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6:11:16 《中国哲学史》2006年01期 佚名 参加讨论
一、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时间考 1、“始揭‘致良知’之教”的含义 钱德洪等编撰的王阳明《年谱》在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年）条下明确指出：“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陈来先生认为这一说法有误，他以《传习录下》和阳明书信中的大量材料证明，在此前一年，即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年），阳明已大量谈及“良知”、“致知”，实际上已经提出致良知说。所以，陈来先生指出：“以致良知为宗旨，当倡自庚辰，时阳明49岁。”①也就是说，《年谱》的说法晚了一年。 但问题是，《传习录下》和阳明的书信也是钱德洪编辑的，钱氏不可能不知道陈来先生所列举的材料，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在《年谱》中说正德十六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呢？ 不仅如此，我们在《年谱》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材料： 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先生答曰：“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为也。”② 这段文字摘自《年谱》正德十五年庚辰九月条下，其中已明确提到阳明“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不忍心对学者“拒不与言”。这说明，阳明此前已向学者介绍其“良知说”。但是，就在此段文字之后不远处，《年谱》即提出正德十六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这使我们想到，《年谱》所谓“始揭‘致良知’之教”，也许不是指广义的良知说，而是指在严格意义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致良知”的话头。 这种理解在《年谱》中可以找到依据，因为就在正德十六年条下，《年谱》提到阳明“遗书守益：‘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年谱》似乎是以此为据，才提出正德十六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这一说法。如果此“书”无误，那么，虽然只有这一个证据，《年谱》的说法也还是可以成立的。 2、“遗书守益”之“书”的可疑之处 不过，当进一步追查“遗书守益”之“书”的来历时，又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查《文录》，正德十六年阳明确实写过一封《与邹谦之》（守益字谦之）的短信，但其内容很普通，且与此信全不相干。这就是说，阳明“遗书守益”谈论“致良知”的全文可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难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封相对次要的普通短信会被收入《文录》，而阳明首提“致良知”的重要信件反而未被收入呢？总之，《年谱》引述的这封信有些“来历不明”，不知《年谱》有何依据将其系于正德十六年。 详细考察阳明留下的书信，我们发现，“致良知”三字连在一起说，似乎始于嘉靖三年（1524年，甲申）《与黄勉之》第二书：“圣人亦只是至诚无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时习。时习之要，只是谨独。谨独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乐之本体。”③此后，“致良知”在阳明书信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嘉靖四年（1525年，乙酉）的《答董沄萝石》④中，出现了三次；在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的《答欧阳崇一》⑤中，出现了九次；在嘉靖七年（1528年，戊子）的《答聂文蔚》第二书⑥中，出现了十一次。⑦ 再查阳明留下的诗文、杂著等，情况也与此相符。先说诗歌，“致良知”三字仅在《示诸生三首》中出现了一次。该诗属于“居越诗”，排在《书扇赠从吾》、《和董萝石菜花韵》等诗之后。《书扇赠从吾》注明“嘉靖甲申冬二十一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后二十七年矣，将下，适董萝石与二三子来，复坐久之，暮归，同宿云门僧舍”⑧，显然是甲申（嘉靖三年，1524年）冬天所作。题中的“从吾”即指董萝石，萝石以六十八岁高龄“强拜”阳明为师，自号“从吾道人”，时在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和董萝石菜花韵》当然也不会早于甲申。这两首诗之后才是《示诸生三首》等诗，可见《示诸生三首》也写于甲申（嘉靖三年，1524年）或更晚，因为钱德洪（遵从师嘱）编辑阳明著作基本上以年月为序。再说文章和杂著，“致良知”三字在文章和杂著中出现的最早时间是乙酉（嘉靖四年，1525年），分别见于《王阳明全集》卷七的《博约说》、卷八的《书朱守乾卷》和《书魏师孟卷》⑨。 这样，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除了前述“来历不明”的信，在阳明全部著作中，“致良知”三字在嘉靖三年之前没有出现过；而在嘉靖三年以后，阳明经常谈到“致良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何以阳明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首次提到“致良知”，然后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闭口不谈，直到嘉靖三年（1524年，甲申）以后才频繁地谈论“致良知”？