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心力”说的再评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09 《哲学研究》2000年03期 佚名 参加讨论
张锡勤 流行于近代的“心力”说多年来颇受学界关注，但要把它说透尚须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故作再评析。因为维新派思想家对心力谈得更多，为使议论集中，本文着重论戊戌时的心力说。 一 心力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被使用，并受到重视，是近代的事。在古代文献中虽也有心力一词，但它乃是心思与才力的合称，并非哲学范畴。古人常言“尽其心力”，是指既充分用其心，又充分用其力，拿出了自己的全副身心力量。如《左传·昭公十九年》：“尽心力以事君”，即是此意。而近代思想家所讲的心力，则是指“心之力”（龚自珍）、“心之力量”（谭嗣同），其含义与古代是不同的。 心力一词旨在说明精神意志是一种无形的内在力量。对于心力，谭嗣同曾作了这样的说明，认为它是“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无是力即不能办事”。（《仁学》四十五）就是说，心力是人能动地从事各种活动的内在驱动力，它显现于外便转化为外在的物质活动、物质力量。显然，近代人说的心力，其实就是意识的能动性。谭嗣同等人对心力的理解，固然是承袭了陆王的“人心至灵”说、“心外无事”说，但又明显受了西学的影响。通过西方近代的人脑科学，他们纠正了心脏是思维器官的旧说，认识到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对意识的生理机制有了新的认识。而在对近代力学有了初步了解后，他们又试图用“力”对精神、心理活动，对意识的能动性作新的说明。在他们看来，人体既是“一副绝精巧之机器”（谭嗣同：《南学会讲义·论全体学》），那么，人脑无疑是这副机器中更为精巧的部分，因此它的活动自然可以用力来说明。谭嗣同写道：“心力可见否？”“吾无以状之，以力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为事者，其凹凸力愈大。”“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仁学》四十五）他又将这种“凹凸力”分为18种，一一作了描绘说明。18种力说是否符合人脑科学这无关紧要，这里他是要说明，心力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是有生理机制为基础的。至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对所谓内在的凹凸力并不很感兴趣，而主要是从心力如何显现于外，对内在的心力、能动性作了说明。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近代人所高度关注的心力的具体内容。 其一为热力。按一些近代思想家的描绘，所谓“心之热力”系指人们强烈的内在意欲、愿望、追求；是一种热情、激情；是一种不得不发之于外的内在驱动力。它使人欲罢不能，不得不尔，由此而产生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奋力拼搏精神。唐才常说：“热之所到，诚即随之，而上九天，而下九渊，靡所沮矣。”（《论热力下》）他认为，由热遂能生诚，使人高度自觉主动地实心从事某事，这种驱动力是极其伟大的。对此，梁启超作了颇为生动的说明：“至诚之发”，“其力常过于寻常人数倍。至诚与发狂二者之界线，相去一杪黍耳。故其举动之奇警也，猛烈也，坚忍也，锐入也，常有为他人所不能喻者”。“故天地间有一无二之人物，天地间可一不可再之事业，罔不出于至诚”。（《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对于热力，维新派作了较多论述。他们认为，就“自然之理”而言，“万物之生，皆由热力”，“热则生，热则荣，热则涨”；热力就是生命力。就人事而言，“凡能办大事，复大仇，成大业者，皆有热力为之”。人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皆“视其热多少以为成就之大小”。所以，“救亡之道，惟增心之热力而已”。（均见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基于“天下万事皆生于热力”（康有为：《论语注》卷二）的认识，他们对激发、增进“心之热力”是普遍关注的。 其二为爱力。依据近代一些思想家的描述，爱力在内在的凹凸力中属于“吸摄之力”，而显现于外则为人类同类相爱之心。这是一种由道德意识而派生的精神力量。康有为说：“凡人之情，见有同貌、同形、同声者，必有相爱之心。”（《孟子微》卷一）心之爱力驱使人们爱他人、爱群体、爱国家，以至爱人类，由此形成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和群体意识。而且，扩充、发扬、传播爱心、爱力，使爱在人间流转不已，则能消除人的恶念、恶行，进而消弥人间的灾祸，挽救“劫运”。由维新派的改良主义立场所决定，他们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阶级调和论倾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更重视、强调“心之爱力”。谭嗣同认为：“慈悲为心力之实体”（《仁学》四十三），心力主要是指爱力。他急于让国人“增长心力”，主要是指增长爱力即慈悲心。康有为更认为，人类所以能合群，组成社会国家，社会所以不断进化，日趋文明，最终实现大同，都渊源于心之爱力。唐才常也认为：“爱力绵，斯国力固”（《拟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说》），一旦“人人出其爱力以保国权，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论公私》）。