出了一个“诚”,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诚’。”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叶适与朱熹在话语上所具有的同源性。
    四、对永嘉学派外部条件的研究
    除了研究永嘉学派自身的思想及其与理学的关系外,对该学派产生的土壤,以及该学派与宋代其他思潮互动的情况,从20世纪末以来涌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以永嘉学派与王安石的关系为例,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浙东学派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主张积极改革时政,与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蔡瑞霞研究了陈傅良与湖湘学派的关系,分析了陈傅良能够在张栻之后收尽湖湘门人的原因,其中思想方面的因素是因为陈傅良与湖湘学派在学术思想方面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和重践履的经世务实学风是有相通之处的。日本学者冈元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宋代温州与永嘉学派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南宋科举试官的地域性——以浙东士大夫为中心》《南宋温州士大夫的相互关系》等文章。
    由于这些研究切口小而探径深,使得永嘉学派思想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大提高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如果将永嘉学派置于儒学框架内观照,不但能更恰当地解释永嘉学派的思想,而且有助于重新评价儒家“道统”,有助于拨去理学道统对儒学真道统的遮蔽,从而更深刻地思考儒学的现代化境遇问题。
    五、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的展望
    不可否认,现有的永嘉学派研究存在着不足甚至空白之处。总结起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永嘉学派的研究基本没有跳出“南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没有运用更为广阔的历史大尺度去审视永嘉学派的思想发展历程。
    第二,对永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派的整体把握以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的横向比较研究仍嫌不足。
    第三,永嘉学派在历史上活动时间并不长,几乎是先于朱学、陆学衰落,至于永嘉学派如此短命以及衰落的原因,长期以来归咎于朱学的独尊,这恐怕未脱皮相之见。
    第四,没有从社会大文化角度,如城市化、文化、教育、社会观念、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角度进行总体把握。(作者陈安金:温州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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