这一问题使“来历不明”之信更显可疑。 《王阳明全集》卷五载有乙酉年（嘉靖四年，1525年）阳明《与邹谦之》之信，其中说到：“近时四方来游之士颇众，其间虽甚鲁钝，但以良知之说略加点掇，鲜不即有开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圣门正法眼藏。”颇疑“来历不明”之信即此信之误，理由有二：其一、此信与前述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阳明《与邹谦之》一信编在一起，此信靠后，未标题目，仅注明“二乙酉”字样，且两信均不长，很容易被误作同一封信，而以第一封信的写作时间“辛巳”为其写作时间，从而导致《年谱》认为阳明辛巳年已经谈论“致良知”（《年谱》的编撰时间远在《文录》之后）；其二、“来历不明”之书中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而乙酉之书中说“益信得此二字（指良知）真吾圣门正法眼藏”，二者颇为相似。但是，据《年谱》所引，“来历不明”之书的内容与乙酉之书不同之处尚多，所以不敢断言它必是乙酉一书之误。 不过，它不是乙酉一书之误也没关系，只要其写作时间接近乙酉即可，比如说在甲申（嘉靖三年，1524年），或丙戌（嘉靖五年，1526年）以后。有助于证明这一点的，除了它的部分文字接近乙酉之书外，还有一部分文字接近丙戌年阳明《与邹谦之》第三书、第四书。如：“来历不明”之书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丙戌《与邹谦之》第三书则说“某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近来”乃一时间概念，它极有力地说明此二书可能是同一时期所作。再如：“来历不明”之书说“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丙戌《与邹谦之》第四书则说“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犹舟之得舵，虽惊风巨浪颠沛不无，尚犹得免于倾覆者也”，连比喻也如此接近，更让人相信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这些迹象表明，“来历不明”之书如果不是乙酉之书之误，那么很可能与乙酉之书、丙戌之书在时间上相差不远，甚至可能就是乙酉之书、丙戌之书的概要⑩（阳明《年谱》引用书信并非总是照抄原文）。总之，把它系于正德十六年极有可能是个错误。 3、首提“致良知”时间的推测及其意义 如前所述，“来历不明”之书是《年谱》断言正德十六年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的唯一证据。现在看来，“来历不明”之书很可能不是正德十六年所作，那么，《年谱》的说法也就很难站住脚了。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阳明在嘉靖三年才把“致良知”三字连在一起说，后来觉得很满意，所以说得越来越多。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在嘉靖三年前还有过谈论“致良知”的书信、诗文、杂著等，而未能保存下来。考虑到钱德洪等在收集乃师著作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小的。此外，阳明也可能先在讲学中提到“致良知”，然后才在著作中提到“致良知”。但按常理说，这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该不会太长，绝不至于辛巳年（1521年）已在讲学中提到“致良知”，然后一直到甲申年（1524年）才开始在著作中提到“致良知”。这样，我们的结论是，《年谱》很可能把“始揭‘致良知’之教”的时间提前了三年。 依照我们的理解，“致良知”这三个字可以看作阳明晚年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在此以前是所谓“以致良知为宗旨”的阶段，阳明在这一阶段还未能说出“致良知”这三个字，但实际上已经在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此以后是明确提倡“致良知”的阶段，阳明千言万语离不开“致良知”，这是在严格意义上“专提‘致良知’”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区分主要是形式上的，其精神实质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致良知”三字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非常精炼地概括了阳明晚年最成熟的学说，是阳明先生的得意之作，它对阳明思想的广泛传播应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查清这三字出现的具体时间，并以此为界划分这么两个阶段，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或许是出于这种考虑，黄宗羲据王龙溪《滁阳会语》把阳明“居越以后”作为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说他“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11)，简言之，可谓达到一种化境；而这种境界的获得，可能和提炼出“致良知”这三个字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考 南刻《传习录》是阳明弟子南大吉（字元善）组织刻印的，共两册；其下册摘录阳明论学书，是今本《传习录中》的主要来源。但是，按阳明《年谱》所系，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与其所载书信的写作时间存在冲突：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在前，一部分所载书信的写作时间反而在后。 1、南刻《传习录》中部分书信写作时间的考察 陈荣捷先生已经看到《年谱》所系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与其所载书信写作时间的冲突。