他认为，增长国人心中的爱力乃是激发爱国主义，使国家实现富强的重要手段。 其三为创造力。谭嗣同说，人能“冬起雷，夏造冰”，改造自然，创造种种神奇，“然不论神奇到何地步，总是心为之”。（《书简·上欧阳中鹄十》）唐才常也说：“人之心力，可析淡养轻炭（氮氧氢碳）”，可组合“六十四元质”为新物，“以代天功”。可见，“人之心力”可以“天天”。（《质点配成万物说》）他们都认为，人之心具有能动的创造性，在这一点上更能说明心力的伟大神奇。 但是，人心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所追求的方向、目标是千差万别的，由此而产生的效应则有正负之别。对此，维新派思想家是有认识的。谭嗣同指出，作为人“赖以办事”的内在凹凸力，它既可为善，亦可作恶。18种力并非“皆能挽劫”，甚至会“造劫”。为此，就需要将这内在驱动力自觉引向正确方向，这一点至关重要。依据“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古说，他们认为，心的至灵的能动性又表现为一种选择、判断力。充分运用自己的“是非之心”，就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谭嗣同要求人们自觉“改其脑气之动法”，使之“不妄动”，最终“并凹凸力而用之于仁”。他强调，“脑气所由不妄动，而心力所由显”。（《仁学》四十五）只有那种“用之于仁”的心力，才是需要增长、弘扬的。这表明，他们所高度重视的心力并非盲目意志，而是经过选择后的正确意志、愿望、能动性。实际上，他们是希望国人将救亡、变革、图强、振兴作为人人共同的意志、愿望，共同的内在驱动力。他们是希望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意志，由此而形成一股巨大的民族合力。梁启超希望国人“一其心，一其力”，“齐万而为一”（《南学会叙》），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愿望、要求。心力说作为唯意志论的一种，本质上属于非理性主义。但维新派思想家强调正确选择，使心力“用之于仁”，进而“一其心，一其力”，又表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这是由中国近代的时代需要所决定的。 二 康、梁、谭等人认为，人人皆有的心力是一种无有限度、止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潜能，它显现于外则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人们成就、事功的大小高下，完全取决于这种潜能释放、发挥、运用的程度。若佳，便能取得难以想象的超常效果；不佳，则一事无成。世间一切惊天地、泣鬼神，轰轰烈烈，彪炳千古的伟业，一切不可思议的奇迹，都是心力创造的。世间的一切艰难险阻，一切可怖、可畏的境遇，都赖心力去克服。心力成就一切，只要最大限度地释放、调动、发挥心力，世间便没有做不成的事。梁启超写道：“张子房以文弱书生而椎秦，申包胥以漂泊逋臣而存楚，心力之驱迫而成之也。越之沼吴，楚之亡秦，希腊破波斯王之大军，荷兰却西班牙之舰队，亦莫非心力之驱迫而成之也。”（《新民说·论尚武》）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同上）而谭嗣同更进而宣称：“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书简·上欧阳中鹄十》）心力乃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 心力所以伟大显然是由于心的伟大。从理论上说，维新派的心力神奇说乃是他们自心造世界的主观唯心论的必然逻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梁、谭诸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他们的基本逻辑思路大体相同，即都认为外界事物的属性并非事物自身所固有，而只是我的主观感受，是我赋予事物的，由此得出了世界系我心所造的结论。但在作具体论证时，各人的角度又有不同。 康有为着重从事物的相对性来否认事物质的确定性。他通过显微镜“见巨蚁若象”，“一滴之水，生物无数，中有鳞角，蠕蠕若蛟龙然”，“于是悟大小之无定形也”。由是以推，他作了丰富的想像：“吾身之血轮，安知其大不如一天日乎？”反之，人类所居的世界，“安知不更有巨物以吾天为其血轮”？既然大与小如此不确定，可见我心目中的天地只是我心的产物。于是，他借用明代心学家陈献章的话，得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戊戌轮舟中绝笔及戊午跋后》）的结论。而梁启超则是抓住人们对外境感受的差别性、意识的主观性，来否认外境的客观性、意识所反映内容的客观性。他认为，既然人们对同一外境的感受、映象各不相同，因此，外界事物的属性并不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只是我的主观感觉。由此他宣称：“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自由书·惟心》）而谭嗣同则从这两个方面同时作了论证。他既从大小相对，得出了“但有我见”而无大小、众寡、长短、久暂的结论，又从面对同一日月、山川、风雨、林谷，各人的感受、映象皆不相同，得出了“一切唯心所造”的结论。正是基于这种“一切唯心所造”、心是世界本原的主观唯心论，他们奏出了一曲又一曲极度推崇心力的赞颂歌，并对心力寄予了无穷的期望。 三 康、梁、谭等人论心与心力，虽然有时讲得十分玄虚，其实他们是紧紧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们并非有意谈玄，所针对、所要解决的乃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 几位维新派思想家如此重心力，首先是出于他们对“力”的高度关注。