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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学中“无”的智慧


    朱汉民、郑明星
    内容提要:周濂溪是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他所取得的一个十分重要成就,就是将“无”全面系统地引入到新儒学体系之中。首先,他将“无极”引进到新儒学的形上学之中,“无极”成为高于、先于“太极”的宇宙本原;其次,他将“无为”作为儒者的最高人生境界之中,将“诚”规定和描述为“无为”的精神境界和心里状况;其三,他将“无欲”作为一切有志于学圣的修炼方法。濂溪学在坚持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又将佛、道之“无”融汇于儒家之中,提升了儒学的形上智慧、人生境界。
    周濂溪是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被后人尊为“道学宗主”。后来的研究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周敦颐所绘“太极图”及宇宙生成论思想上,极力推崇周敦颐在这些方面对理学的贡献,很少注意到贯穿濂溪之学的一个基本的思想,那就是“无”。濂溪之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影响,他构筑的理学能成为宋明以来儒家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将“无”全面系统地引入到新儒学体系之中。
    “无”作为一种形上本体和人生境界,早在先秦就受到道家的系统阐发。佛家自汉代传入中国后,“无”又被吸收到佛学特别是禅学中,成为禅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周敦颐在坚持儒家伦理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了释道有关“无”的思想,他的思想体系中的“无极”、“无为”、“无欲”三个概念为宋明理学的形上本体和生存境界及人生修养奠定了基础。
    一、“无极”
    周敦颐著名的《太极图说》中,其首句有“无极而太极”,论述宇宙的起源。“太极”概念来自于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这里,“太极”显然是作为一种最高的范畴,以说明八卦的起源和宇宙的本原。但在《易经》中,“太极”的具体内涵还不太明确,汉唐诸儒在注释《周易》时,进一步规定了“太极”的特点。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汉唐诸儒中大多数是以“太极”为天地未分之前的元气,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宋代。宋初学者也往往以太极为一种混沌的元气,如刘牧说:“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注:《易数钩隐图》。)另外,李觏等也以“太极”为元气。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这些观点比较接近,即是把“太极”看成是阴阳未分的元气之类,认为由于元气的运动,才产生了阴阳二气,二气的交合而形成五行,并由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周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注:《太极图说》,《周敦颐集》卷1。)十分明显,周敦颐所言的太极,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元气。正因为如此,周敦颐要在“太极”这种元气之前,增加更具形上色彩的“无极”
    “无极”毫无疑问是出自道家。老子说:“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注:《道德经》第28章。)庄子亦云:“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注:《庄子·地宥》。)以后的佛教也常使用这个范畴。僧肇曾说:“物不异我,我还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注:《无名论·通古》,《肇论》卷下。)总之,无极是道、佛两家,尤其是道家的一个重要范畴。为什么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要用“无极”来表示宇宙来源呢?因为这个范畴本有两重意义。第一,“无极”往往用来描述宇宙的无限性。王弼在注释《道德经》中无极时说:“不可穷也”。后来朱熹也肯定“无极乃无穷之义”(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所谓“无穷”,既是指空间上的不可穷尽,也是指时间上没有始终。第二,“无极”亦用来描述一种无形无象的存在。老子曾认为这个“无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可见它是无形无象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周敦颐在建立宇宙论体系时,以“无极”作为宇宙的最终本原,正是考虑到“无极”作为无限性和无形无象的规定性,因为这种规定性使得人们要在“无极”之外另寻求其他本原成为不可能。这一点,朱熹曾有解释:“周子恐人于太极之外更寻太极,故以无极言之。既谓之无极,则不可以有底道理强搜寻也。”(注:《朱子语类》卷94。)“无极”作为无形无象的无限存在,终止了学者们要再做强搜寻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儒家经典中只有“太极”而没有“无极”,故而周敦颐不得不从道、佛家典籍中引进了“无极”概念。在《太极图说》中,他曾经说到:“五行—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这些看法都说明周敦颐是将“无极”作为宇宙的本原来看的。而且在周敦颐的“故家传本”著作中,以及《国史》的记载中,有“无极而生太极”、“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说法,均已明确肯定“无极”是先于“太极”并产生“太极”的宇宙本原。以“无极”作为先于“太极”的存在,是因为只有“无极”才是一种无限性、无规定的本原存在。只有将“无极”和“太极”结合起来,才可以构成一种更具形上智慧、并能作为精神超越的宇宙本体。
