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精神及其现代进路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47 《中国哲学史》(京)2007年 佚名 参加讨论
一、儒家的基本精神 儒家是一种文化，是一个即宗教、即哲学、即伦理、即政治的思想系统，其内涵十分丰富，而且总是交织在一起。不过其中有一个基本精神，如果遵循了这个基本精神，那就可以算作是新儒家。什么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呢？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指圣人那样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外王”指王道仁政。先秦儒家认为，“内圣”和“外王”是不可分的，有了高尚的道德人格才能实行仁政，有了高尚的道德人格自然就能实行仁政。 孔子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缔造者，他创立儒学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而是为了使动乱的社会重新恢复正常的秩序。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深知，要想依靠周天子的权威来完成这个使命已属不可能，于是他另辟蹊径，希望贵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维护周礼。人们如何才能自觉地维护周礼呢？孔子认为就是要使他们具有与周礼相应的人格。 这种人格应该是以“仁”为核心的，没有这样的人格作基础，礼乐制度是不能牢固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前此的文化（六经）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解释，其中就包括以“仁”释“礼”。 礼是政治，仁是道德。把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也就是把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所以孔子把政治规定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认为政治就是正己以正人，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治制度，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原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认为用政令、刑罚的方法治理国家，百姓会越来越难管；用道德和礼乐的方法治理国家，人民会越来越自觉；而实行德政的关键就是统治者要带头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再想恢复周礼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孟子自觉承担起来的使命是促成天下统一。天下如何才能统一？应该如何统一呢？孟子认为只有施行“王道”、“仁政”才能统一。 儒家主张由内圣开外王是以宗法制为背景的，离开了这个背景，这种主张就无法实行。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自三代以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政治。因此，荀子主张把儒家仁政王道的政治观念制度化，董仲舒企图以神权制约王权，这些情况都说明，内圣已经开不出外王来了。虽然如此，儒家提出的政治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儒家不是宗教，但它坚持以天论道德，以天论民心，以天论人性，这就使它的思想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性质，它的政治观念也起到了象宗教教义那样的作用，致使历代的统治者不敢明目张胆地实行暴政，而多采用明儒暗法的形式。 二、冯友兰对儒家的贡献 （一）内圣学。冯友兰先生的内圣之学从宋明理学已取得的成就出发，直接讲精神境界。冯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新原道》）冯先生认为：所谓“极高明”就是“经虚涉旷”。“经虚涉旷”的哲学必须讲到超乎形象者。经虚涉旷的人必须是神游于象外者。必有讲到超乎形象的哲学，然后才有人可以神游于象外。人必能经虚涉旷，然后才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谓“道中庸”就是不离开现实世界，不离开现实生活。“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时”，也就是极高明与道中庸的统一。 （二）外王学。与佛道两家相比较，儒家的明显特征是积极入世，经世致用，没有这个特征，儒家就不成其为儒家。所谓经世致用，就是本着儒家的精神解决当前社会遇到的重大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遇到了什么重大问题呢？那就是中国如何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从文化的角度作出了回应。冯先生认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于学什么、如何学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则是众说纷纭。冯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1、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冯先生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应该如何学习呢？当时的文化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部分西化，也有人主张中国本位。冯先生认为应该从类的观点以看文化。他说：“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若从类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则我们亦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从类的观点看文化，就可以知道哪些性是它主要的性，哪些性是它偶然的性。冯先生指出：“各类文化本是公共底，任何国家或民族俱可有之，而仍不失其为某国家或某民族。” 2、文化的体与用。对于文化的体用问题要比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历史更长。冯先生认为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清末人的见解是“体用两橛”，民初人的见解是“体用倒置”。在他看来，从学术的角度说，纯粹科学是体，实用科学和技术是用。自社会改革的角度说，用机器、兴实业是体，社会的其他方面是用。因此他主张，中国的社会变革要立足于发展实用科学和工业，要首先发展实用科学和工业。 3、文化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与新心学相比，冯先生更强调文化的现代性，但并非不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在这个问题上，他把文化分为“质”和“文”两方面。“质”即文化的实质性内容，“文”即文化的形式、样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改变它的“质”但不必改变它的“文”。“文”的保留就是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在文化的各种因素中，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是“质”，文学艺术是“文”。 三、儒学的进路 和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儒学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理论和使命。在当前的中国，儒家的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挖掘和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以修正和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与失误，为中国的现代化乃至人类的发展探寻一条更合理的道路。 1、在政治生活中提倡协商。民主制度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找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西方已经实行得很普遍，我国的政治制度也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各种权力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其好处在于权力不至于滥用，其不足之处是遇到重大的事件往往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我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要民主，而是说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提倡各种力量之间的协商。在政治生活中儒家主张“君子不党”、“和而不同”。 2、在社会生活中提倡和谐。中国人向来重视和谐，早在春秋时期太史伯就曾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如果只顾一方而不顾另一方，社会就会发生动荡、发生冲突。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具有使这些因素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睦相处，多元共存、协调发展的局面。 3、在人与人之间提倡忠恕。忠恕之道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求人们要象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对人要理解，要宽容，要与人为善，成人之美。这可以说是中国的道德黄金律，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4、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倡参赞化育。《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向来不把天地万物看作是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而是把它们和自己一起视为一个大生命、大家庭。天地既然生成了万物，就会让它们生存和延续，人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使万物各正性命。 5、在个人生活中提倡不断提高精神境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了。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许多人却因此而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把追逐财富和物欲看成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把人们从对财富的追求转移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上来。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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