从鸦片战争开始，通过与外国侵略者的多次斗争，人们深深感到，这种较量纯然是力的较量。中国所以一再失败，沦为半殖民地，完全是因为自己“力不若”。自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后，那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理论更是深深地刺激了国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力的重视。显然，中国欲救亡图存，只有增强自己的国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在这一过程中，几位维新派思想家又对力作了进一步的理解分析。他们认识到，有物力有心力，有有形之力有无形之力。无形的心力不仅可以转化为有形的物力，而且可以支配有形的物力，它更显重要。康有为说：“进化之道，全赖人心之竞，乃臻富强；御侮之道，尤赖人心之竞，乃能图自存。”（《论语注》卷三）可是，当时国人只看到中国有形之力的弱，而对中国无形之力即心力之弱却缺乏认识。在康、梁、谭等人看来，在中国，这无形之力即人人心中固有的潜能长期被压抑、闲置了。国人竟不知自心尚有如此巨大的潜能，以至“有力不庸（用），而唯命是从”（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这种局面必须立即改变。正是基于这一分析，他们大力呼唤心力，呼吁国人重视进而充分释放自身这一伟大的潜能。可见，他们所以如此关注心力，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正需要心力。 他们认为，中国所以长期衰微，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民族精神意志的萎靡。对此，他们作了一些分析、揭示。康有为指出，当时的中国不仅财弱、兵弱、“艺弱”，而且“民心弱”，全民的精神面貌明显萎靡不振。不仅一般民众如此，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也多如此，他们中多数人也是既无热血也无爱心。湖南的维新志士樊锥沉痛地指出，当时“举中国之人，有死人之心，无生人之气”，人们已麻木到了“怒雷灌耳而无闻，莫邪当颈而无睹”的地步，早已“心死”了。（《樊锥集·开诚篇三》）他们又指出，当时的中国民心不仅已弱到“心死”的地步，而且许多人的心又在向不良的方向“奋动”，心态多不健康。汪康年说，人人能动的心必有“所注”，一国民众“心之所注”决定国家的面目。“心注于强则强，心注于巧则巧，心注于弱拙则弱拙，心注于衰乱则衰乱”。（《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不幸的是，当时中国“人心之所注”正是后者。对此，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也多有论述。 自从严复介绍“一”之性即个性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后，一些新学家对中国“民性”的弱点多有分析。梁启超等人认为，由于中国民众长期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结果在中国人中已普遍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根深蒂固的奴隶性，它是中国“民性”种种弱点的病根。正是它造成了中国不仅“民心弱”，而且心力向不良的方向“奋动”。这主要表现在，广大民众普遍缺乏国家主人翁感，对国事漠不关心，对天下兴亡无动于衷，人们对一切都表现出可怕的冷漠，成为“隔岸观火”的旁观者。因早对奴隶地位安之若素，因而安于现状，安于命运，不思变革，不求进取。他们已丧失能动精神，表现出极度的消极与巨大的惰性。因身处无权的奴隶地位，其心不仅不热而且不爱，既不爱他人也不爱国家，既无权利意识也无义务观念，缺乏社会责任感。国人既身处奴隶地位，因而自甘卑屈，自觉渺小。因为丧失了主体意识，自然不认识自身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在近代新学家们看来，中国民心弱、民心死是同奴隶性紧紧相连的，因此，他们是将清除奴隶性与增强心力两者紧紧联系在一起进行的。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就能对他们大力呼吁“增长心力”的针对性有更为具体、明晰的认识。显然，他们所以呼唤“增长心之热力”是要消除中国民众的冷漠、消极与惰性，激发民众投身于救亡、变革事业的热忱。他们在不同场合所讲的千言万语无非是要说明：只要国人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就一定得救；只要国人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救亡、变革事业，中国就一定能振兴；只要国人坚持奋斗，成功就有保证。他们是要告诉国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难关，而全民族的意志力乃是度过这一难关的保证。他们所以大力呼唤“心之爱力”，是为了激发国人爱群、爱国的意识，培育国人的社会责任感。是为了改造国民道德，造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们所以赞颂创造力的神奇，是为了激励国人创新进取的精神，积极去改造环境，设计未来。总之，他们呼吁激励、增长心力，是欲使中国人心由冷而热，由冷而爱，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变依附依赖为奋发进取，改变中国“民心弱”的状态，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重新振作起来。 概言之，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中国欲图振兴只有自强；而国家民族的自强是建立在民众人人自强的基础上的；人欲自强首当自强其心。