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化为背景的中国哲学建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43 《学术月刊》(沪)2007年3期 佚名 参加讨论
景海峰 就中国哲学内部而言，承认中国有哲学和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建设，成为了20世纪蔚为大观的新知识体系构造运动和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换的重要方式之一。胡适、冯友兰、冯契、劳思光等，以哲学史线索的勾勒，描绘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图景；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从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层挖掘和现代阐释入手，表达了中国哲学回应西方形式所理应具有的当下意义；张东荪、金岳霖、贺麟等，深入西方哲学之内里又反观中国文化之特点，创造出更接近于西方系统、同时也融会了中国哲学元素的现代体系。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应对西方哲学的挑战，试图在现代理解的基础之上，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叙事系统来。他们所致力的目标是，既能够表现出过去的历史，又可以面对当下的思考，最终成立有别于西方的“哲学”。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哲学的肯定，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态势。除了少数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或者认为中国学术不必称为“哲学”之外，大部分哲学工作者都接受了中国哲学的说法，并且习惯性地运用之。这种“承认”的背后，大致包含了以下四个共同的理据：一是认同于现代学术制度化、大学教育科系化、学问研究专业化的既存现实，认为哲学是一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有存在价值的合法性知识；二是将哲学看作文化的高级形态、表现文明的精神内核，所以，是否拥有哲学是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也是判定一种文化之优劣高下的重要尺度；三是默认哲学具有的一些基本形式。尽管学术界在这方面存在着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各派力量和具体学说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张力，但这一点仍不失为构成某种共同致力的建设目标之基础和着力营造业内气氛的重要前提；四是相信中西方文化可以交流和会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比较和借鉴当中，中西方思想可以达致某种基本的共识，乃至走向全面的融合。 中国哲学的成立，显然不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呈现。按照传统的“六艺”之目、“四部”之分，或者儒、释、道三大家各自系统内部的处理，都不可能生长出今天这样一种哲学形态来。从总体上说，中国近代的学术和知识系统主要是参照了西方的范式，尤其是在学科形式上移植了西学近代的分类方法，将中国学术的固有系统完全打散，重新配置其内容到新定名的各种知识门类中去。在这个调整和转换的程序里面，中学是需要被一一查验和选择的，需要寻找到适当的对应性。有些内容何其相似乃尔，对号入座，殆无争议；有些相去甚远，可以不予考虑；而有些则并不那么分明，在两可之间，似与不似，难下决断。更为重要的是，中学的特性和知识目标本来就与西学相异，简单比附，难免产生乖谬。就哲学而言，经部、子部最为相当。经部以《周易》、“四书”为标准，子部以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为首选。所谓“《周易》发明阴阳消息、刚柔进退存亡原理，为哲学正宗。《论语》、《孟子》、《孝经》乃圣贤语录，其于人伦道德及治国平天下之术，三致意焉，故亦为哲学。《礼记》，丛书也，半哲半史，析而分之，各有附丽，若《大学》、《中庸》、《礼运》及《内则》、《曲礼》等篇，皆哲学也……”①诸子之道、墨、名、法，理学之程、朱、陆、王，那更是不在话下了。但《周易》、“四书”全是哲学吗？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全为哲学吗？这些内容，按照哲学之模式能够全部涵盖得了吗？又，被摈弃在外的那些内容就和哲学没有关系了吗？像佛、道二教，先是划为宗教，与哲学分灶，后又经过哲学化的处理，部分地容纳于哲学之中。而要打破儒家独尊的地位、改变传统学术之格局，又不得不考虑“扩容”，即把很边缘的人物和材料不断地拉入到哲学中来。这样，中国哲学的边界就始终漂移不定，它的面貌也就很难清晰化。所以，除了“依傍”和“仿照”的形式之外，中国哲学到底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根本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追问，当然包含了很多层意思，而材料化、“分而制之”的方式，以及靠这样的办法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能否成立等等，这些无疑都是问题。 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我们就会发现，其意指与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哲学的概念在西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有定规，并无统一的定义，所以不必在意以谁为标准的问题，中国哲学天然合法，不证自明，这样“依傍”之说也就无从谈起了。实际上，作为一种系统化、体制化的叙述模式，中国哲学的建构背景是和西方近代学术的制度化机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现代学科的建立，自身就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就学科形式而言，哲学显然不是指古典形态的自由无拘的思考，也不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容纳了各种知识的母体系统，更不是返回到思维活动的原初状态，而是经过了近代科学实证化的严峻挑战和学术专业化的根本洗礼，最后被压缩到一个有限的空间，在高度格式化的场域之中进行着某些规范性的操作。麦金泰尔(A.MacIntyre)指出：“将‘哲学’概念几近专断地限定为大学中的体制化活动，是现代世界的社会现象之一，它根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苏格兰、德国和法国，在美国的当代文化中获得登峰造极的体现。”②显然，这是一种特定的哲学，不是一般泛称，而是意有专指。