    周子把“无”作为高于“有”的本原,这与当时儒学极力批判佛老是有矛盾的,这很容易流入佛老。于是身为周子高足的二程就不以“无极”而是以“天理”为宇宙的本体,自家体贴出了“天理”二字,“天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宇宙法则和人文规范,它的内涵是“有”。但是仔细体味一下二程对“天理”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已将“无”的形上智慧包含在“天理”之中。二程认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注:《伊川易传序》。)又说:“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注:《遗书》卷25。)在这里,“理”是无形无象的无限性存在,它不能被人感知,故而是“微”。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天理”规定为“无形而有理”,并以“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来描述“天理”和“太极”,均是肯定宇宙本体的“天理”、“太极”具有“无”的特征,从而吸收了周敦颐以“无”的形上智慧论宇宙本原的思想,这显然是对周子“无极”的继承。正因为如此,朱熹在解释周子《太极图说》时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尽管他否定“无极”是一个独立的范畴,但他吸收了“无极”的形上思想,他以“无声无臭”言“太极”正承传了周子宇宙本体论对“无”的形上智慧的改造。
    二、“无为”
    “无为”是周子对“无”的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将“无为”纳入到儒者的生存境界之中。“无为”思想是从道家而来,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注:《老子》37章。)又说“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注:《老子》64章。)庄子也说“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注:《庄子·天地》。)先秦道家的“无为”是一种达到与道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具体体现为存在主体的顺应自然、无所执著与精神自由。魏晋玄学对“无为”作了更深一层的阐发,以“体无”释“无为”。这种“体无”是一种“无心为道”的精神境界,敦象就真切的体悟着这种“无心为道”的境界,他说:“圣人常游外而冥内,无心而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不变,俯仰万机而坦然自若。”(注:《庄子注·大宗师》。)这正是“无为”之境最形象的描述,所以冯友兰先生认为,玄学家所谓“体无”是指一种精神境界。很显然,玄学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由无滞的精神境界。
    周子把这一“无为”的生存智慧吸收进来。周子《通书》中的最重要的范畴是“诚”,而“诚”主要是来自于《中庸》和《孟子》。《中庸》有“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周敦颐在《易通》中亦以“诚”为“圣人之本”,并提出“大载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注:《通书·诚上第一》。)“诚”作为“万物资始”的天道,相当于“无极”;作为“各正性命”的人道,相当于“人极”。然而,在周濂溪的思想中,天道就是人道,故而均具有“无”的特征。由于天道的“无”,是本体的无;人道的“无”则是境界的无。故而,他以“无为”来论述这个境界的“无”。他说:“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注:《通书·诚几德第三》。)显然,他认为“诚”是天道的体现,它是真实无妄的,也是杜绝人为的。对儒者而言,必须领悟这种不加矫饰、杜绝人为的本然之道,方能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可见,周子“无为”的观念吸收了道家、玄学的思想,从而将儒家最高的圣人境界描述成一种在“天道”面前“无为”的境界。
    周敦颐的“无为”,显然和道家、玄学的“无为”不同。在《通书》中,“诚”是儒家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表达的是一种圣人的道德境界,在那种境界中,似乎只有天道的流行,并没有个人的作为。但是此“天道”是将儒家的人为理想与法则包括在内的,那么,“无为”只是说无个人的一己之为,就其在人文价值、社会理想的追求来说,仍是“有为”。“诚”作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其最终必须是“有为”的。这和道家的自然之“道”的“无为”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周敦颐以“无为”来规定“诚”的境界时,有确实吸收了道禅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智慧。当任何个体在追求“无为”的精神境界时,他必须通过放弃一己的意欲、念虑来实现自我超越,进入到一个“与道为一”的境界中去,这与道家的无所执著、摆脱烦恼、心灵自由的“无”的生存境界又有相似之处。所以周子的“无为”之“诚”,又包括了道禅之“无”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周子在其《养心亭记》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无”的境界对实现儒家之“诚”的重要性,他说:“予谓养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於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他认为,“寡欲”、“养心”的功夫,最终是要进入到“无”的精神境界之中,而“诚”就是在“无”的境界中实现的。联系到当时的学者所描述的周濂溪的生活作风与人格追求,诸如“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观天地生物气象”、“令寻颜子,仲尼乐处”等等,均表现出与一般儒者的不同,而明显吸收了佛老之“无”的超越精神和生活情趣。这就是周子之学所追求的“无为”之境。