由强心而强国乃是他们心力说的根本宗旨。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康有为在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上才说：“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其实，在他们看来，不只是“欲救亡无他法”，而且，欲变革、欲振兴均“无他法”，惟有“激励”、“增长”人人的心力。民众的心力乃是救亡、变革、振兴事业的最终动力。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心力救国说、心力强国说，其意图、宗旨是至为鲜明的。 四 中国近代的几位思想家，通过佛学、心学以及刚从西方传入的唯意志论和人脑科学，的确对“心”作了一番较前人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对精神意识的能动本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们的心力说让人坚信自心蕴藏着巨大的潜能，由此激发、调动了国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重视自强其心的理论，使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大力提倡的自强观念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理论依据，影响更大。因为认识到精神意识的能动本质，他们对如何增强国家实力这一人人关注的大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他们认识到，国家实力不只表现为物力、财力、兵力，也包括国人的心力。国力乃是一种综合力量，国人的精神状态，意志强弱，能动性发挥程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它虽无形却至关重要。从此，中国的几代变革者在进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对民族的精神建设和民众的观念变革更加重视。中国近代的心力说始终贯穿着鲜明强烈的主体意识。它教人认识到，人是自己生活和其它自然物的主宰，一切外界对象都具有可改造性，人可以改变自身和国家的命运，创造新生活、新国家、新世界。它让人相信，一切都是由自己创造的。这就增强了国人对主体能力的自信，进而树立了民族的自信。而由主体意识又引发了对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追求，使清算奴隶性的斗争进一步走向深入。在近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安于现状、安于命运，不再任人宰割、听人摆布，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由弱者成强者，心力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中国近代是一个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当变革的方向目标确定之后，就需要取得多数民众的认同，激起他们对变革目标的向往、企求，就需要他们以高度的热忱和顽强的意志力去求其实现。近代一些思想家呼吁国人增进心之热力、爱力和创造力，无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需要。虽然，这种心力说并不像它的提倡者所想像的那样，是中华民族的回天再造丸，但它在当时的确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它对消解、清除长期存在于国人中的消极、冷漠、悲观、惰性、奴性等不良心态和不良意识，激发民族活力，振奋民族精神，都曾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近代火热斗争的年代里，曾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冒千难万险，知难而进，百折不回，不屈不挠，慷慨赴难的志士仁人。心力说对造就一批批热血沸腾、豪情满怀的志士仁人，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戊戌维新时期，几位维新派思想家最关心的是如何增长心力。所以，谭嗣同曾建议专门“开一讲求心之学派”，通过研究探讨，使心力“骤增”，希望收到速效。（《仁学》四十三）对此，他们的心情是十分急迫的。可是，他们所找到的途径却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说，他们的心力神奇说是建立在他们自心造世界的主观唯心论基础上的，是它的必然逻辑。因此，他们都指望通过主观唯心论和宗教来激励、增长国人的心力。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梁启超盛赞宗教“宜于治事”，唯心论哲学能“造人物”，将此二者视为振奋民族精神，造就救世英才的不二法门，便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倾向。自从走上变法维新的道路后，他们都是佛学和陆王心学的狂热崇拜、鼓吹者。从佛学、心学的“一切惟心所造”说出发，他们势必要对心力作无限夸大和神化，走向意识决定论、精神万能论。后来，一些新学家又接受了西方的唯意志论，这就使意识决定论、精神万能论得以进一步滋长。 看到了意识的能动性，并对它作了一些说明，这是康、梁、谭等人的理论贡献。但是，他们对心和心力却始终缺乏科学认识。他们不懂得，被他们高度重视的心力有其物质基础，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依据佛学和心学，他们却将心、心力看作是脱离社会存在而又决定社会存在的神秘之物。