按照麦金泰尔的概括，这类哲学大致有以下的四个特征：一是在运用逻辑和概念的技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和专业水准，形成了所谓“专家系统”。这些专业化学者的工作被社会体制所认可和接纳，确立起了普遍的权威性，并且通过学科的控制和课程的操纵等，来不断强化某些知识理念并祛除另外的一些论题。二是它成为一种规训化的知识，成为一种可以经过某些程序操作和练习积累就可以达到的技能，而这种训练是定向的，有固定的模式和渠道可以遵从，只要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就可以了，从而也就构成了某些连续性的周而复始的运作和模仿性的不假思索的程式。三是在方法、技巧以及能力评估上的高度一致，确保了学科范式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四是在这个系统内，个人的喜好乃至个体信念的匮乏，从业者超哲学立场的承诺是不受欢迎的：“这些意识形态世界观是不会得到学院哲学支持的，它们之所以被允许进入哲学，是由于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论题能够以一种零碎的方式支撑哲学界公认的问题。”③正因为如此，麦金泰尔认为这种学院派哲学的进步和变化，“仅仅表现在技能、方法和概括问题的技巧方面”④，除此而外，并无目的性和“整体方向性”可言。现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它的学院化形式，实际上也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仿照”和“靠拢”的过程。其学术体系的规范化和表达形式的流行化，正是借助了学科形式的建立和完善，借助了不断强化的规训化的知识传递手段和体制化的学术运转方式。 这一知识系统的建构是和整个社会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深地受到了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在分析西方近代文明(资本主义)被“普遍化”的过程时，主要举出了三种机制：一是社会科学的制度化；二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三是运动机制。正是通过这些体制化的东西，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和具体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普遍化的效应，从而完成了其对非西方文明的“文化殖民”。社会科学的制度化主要表现为，在学科结构的建立上，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在的生产结构，产生出大量的文献：“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⑤中国哲学的建构，经过了一个与自身传统相剥解的过程，经历了与原有的知识体系彻底脱钩的痛苦抉择。正是在仿照西方形式的前提下，它才得以不断地清晰了“自我”的边界。在学科制度化的要求下，它一方面尽量地清除掉那些不合乎“普遍哲学”规格的内容，把自身从原属民族文化语境的特定情景之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又时时注意到与中国的史学、文学、政治等相邻学科的区别，在不易分割的原料当中，进行着小心翼翼的“挑拣”和“撕裂”。这样，在中国思想的整体性被解构和漂散化的过程之中，西方的价值和形式也就同时被有效地带入到新的表达系统里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谋求现代性、具有了普遍化的学科形式的同时，中国哲学也就在本质上含有了西方化的色彩，甚至于可能成为戴着中国面具的西方式哲学。正像萨义德(E.Said)所说的：“这些创建者们的工作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和一套观念体系，这些观念体系自身又可以产生一个学者群，其谱系、传统和雄心既为这一领域所独有，又能为普通公众所接受。”⑥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近百年来历尽艰辛的探索，中国哲学得以成立和延续，它的学科地位的奠定和合法化的依据，也就全都包含在这一系统化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机制当中了。 着力于揭示中国哲学建构的制度化背景，反思这一因素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实质，祛疑解惑，大有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背景的考察，可以把现代性批判的话语和问题意识引入当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当中，深化中国哲学研究的内涵，拉近我们与当今世界的距离。绵延了四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创造出无数的价值观念和现代系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法和行为模式。在现代性的销蚀和濡染下，中国文化也越来越远离了自身的传统，过去的历史已逐渐成为恍惚如梦的遥远记忆。中国思想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裂散化的过程，原有的体系被彻底打破，存在状态逐渐地碎片化和材料化了。而在重新编织的各种叙事系统里，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追求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甚至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当中时时造成莫名的紧张感和压迫感。在这一断裂状态的强固化和持续化的背后，显然有一套制度化的机制在起着作用。这种制度建构的长远影响和所带来的后续问题，可能要比各种观念、学说和思潮本身的传播与流行来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当在清理之列。这将对总结百年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近代命运，理解“中国哲学”之叙事系统何以有种种的“曲笔”乃至于乖谬，都大有助益。 注释： ①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第11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②③④麦金泰尔：《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第160、161、1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⑤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第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⑥萨义德：《东方学》，第1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责任编辑：admin) |