比如，《答欧阳崇一》是南刻《传习录》中的一篇，陈先生在谈到该篇时指出：“《年谱》系此书于嘉靖五年（1526年）。是年阳明五十五岁在越。然南元善刻《传习录》先此一年，为嘉靖四年。二者必有一误。”(12)实际上，《年谱》将“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系于嘉靖三年（1524年，甲申）十月，与现存南大吉《传习录序》(13)一致，陈荣捷先生《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8页也指出了这一点，不知一向严谨的陈先生此处何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误。不过，陈先生所提出的“二者必有一误”的问题确实存在。 查《年谱》，于嘉靖五年四月条下可看到“答欧阳德书”（欧阳德字崇一），其下提到，欧阳德“嘉靖癸未第进士，出守六安州。数月，奉书以为初政倥偬，后稍次第，始得与诸生讲学。先生曰：‘吾所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岂必聚徒而后为讲学耶？’又尝与书曰：‘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其中，“又尝与书曰”的内容摘自《答欧阳崇一》，此下再无别的文字可作前述“答欧阳德书”的内容，故陈荣捷先生很自然地认为《年谱》系《答欧阳崇一》于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即所谓“答欧阳德书”。仔细审查可以发现，“又尝与书”没有注明具体时间，理解成“欧阳德癸未（嘉靖二年，1523年）第进士之后数月”直到“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均可。如果《答欧阳崇一》是作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可以解释陈荣捷先生所提出的“二者必有一误”的问题，但《年谱》将“答欧阳德书”以下一大段话置于嘉靖五年四月条下就完全失去了理由。这种解释无疑是牵强的，陈荣捷先生对《年谱》的理解应该无误。其次，《答欧阳崇一》中曾引用欧阳德来书：“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按其语气，来书似当作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之后。因为所谓“辛壬之岁”，当指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年）、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假如来书作于嘉靖三年甲申之前，与“辛壬之岁”相距才一两年，欧阳德似不当说“辛壬之岁”，他可能会以“去岁之前”之类的话代替之。而如果来书作于嘉靖三年甲申之后，阳明之答书就会更晚些，不可能在嘉靖三年十月就被收入南刻《传习录》。这表明，相对而言，《答欧阳崇一》作于嘉靖五年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再如，《传习录中》所载《答聂文蔚》第一书也来自南刻《传习录》。《年谱》系此书于嘉靖五年八月，即“答聂豹书”（聂豹字文蔚）。紧接着，《年谱》说：“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抚福建，渡钱塘来见先生，别后致书……先生答书……”阳明答书的内容即摘自《答聂文蔚》第一书。按《传习录中》所载，该书开头也曾谈及“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云云。这两处说法虽有“春”、“夏”之别(14)，而意思大体不差，说明《年谱》系《答聂文蔚》第一书于嘉靖五年，是比较可信的。《年谱》在后文又提到：“豹初见称晚生，后六年出守苏州，先生已违世四年矣。见德洪、王畿曰：‘吾学诚得诸先生，尚冀再见称贽，今不及矣。兹以二君为证，具香案拜先生。’遂称门人。”这也说明聂豹初见阳明当在阳明去世前两年，即嘉靖五年；且钱德洪作为聂豹拜师之证人，其在《年谱》中所述当属可信。又，《明史·聂豹传》说聂豹“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巡按福建，出为苏州知府”(15)，也与《年谱》之说大体一致。这进一步说明，《年谱》对《答聂文蔚》第一书时间的认定，应该是不错的。 还有，《年谱》将《答顾东桥书》系于嘉靖四年九月，也在《年谱》所述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之后。如果说，《年谱》把《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第一书和《答顾东桥书》的写作时间全弄错了，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参与《年谱》编写的都是钱德洪、罗洪先等阳明高弟，且其著作态度相当认真。罗洪先曾谈到编写《年谱》的情况：“岁月有稽，务尽情实。微涉扬诩，不敢存一字。大意贵在传信，以俟将来，于是《年谱》可观。”(16)看来他们自己对《年谱》是比较满意的，《年谱》的可信度也是比较高的。 2、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的考察 如果《年谱》不可能把上述书信的写作时间全部弄错的话，那么，按陈荣捷先生“二者必有一误”的推断，《年谱》所述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就很成问题了。陈来先生曾往这一方向寻求解决办法：“至于各书年月与南序年月的矛盾，疑南序先写于嘉靖三年十月，但刻为成书已在次年，故又收入若干四年所作之书，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17)这一思路颇好，但说“刻为成书已在次年”还不解决问题，因为南刻《传习录》不仅载有《年谱》系于嘉靖四年的《答顾东桥书》，还载有《年谱》系于嘉靖五年的《答欧阳崇一》和《答聂文蔚》第一书。《答聂文蔚》第一书在南刻《传习录》所载各篇中写作时间最晚，《年谱》系于嘉靖五年八月，这就是说，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不能早于嘉靖五年八月。 