他们不懂得，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并不是主观随意的，它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人在客观世界面前，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而在他们的哲学中，心力即精神意识的能动性是既不受客观规律支配，又不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真诚强烈的意愿，高度的热忱，“热度的情感”，什么事都能做成。世间一切事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主观愿望以及对它的信心、决心。梁启超曾一再说：“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保国会演说词》）“吾以为不能焉，以为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为能焉，以为无畏焉，斯亦能矣，斯亦无畏矣。”（《新民说·论进取冒险》）后来，孙中山也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所以，“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孙文学说·自序》）为说明这一点，谭嗣同、梁启超和后来的刘师培都曾举汉代李广“射石没羽”的传说作例证。他们说，“石体至坚，非矢力所能破”乃是常理、规律，可是，李广因黑夜视石为虎顿生勇气，“则射石可以没羽”。可见，只要最大限度发挥心力，“何事不可能”！（刘师培：《利害平等论》）“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仁学》四十三）这些断语表明，在他们看来，心力并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甚至可以改变客观规律。显然，指望靠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心力去创造奇迹，取得成功，在现实当中就势必要碰壁、落空。由此而产生的狂热性、盲目性势必要给中国的变革和建设事业带来负面甚至破坏性的影响。这方面的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不少的。 只讲能动，不讲受动，这是近代心力说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就谭嗣同个人而言，他的心力说又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他幻想不通过实践、不通过物质手段而直接显现心的力量。显然，意识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物化为外在的现实力量，讲心力才有意义。而谭嗣同却幻想直接由心来创造奇迹。他说，种种“神奇”“总是心为之”；“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较彼格致家唯知依理以求，节节而为之，费无穷岁月始得者，利钝何止霄壤”。（《书简·上欧阳中鹄十》）他认为，自然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逐步取得科学成果的方法是不高明、不可取的。人们只要“了得心之本原”，便不需要依据客观规律（“依理以求”），花费必要时间，通过实践一步步实现所求目标，而可直接通过心，“当下即可”达到“万万年后之神奇”。显然，这种神奇不仅排除了实践，而且是超历史的。谭的这一幻想，次年则发展为著名的“以心挽劫”说，竟认为通过增长心力即可直接消除中国以至人类的劫难。谭认为，心不仅造善也造恶。依据佛家的业报说他宣称，中国的劫难既是“独夫民贼”所造，也是众生“业力”所造，是国人自己造因、自己受果。他的想法是，“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仁学》四十二），即通过善的“慈悲心”来化解恶的“机心”。在他看来，欲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困难，这是因为，“天下人之脑气筋皆相连者也，此发一善念，彼此有应之者，如寄电信然，万里无阻也”。（《书简·上欧阳中鹄十》）“我之心力，能感人使与我同念”。（《仁学》二）这感化的效果是无比巨大的：“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仁学》四十四）通过不断增长“慈悲心”，充分发挥其感化功能，就能挽救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劫运。一旦“天下皆善其心力”，即可达到“治化之盛”了。（《仁学》四十六）于是，如何消除中华民族灾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在他那里就这样轻易“解决”了。物质世界只有通过物质力量来改造，而谭的“以心挽劫”说实则是幻想以超现实的力量求得现实的解决。显然，这只是弱者的梦呓。 按照谭嗣同的正确说法，心力所以重要是因为人赖它以“办事”。而当心力被夸大、神化到不需要通过物质手段即可直接创造神奇时，这种心力就纯然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幻力，即使它的“奋动”再强烈，也是什么也实现不了的。离开“办事”即人的实践活动来讲心力，即离开物化来讲心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显然，心力越是被夸大、神化，就越是落空，越显虚幻，心力说的积极意义也就越被削弱、损害。中国近代的一些新学家既不能对心、心力，亦即意识的能动性作出科学说明，他们的心力说也就不能为中国近代的救亡、变革和民族振兴提供真正的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