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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对明、清社会的影响


    贾顺先
    解题:此文是为杨翰卿教授的《宋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嬗变》一书所写的序。此书199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明理学,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加强思想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且对于我国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产生了如下一些影响。
    (一)由于宋明理学过分重视封建道德伦理和心性的修养,而忽视功利和轻视工商业,因此进一步巩固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北宋是在结束五代军阀割据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对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在当时,无论南方或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气象。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这里的市场上既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鱼米、丝绸、水果和辽夏的马匹、牛羊、皮革等,又有来自日本、大食等国的香料、人参、珍珠、药材等商品。在汴梁的界身巷这个交易所里,"每一交易,动即千万"。由于商业的繁荣,货物的增多,不仅白天交易频繁,还有夜里点灯营业的"鬼市"。所以在965年,宋太祖便下诏,准许开封府以内的市场,二更鼓以后继续营业。像北宋汴梁这样的城市,在当时还有南方的苏州、杭州、福州、广州,北方的秦州、太原、京兆、大名(现在的北京)、洛阳和西南的成都、渝州、嘉州等地。这种以商业为主的城市,到了南宋和明代更多,规模更大。
    在宋明时期不止商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手工业、冶矿业、纺织业、制瓷业、造纸业、制盐业和各种作坊以及家庭手工业等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在北宋英宗时,便有矿产200多处。到宋仁宗时,以从事纺织业为主的"机户",四川仅梓州一地,便有几千家。据文同的《丹渊集》记载:陵州一地,私营盐业的"豪民",一户便有七八口井至一二十口井。他们雇佣的工匠,有时一家便有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
    由于宋明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在南宋和明代中期,便出现了以陈亮和李贽等为代表,主张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卷一1,《答邓石阳》),"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文集》卷一,《明灯道古录》)的思想家。但这些思想,却遭到了理学家的反对。由于宋明理学当时居于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鄙视功利和轻商重农等思想深入各个领域,使一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轻视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得以长期实行,使宋明和清初,曾经一度有相当发展的工商业受到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工业社会发展的速度。
    (二)重理轻气,空谈道义,忽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研究,未能推动宋明时期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把唯物主义的"气"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用以解决"无形之理"怎么能产生出有形的天地万物,这是程朱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他们采用了这种思维形式,从而使他们的哲学既超过了以往的唯心主义,又使他们的哲学在思辨性上胜过了以往的唯物主义,使这种哲学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当朱熹在谈到宇宙的形成和解释某些自然现象时,也偶尔甚至撇开"理",直接用"气"作本体。如他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在)里面无处出,便结成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朱子语类》卷一1)又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气)。"(同上)在这里朱熹用"气"作为宇宙形成的最高本源,既排斥了有意志、有目的地创造世界和人类的上帝,也撇开了程朱理学作为精神本体的"理",而是运用了近似浑天说这种宇宙生成说。所以英人李约瑟编《中国科技史》时把朱熹作为自然科学家。
    朱熹不仅吐露出了由于阴阳二气"相互磨擦",以形成天地、日月、星辰等这样的思想,而且还用"气"的学说来解释风云、雷雨以及日蚀和月蚀。朱熹说:"阳气上升,忽遇阴气,则相持而下为雨。""阴气正升,忽逼阳气,则助之飞腾而上为云。""阳气伏于阴气之内,不得出,故爆开而为雷。""阴气凝于内,阳气欲入不得,故绕于其外不已而为风。"(《朱子语类》卷九十九)他还说:"日月薄蚀,只是二者交会处……其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蚀。唯月行日外而掩日于内,则为日蚀;日行月外,而掩月于内,则为月蚀。"(《朱子语类》卷二)虽然他的这些说法,有些是直接阐述了张载的思想,但他坚持用"气"这种观点来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形成的原因,使他的这些解释有的近似于科学的事实,这一点还是可贵的。可是无论朱熹也好,或其他宋明理学家也好,他们谈到读书和讲学"传道"的目的时,都明确地答复,不是引导人们去钻研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引导人们去"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全书》卷三)。就是与程朱学派争吵得非常激烈的陆王学派,在"同扶纲常,同植名教"这一点上,也完全与程朱一样。所以宋明理学家们虽然在哲学、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培养出了一批具有高尚道德情操,不畏权势,敢于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如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名垂千古的人物,但是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却不愿做更进一步的探索,甚至把对于自然科学范畴内的"一草一木"之"理"(规律)和"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等问题的研究,斥责为"此是何学问"!(《朱子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这是非常可惜的。
    (三)强调上下尊卑等级和"理"与"君主"的至高无上性和完美性,限制了我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宋明理学是以"理"作为最高本体而建立起来的,其实这种"理"的主要方面就是宋明的最高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化身。因此,"理"在宋明理学中,不仅是天地万物和社会等级的最高本源,而且在"理一分殊"这种哲学思维形式中,它又构造出了一幅自然界、社会生活"完美"、"和谐"、"合理"的图式。在这幅图式中,"君居君之位,臣守臣之职",彼此"相亲"、"相敬",交融成一个"和谐"的封建专制整体。在这幅图式中,"理"居于没有"聚散"的不变地位,"君"拥有主宰人间一切的无限权威,上下尊卑只能是"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文正公全集》卷三)。所以,体现了"理"的至高无上性的君主,他的一切活动,都成了完美无缺,最"善"、最"合理"的典范。他是真理的化身,又是一切法律的体现者。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语言,就是不可违抗的真理。在他之下的官吏只是"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的臣仆;在他的臣仆之下的人民,则只能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上"(韩愈《原道》)的劳力者。尊者、长者、贵者,虽然做错了事,但由于他们是"理的化身",下面的臣民也不能议论;而卑者、贱者、幼者,虽然他们坚持的是真理,但由于议论了君主和"尊者"、"贵者"的过失,是逆于"理"的行为,也要受到"诛及九族"的残酷杀戮!
    宋明理学这种以"理"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本源,君主是"理"的现实化身的思想,在清代初期,便受到了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严厉批判。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所以便被人民推选做了"君主"。可是后来的"君主则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遂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做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同上)的极端自私、残暴的事来!所以黄宗羲认为,宋明理学家把君主作为"天理"的化身,这种哲学是荒谬的,君主不仅不是最善、最美的"天理"的体现者,而恰恰是"天下之大害"(同上)的根源。黄宗羲把君主的出现,看作是由个人道德所决定,这自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的反映,但他对封建君主罪恶的揭露,确实是很有力的。
    宋明理学这种上下尊卑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封建专制思想,虽然受到了黄宗羲、戴震等人的批判,但由于清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这种哲学仍然紧紧地统治着当时的思想界,并且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清代统治阶级中,一批人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当时从西方传来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思想根源,使当时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科学、没有民主,人民没有丝毫政治权利的"万马齐喑"的世界;使中国在近百年的国际交往中,内不能组织、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外不能抵御帝国主义和列强的侵略,长期地处在贫穷落后的深渊之中!杨翰卿同志生长在宋明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讲学的河南,自幼受中原文化传统的熏陶,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教学和宋学的研究,且与国、内外学人交往,发表了许多学有创见的论文,现又写成《宋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嬗变》一书,求序于我。我因病难以重新写作,只好将往日研究有关宋明理学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的一文略加修改以赠友人,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节选自《儒学与世界》,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本书系经贾顺先先生无私授权上传本网站,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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