又，《答聂文蔚》第二书虽然也载于《传习录中》，但它与南刻《传习录》无关，因为《传习录中》是钱德洪根据南刻《传习录》（上下册）的下册改编的，而《答聂文蔚》第二书系钱德洪改编时所增。这一点钱德洪在《传习录中》卷首已作说明。《答聂文蔚》第二书是《传习录中》的最后一篇，紧随《答聂文蔚》第一书之后。《年谱》将《答聂文蔚》第一书系于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八月，第二书当更在其后。而且，第二书中有“近入炎方”、“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之语，当是阳明嘉靖六年（1527年，丁亥）出征思、田以后所作。查阳明所作奏疏，其最后一篇为《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18)，注明时间为（嘉靖）七年十月初十日。所谓“具本乞回养病”，当指此疏而言，而《答聂文蔚》第二书尚在此疏之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阳明卒于南安，故陈荣捷先生称《答聂文蔚》第二书为阳明绝笔(19)。《年谱》将其系于嘉靖七年十月，应该是正确的。《答聂文蔚》第二书是一篇极好的论学书，钱德洪将其收入《传习录中》是很合适的；南刻《传习录》没有将其收入，很可能是在此以前它已经成书了。这样看来，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大致在嘉靖五年八月与嘉靖七年十月之间。 不过，此说还须接受陈荣捷先生提出的一项严峻的挑战：阳明甲申（嘉靖三年，1524年）《答王亹庵中丞》(20)所谓“谨以新刻小书二册奉求教正”，即指南刻《传习录》而言。(21)假如此一判断成立，就等于说南刻《传习录》在甲申已经刻成，那么上述论证将被全部推翻。查《答王亹庵中丞》一书，并未明言“新刻小书”之书名，仅说“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于其中”，不知陈荣捷先生何以断其必为南刻《传习录》(22)。倘若不能证实“新刻小书”就是南刻《传习录》，那么，我们前面的推测仍然可以成立。 结论：《年谱》对“南大吉续刻《传习录》”时间的认定是错误的，但南大吉可能于嘉靖三年作好了序；南刻《传习录》成书时间的上限在嘉靖五年八月（《答聂文蔚》第一书的写作时间），下限在嘉靖七年十月（《答聂文蔚》第二书的写作时间）。 注释： ①《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64页。 ②《年谱二》，《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278页。 ③《与黄勉之》（二），《王阳明全集》卷五。顺便说明一点，“致良知”很可能由“致其良知”简化而来，而“致其良知”甲申前在阳明全部著作中也仅出现一次，且是以“实致其良知”的形式出现的：“大抵吾党既知学问头脑，已不虑无下手处，只恐客气为患，不肯实致其良知耳。”（《与杨仕鸣二》，《王阳明全集》卷五）其时间已注明为癸未（嘉靖二年，1523年），这对嘉靖三年始提“致良知”这一说法似乎又提供了一个旁证。 ④见《王阳明全集》卷五。董沄，字萝石，阳明弟子。 ⑤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又，阳明《年谱》系《答欧阳崇一》于嘉靖五年，陈荣捷先生曾提出疑问。我在下一考证中将证明，《年谱》的说法大致是可信的。 ⑥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 ⑦在这些书信中还有“致其良知”等相近的说法，未包括在统计数字之内。 ⑧《书扇赠从吾》，《王阳明全集》卷二十，第788页。 ⑨陈来先生《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164-65页说：“从庚辰年起，阳明的谈话和文字中，充满了他对良知的赞叹，以及把‘致良知’看作巨大发现的那种喜悦……‘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书魏师孟卷》，《全书》八，第142页）嘉靖改元后，居越讲学，专提致良知三字宗旨，得到了学徒的热烈反响……”似易使人误以为嘉靖改元前阳明已说过“致良知之外无学”之类的话，实际上，《书魏师孟卷》的写作时间已注明是“乙酉”，而乙酉是嘉靖四年（1525年），当然是在嘉靖改元之后，已经属于“专提致良知三字宗旨”的阶段了。 ⑩《年谱》在乙酉、丙戌条下摘录书信颇多，但对乙酉《与邹谦之》一书以及丙戌《与邹谦之》第三书、第四书却一字未提，似乎可作为此种猜测的一种旁证。 (11)《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十。 (12)《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10月，第240页。 (13)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 (14)似当以阳明之说为准，因其距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 (15)《聂豹传》，《明史》卷二百二。 (16)《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 (17)《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381页。 (18)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19)《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66页。 (20)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 (21)《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9页。 (22)如果其依据是《年谱》或南序，就陷入了循环论证。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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