    “无为”的思想亦被以后的理学家所继承和发扬,程颢在《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一文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长,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注:《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二程文集》卷二。)这里的“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很明显是对周子“诚,无为”的发挥。程颢解释“定性”时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可见,“定性”之“定”是不排斥“情”的,情之动、静均可进入到“定性”所实现的人生境界。只要在情之发动时做到“情顺万物”,这样就分解因人私情而产生的有为,以达到“无将迎,无内外”的“无为”之境,可见,理学家所追求的“理一”境界,也就是“无为”的境界。
    对“无为”的生存境界作进一步发挥的是王阳明,他充分发挥了“诚,无为”的生存智慧的一面,表现出对放弃执著、任性自然、无滞无碍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在王阳明看来,心的本然之体是无所亏蔽、无滞无碍的,心灵总是在追求一种极高明的自由,而“无为”正是回归人心本然之体的根本途径。在阳明的《传习录》中,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他对“诚,无为”的独到阐发。他说:“常以为君子素其位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则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故无人而不自得。”(注:《与王纯甫》,《阳明全书》卷4。)这就是说要顺乎自然,任你富贵、贫贱、患难,我行我素,不怨天尤人,而能悠然自得。这与周子“无为”、程颢“情顺万物而无情”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他比前人更重视超道德的精神境界,他强调“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注:《阳明全书》卷3。)这显然是一种无滞无碍、无意无我的心灵境界,他已经超出了伦理的意义,而具有生存意义上的形上智慧了(注:详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235-2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三、“无欲”
    “无欲”是周子学中“无”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他融合佛道两家有关“无欲”的思想,结合儒家典籍中的修养思想,提出了理学家常讲的“无欲”。《易通》第二十《圣学》章说:“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则无欲。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太极图说》也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子认为学圣的第一要义就是“无欲”,“无欲”则能静能动,静则明,动则公,有此则圣成。可见,“无欲”是圣人修道的重要方法。
    在先秦儒家那里,并没有将窒情灭欲作为成圣的根本途径,相反,常常表现出对情欲的关注和肯定,经常讲无欲的倒是佛道两家。道家常言寡欲无欲,在《庄子·山木》云:“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为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道家的“无欲”就是清心寡欲,绝圣弃智,无所追求,这样才能与道为一体。佛家也认为:“凡欲坐禅,修习止观,必须诃责五欲者,是世间色、声、香、味、触,常能诳惑一切凡夫,令生爱著。若能深知过罪,即不亲近,是名诃欲。”(注:智顗《童蒙止观》卷2。)佛家主张无欲,要求人摒弃一切感官活动,才能进入到“真如”的境界。周子主静的“无欲”很显然吸收了佛道的思想。在上面讨论“无为”时,谈到周子主张通过“寡欲”的功夫进入道“无为”的生存境界。显然,他所说的“无欲”、“寡欲”的修养功夫,最终都是为了回归“无”的精神境界。我们还可以联系到周敦颐传诵千古的《爱莲说》其中的几句话“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众所周知,莲花是佛教之花,《华严经探玄集》以莲花为寓对真如佛性作了形象的描述:“如世莲花,在泥不染,譬如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谓常乐我净。”(注:智顗《童蒙止观》卷2。)周敦颐受佛教影响,把莲花作为理想的圣人之性的象征。在他看来,只有具备莲花的特性,去污存净,去欲存诚,方能体悟圣人之境。
    总之,在先秦、魏晋的老庄、佛学中。“无”是一种形上存在,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修炼方法。宋代新儒学在坚持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实现对佛道的兼容。周子将佛、道之“无”的理念融汇于儒家之中,他以“无极”论形上本体、以“无为”论生存境界、以“无欲”论修身功夫,其目的是强化儒学的人文信仰,提升儒学的形上智慧、人生境界。这是濂溪先生能够成为宋明理学奠基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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